“因自然保護區而移民，我安排到織造廠綢部。
“端午節晚上7：15，打手在老板的車駛過後闖入，問誰攔車，我答不知，眼眶遭拳擊，冒出金星，腰部又被重擊，倒地，改為腳踢。一位工友將我拉開，逃出，躲在家中，用電話聯係關強水，撥打110，40分鍾到達。
“到醫院，隨便檢查，7月8日X線透視，不全骨折。
“打手隻處理我們抓住的1名，共同犯罪，應懲治同犯。一位領導表示，以黨性擔保，打手要抓，職能部門說抓不住。
“起訴，我與徐二秀各出1000元，其他5人各200元，請外地律師，不敢出庭，他夫人在某局上班，有顧慮。8月10日隻判1人，平不了我們心，我對宣判刑事庭副庭長說，老板先死，她後死。上訴中院，調解，我不服，不簽字。
“打後，我病假3個月，隻針對此而獲賠償0.45萬元誤工費，其他5人各200元左右。
“此後打工，在一家綢廠3年，廠方不繳養老保險費。2007年至此，7月才繳，工資50元/天，工作28天/月。
“現在，天氣變化眼角傷痛，肋骨也會陣痛。”
我感謝他抽出時間接受采訪，打聽關立邦的工作地點，他指明在同一工業區的處所，我朝著他指點的方向走去。關立邦正在工作中，希望我在晚間到住宅找他。晚上7：30踏入他的家，他正在用餐，妻子先聊：
“我1980年以農民工身份進廠，1987年轉為合同工，2000年到期，廠方不續簽，補償按工資的70%計算，得數千元。下崗後到處打工，今在超市，42歲的人不知能否長期被雇傭。”
關立邦吃完飯，他成為主角，從端午節開題：“那天散步回來，見徐二秀倒地，我撲下保護，打手對準我的眼、腰用力，立即昏迷。腦部大腫，六七天後才消退，現在一疲乏就充血，視力衰退。得到200元錢，充作賠償。
“司爐是我的本行，廠方規定將化工廢水拌在煤中焚燒，嗆人。2001年10月25日，外人來參觀，打聽情況，我講有毒。次日調離崗位，轉到傳達室，呆二三年，工齡買斷，不安排上班。
“在其他廠鍋爐房就業，沒有養老保險，從此中斷。”
他妻子插話：“2007年他妹出資繳養老保險，不繳足不能提前退休，斷檔要到60歲。”
順便提問守廠決心，他答：“8年抗戰，要堅持，老板巴不得我們熄火，不上班也去坐坐。”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次事件的背景，可以從柳木花的談話中獲得：“2004年5月26日，我去上班，見工人擁擠在一起，原來是看布告，次日要停廠。晴天霹靂，我們一起討論，決定上訪。150多人開始行動，政府決定恢複生產，給大公集團施加壓力，老板暗中盤查領頭人，醞釀端午節事件。”
穆秀歌另有現身說法：“端午節前，老板爭取在6月停廠，拉攏職工，多次請一位姓陳的職工吃飯，呼‘陳兄、陳兄’。陳說沒有5萬元，休想打發。老板在楊恒歲家打撲克，我們唱《國際歌》，觸痛老板，他剪斷路燈線。工人更火，小夥子撕他的撲克。老板將父母從廠區撤出，作好端午節動手的準備。”
關強水說：“打手隻拘留15天，我抗議，不能援引公安條例，應按刑法共同犯罪處置。打手再次入獄，改為半年徒刑。”
4 醫藥費大家湊
織造廠護廠對抗的事最為轟動，早有所聞，我將目標鎖定在受傷人身上，專題采訪。
2008年1月19日，我進入宿舍區，向章守真請教阻止搬運機器的親曆記，她客氣地讓進屋內，與我聊開：“2004年12月9日，大公集團雇工拆運機器被勸回，一位副總經理阻攔汽車倒退，在我們的強製下才開出。這批民工向老板索討工資，不給。
“13日，我廠綢部轉到大公集團的工人加入對方的隊伍，對方要運走原來拆下的機器，被阻止，他們進入車間拆卸，女工坐到機器上，被拖下扔到一邊，強行拆運，我站在門邊，腳被軋住，他們仍喊‘一、二、三’，齊力往外拉，我倒地，幸虧腳穿軍用皮鞋，厚實，沒有發生骨折。
“我們燒火堆，對方也來烤火，解釋說沒有辦法，要吃飯。
“我10點受傷，大公集團不管，入夜，工友送進醫院。
“這樣的經曆，上戰場也會去。”
她提到受傷的還有章保化，住在樓下，我問章保化此事，他說手破綻，縫3針。
1月20日，采訪吉銀鸞，她主要談一點事給我聽：“對抗那天，對方分麵包，我不讓他們安寧，搶食，副總經理將我推倒在地，我順勢摘下他的眼鏡。”
她還簡略介紹下崗的經曆：“在親戚家打工3年，在家織帽1年，年收入僅3000元，現改為敲打無線電配件，每天從早上6點到晚上9點，還要丈夫從中幫忙。1月800元進賬。”
下午，風雨交加，我在醫院停車場找到桃炎林，他在管理車輛。他說：“我不是織造廠職工，那天代妻值班，文財青站在凳子上拍攝對抗場麵，我保護，被對方拉打，斷肋骨。醫生要求住院，無錢，不能住。”
他妻子在場，也聊幾句：“我全家下放，1982年到絲部，長期浸水，關節痛。今年膽結石開刀，花0.7萬元錢，自己負擔一半。我體弱，下崗後沒有再就業，靠丈夫一人支撐。”
2月16日，電話約定，在吉禾田家麵談，她從多方麵介紹自己的經曆，一些內容為他人所未曾提及，令我耳目一新：“我1986年進廠，一直在繅絲車間。傳言要停廠，我不相信，關門不會偷偷進行。周一到廠，2個繅絲車間黑乎乎的，這才相信傳言。我們找老板，一位副總經理出來，我們問，年齡接近退休，到哪裏上班，他回答說，有話到縣政府去講，別在這裏囉嗦。
“阻止拆運機器這天，我在東大門，聽到南門出事，立即趕過去。我們告訴對方，問題沒有解決，不能裝運。副總經理回答不運走，我不相信。我在圍牆外，鐵柵欄被他們推倒，我倒地，胸被他們踩踏。”
3月11日，接到章保化電話，告知土木發、郟喜璣夫婦在值班室。我第一次聽到郟喜璣跪地敲鑼事，潸然淚下，想采訪但在外經商，無法接觸。我請章保化留心，她回家就通知我。後得到其回來的消息，我立即騎車趕到值班室，郟喜璣先發言：
“我守南門，起初十來人，攔不住對方，十萬火急，奔向放置鑼鼓的儲藏室，取出就敲打，催職工到南門增援。又想東門外有交通要道，人流量大，市民會幫。我跪下，邊敲邊喊：‘快幫忙，要出人命，老板出動很多人！’有些車輛停下，建議我去縣政府。
“敲一陣，站起來沿街敲打，走300米，有人告急，我丈夫被打倒在地。回廠見狀，我心不亂，問丈夫能否挺住，如能挺住到縣政府，他胸被踩，工人抬到縣政府，不讓進，停留在大門口，展示在群眾麵前。
“住院第1天500元，2天後停掛鹽水，我接到單子，交錢，又掛。我到廠，問副總經理在哪裏，見他房門正拉下窗簾，轎車開出，我站到車前，對他說：副總，打架總指揮，現在丈夫住院，無錢就醫，要他支出，不解決車輛不能動。下午3點，派出所來人，說有事可談。我說：搶機器是得力幹將，傷人不管。他們說圍時過久違法，我頂過去，還是打人算守法。下午4點，50多名警察到達，要我到辦公室交談，送副總到廠外，一走了之。
“住院5天，打工的單位有任務，其他人不會幹，為保飯碗隻得帶病上班。
“此前，省委書記下訪，主持人將我們安排在後，無法見到他。縣委書記出，數十位代表下跪，書記說有事找他，下跪當不起。我講多次上訪，為什麼回避，他說這次給他麵子，到縣政府找他。我說相信政府，大家起立。”
“在縣城呆30年，沒有進過縣政府，上訪多次去，如走娘家，一點不怕。”她敲著桌子說，“黃花姑娘到廠，很本分，現在目空一切。”桌子敲得很響。
“一次次事件後，心已碎。
“不光工人損失，老板自作自受。‘大公’的一處房地產開盤，老板講500萬元給職能部門的人，如給職工，商品房早已開發成功。此時在端午節事件後，職工見他露麵，人越來越多，他急忙打手機，招呼小車到，逃出。如再呆，他走不了，會變成出氣筒。”
說到此，她因父親生病，趕回照料。
妻子走後，土木發接過話題：“我接到電話趕來，對方人很多，在搶機器，踩倒女工。此時1位女工可抵擋3個男人，力氣不知從哪裏來。我衝上去，被撞倒，爬起來衝到牆內，又倒地，踢我的人很多。隻有一個念頭，保護財產，保不住，工人有什麼用？要吃飯，不得不挺身，那種場合已不要命。
“左肋骨裂開，傷膏貼1個多月，皮膚腐爛。醫藥費大家出，至今沒有處理。”
我問如出事，還有那股勁嗎？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敢，人總是要死的，有這種經曆，打鬥已無所謂，上戰場也不眨眼。我在上訪時講，如我死，頭割下，送到最重要的地方。”
一個主題結束後，他附帶陳述拆除廠區高煙囪一事：“有關部門認定煙囪傾斜，要拆，同時拆除南麵廠房。我參與談判，帶他們到現場，有空曠的綠化帶，可實施定向爆破。另一方案是頂端斜10米，可爬上人工拆。房一拆，到處拆，我們守護工廠將陷入被動。最後方案是定向爆破，免除我們的心病。”
關於強強碰撞的內容，存在於其他人的口述中，現附記於後，便於集中把握。
采訪柳木花時，她說：“4月停廠，三十來人順從老板，轉移到工業區，他們有時暗中運設備，曾被我們發現。我們在端午節事件後開始連夜值班，守衛自己的工廠。
“恢複生產僅維持4個月，到9月終於關門。此月雇傭民工拆機器，我們聞訊集中，誠心規勸，他們退回。
“12月13日，消息傳來，他們再度拆運機器，我們五六人在外巡邏，見2輛車從大公集團原址方向駛來，又接到電話，大公集團辦公室人員湧來。觀察現場，有來自大公集團原址的鎮幹部、當地的街道幹部和社區工作人員、民工六七百人，外圍有公安人員。我廠300多人護廠，其中有退休工人，職工不能到場家屬替代。
“我們嚴厲約束自己，寧可自己傷，不能動拳頭。大家坐在地上，女工在前，男工在後，機器運出，必須通過我們身上，我們用身子捍衛工廠。大公集團的一位副總經理全權指揮，大聲呼叫‘打，打！’我們數人受傷。入夜，職工家屬前來增援，附近的農民也來旁觀，聲勢更壯，拆機器的民工仍在車間裏對峙。深夜11：40對方在縣政府領導的帶領下，從車間撤出，結束對峙。
“工友說，這樣的場麵領教過，讓他們再來吧！”
采訪柳智芬時，她描述另一場景：“我廠向來以東門為大門，結果守南門的呼喊強盜來了，我們湧向那裏。女工邊跪邊哭，阻攔汽車裝運，攔不住，著地坐。深夜，天寒，對方發羊毛衫和麵包，我們在外燒火取暖。我們向民工說明原因，他們認為處理不當，同情我們。有的甚至說，這樣的事發生在他們那裏，老板被誰打也不知道。周圍的老百姓也罵土匪、強盜，有一人站出來幫工人，被推開。”
任銀花從自己的視角述說：“雙方推推停停，整整一天，一點也沒有運出。我們用鐵柵欄阻止，對方撞來，我們一起倒地，手臂被踩傷，脫皮的人很多。丈夫要去拚命，我堅決攔住。此後，縣政府發出通知，事情沒有解決前，一草一木不可動。但仍有人來偷機器，被發現，那人逃到屋頂。這次是一生中最激動人心的，過去一提起就落淚，講多了，才當平常事。”
楊恒歲告訴我：“退休工人手挽手，薑還是老的辣，他們的作用很大。圍牆被對方推倒，我們用人牆替代。”
關立邦說：“婦女理直氣壯地宣告，要搬機器從身上通過，不料真的會踩過來。對方揚言無論如何都要動，我們回答無論如何動不了。我摔倒在地，褲子拉破。”
工人為此事不斷上訪，2006年11月23日，派出所的答複如下：
接到報案後，立即展開調查：大公集團在搬運機器設備的過程中，遭到300多名職工的阻攔，雙方為此發生衝突，在衝突的過程中，雙方沒有發生打架的行為，隻局限於相互推搡，吉禾田的傷勢是因為在推搡過程中摔倒在地後被人踩傷，章保化的傷勢是因為在推搡過程中撞在機器的三角鐵及牆上造成的，章守真的傷勢是因為在推搡過程中被機器壓傷了腳，桃炎林是因為在推搡的過程中被機器撞傷的。因此，該事件屬於大公集團與集團原職工之間的糾紛，應該在雙方自願的情況下協商解決，或者通過司法途徑解決。
5 露馬腳的小聰明
2007年8月31日，入戶采訪供銷社女工，她的丈夫華雅亮在家，他先與我聊織造廠的情形：“2004年5月26日上班，車間門上鎖，宣布絲部遷到皖南，不服從的自動放棄。隻去一二人，後來返回。職工反對，要求另作安排，廠方臨時購入20台機器，在本縣工業區開張，至今機器未付錢。
“三十來人響應，廠方沒有投入資金設備，靠加工維持，原料也是他人的。沒有食堂，自帶飯菜。沒有雙休日，沒有職位的月薪800元，還要自己繳養老保險費。
“工業區的管業生產線已出賣，土地也脫手，下月我們將下崗。本部關門時，廠方說要將企業維持下去，現在又停，我們要求繼續辦廠，如果不管我們，要上訪，市一級也去。我已57歲，到哪裏去上班。據判斷，我們27人，會像2004年的本部職工一樣，1年1月的工資補償，稱為安置。
“我的住房未裝修，因要開發房地產。現在心態不一樣，拆後要回遷，用現房調換，原70平方米加到100平方米。職工住房220套，有的已出租，等待開發。
“昨天去見一位副總經理，他說老板身旁有人拍胸脯發誓，不必理睬工人。他們不把工人當人看。”
他的女兒在場，要求我處理談話內容，不然得罪人；又強調不能出現父親的名字。
11月2日，在高校宿舍管理處找到郜翔，她45歲，向我介紹說：“我1984年進廠，1989年轉為合同工，此時開始計算工齡。1996年簽訂10年合同，2001年改為臨時工，2004年9月要遷皖南，工人反對，轉向本縣工業區，我列入上班名單，但工業區僅搭臨時大棚，不可能生產真絲，我沒有去。
“擔任過檢驗員，1997年到日本學習近半年。設備全是日本進口，準備車間的拆運到工業區，閑置而爛，留在本部的因關門遭受同樣的命運，令人心酸。”
2008年1月14日，我與柳木英電話相約，到她上班的地方麵談。一見麵，這位49歲的女性就說感謝我，我從來沒有聽到這種聲音，一臉疑雲。她解釋說，到值班室采訪，是一種鼓舞，說明社會上還有人關注我們。我很興奮，在和諧的氣氛中聆聽她的述說：
“1998年4月召開職代會，代表100多人，民工多於正式工，車間主任以上人員列席會議，分組討論時，存在不同意見，車間主任做工作，不兼並發不出工資，工人以為有工資就行，管他怎樣操作。討論後派1人彙總意見，我以為表決不會通過，結果僅1人舉手棄權，1人反對，大家將目光對準敢於反對的我。1個月後，一位電工說，看來還是我有理，今後多事。
“2001年9月的一個星期天下午，突然接到通知，要工齡買斷，下周一簽字，連上訪時間也沒有。有些職工見廠景如此，工資低，我丈夫480元/月，以領錢走為上策。按照通知，取錢的，不續簽合同，不取的續簽，我選擇取錢。
“2005年5月上訪，要求‘大公’補繳2001年10月至2004年9月的養老保險，支付經濟補償費，在有關部門的幹涉下，‘大公’隻得照辦，但要返回已經領取的失業金和‘兩金’補貼。我們不領錢，保留與‘大公’的關係，可以繼續磨下去，但‘大公’將1年1月工資補償打入我們的工資單，強迫接受。
“上訪、應對受傷需要一筆錢，工人湊攏，1人專管，賬目公布。
“一位工友在外就業，衣服破舊，門衛當作小偷攔住，他的宿舍在內，強行通過，被門衛毆打，我們200多職工趕去，壓倒對方。
“有些雙職工下崗後中止養老保險繳納，有一位到‘大公’景區當保安，不繳保費。他妻子脊椎有病，找不到工作，一家人不知怎樣生活。
“兼並後，織造行業未造1房，未進1台新設備。”
1月18日，我來到一家工廠，要采訪房木泉，這是關強水開列需采訪人之一，他是織造廠的主辦會計，我認為不是合適人選，關強水堅持他的主見，我不妨一走。他的經理室無人，一位50多歲的男子出現時，另一對在等的男女迎上去，共同走人經理室，我斷定他便是房木泉。我一直等到男女結束公幹出來，才去見他，他從計劃經濟的經營談起：
“職工最多時達1500人，民工占一半，他們上一線，正式工調二線，工資要拿，活要輕便。一家人醫藥費一人承擔；煤氣專人管，發補貼；水獨立供應，浴室利用暖氣，象征性地向工人收費；辦幼兒園、食堂，擔當社會職能。大學生到國企，比機關工資高，到組織部報到，擁有幹部身份，廠長與行政幹部級別相匹配。”
我感到新鮮，發出“噢”的疑問聲。
他立即扔過幾句：“這點不懂，還能寫改製這樣大的課題？”
我沒有想到他的話如此尖刻，隻能加以說明：“未曾在企業呆過，套路不熟，所以要請教行家。”
他沒有將我判為死刑，作為兼並的當事人還必須交代清楚一些事情，尤其是麵對一個以存史為己任的人，他繼續原話題：“省級大型的絲綢聯合廠也倒閉，適應不了形勢。我廠麵臨蠶繭漲價的局麵，陷入困境，不盡快尋找出路，一拖，無飯吃，就要鬧事。這種廠，再過幾年，無人敢踏進。當時隻看到這一步，現在看來資產增值5～10倍，誰都想投資。不能用現在的眼光看過去，事後都是諸葛亮。
“‘大公’不出一文兼並我廠，協議保證工人身份不變、勞動合同有效。土地增值，要改為房地產，清除職工，職工造反。我同情他們，這一代人必須作出犧牲，失去鐵飯碗，年紀偏大，沒有技能，再就業困難。過去拿得少，土地增值，卻與此無緣。
“工人有時觀念落後，出0.5萬元股金，不願意。現在發財的，難道撿的嗎？”
1月21日下午，采訪穆秀歌。因她丈夫下崗後去世，工友很同情，指名調查。她在一家節能燈廠管理財務，客氣地聊起來：“丈夫患肝炎，兼並後二三人的活1人幹，他在綢部拉貨，重數百斤，吃不消，退出。感到身體不適，在家休息，2005年1月病情轉重，9月去世，欠債4萬多元。
“我在絲部擔任檢驗員，到2004年工資仍300元/月，還要自繳養老保險費，生活困難，利用一樓的住房開設茶室，工廠關門，茶室也關，失業1年之久，到商店當過營業員。
“老板設法趕走老工人，有能量的都走，沒用的留下，上訪會說的人不多，我還算會講一點。
“我廠正門原在北麵，旁有廁所，老板認為不祥，改到南麵。北門2間房安排2人自謀出路，廠區一塊空地2人種植，自謀生計，他們體質不強，老實巴交，廠方要付養老保險費，趕走清爽。
“絲部先關門，老板講這批老娘們，打一頓就解決。
“老板安排工人到皖南，同工同酬，皖南的工資低，我們家小在此，不會去，但他有理由說安排不去。職工起哄，政府調解，老板感到勢頭不對，改為安排到縣工業區。一位工友上訪十分積極，被收買，讓他先去管理設備，他們拆除綢部的一些機器。
“絲部普通職工安排到工業區30人，我也在其中，隻有1人去上班。車間主任看穿實質，認為是應付政府，給人已作安置的印象，她堅決不去。另有幾位營銷員到工業區，卻沒有營銷業務，各奔前程。複搖車間主任、選剝車間主任、絲部辦公室主任到工業區派不上用場，留在家中拿工資
“關門時172人，如果為每人支付1萬元補償，說旬中聽的話：1萬元是生活費，作為找工作的開支，大家拿了就走。工作二三十年，連份像樣的通知也不貼，真氣人。
“停廠後，老板開發房地產，第1期工程占用球場、醫務室和食堂，他以為管理部門擺平就行。這些非經營性土地，用於職工安置，用途改變，激起民憤。
“絲部的職工職業病明顯，一遇天氣變化，要發水泡，關節痛，現在得不到補償。”
楊恒歲是皖南工廠的見證人，談到如下經曆：“皖南的一個絲廠有8組自動繅機，規模與我廠差不多，大公集團在當地貸款千萬元買下後增加2組。如趕走當地人，接納我廠職工，是不可能的。絲廠旁有一個蠶種場，老板想將我廠綢部的人安排到這裏。”
我問他為什麼皖南絲廠的情形這樣熟，他回答每月去一次。
他繼續往下說：“遷址皖南，超越兼並協議，工人無法接受，改為縣工業區，同意的簽約。工人認為是圈套，不響應。我的工作從管設備改為食堂，遷就被人看扁。
“我們絲部儲備的繭子大量存在，聽說要關門，沒人不反對，但老板拉閘停電，迫使停工。我們找副總經理，要他解決，他聲稱去見老板，我們知是金蟬蛻殼，圍住他，從上午8點到下午4點，仍趁機逃出。任銀蓮打電話到縣政府，告知停廠，5月28日上訪，恢複生產，數月後又停。”
6 不會放棄
2008年1月3日，作客時遇到一位40歲的婦女，說剛從織造廠值班回來。我問她，至今沒有良好結果的跡象，拖二三年仍是這樣，還會去值班守候工廠嗎？她回答已堅持數年，不會放棄。
1月12日，走進下崗工人的值班室，實施蹲點采訪，體驗現場氣氛，很幸運以上提到的這位婦女在場，他們沒有將我當作某種利益的“代理人”，後來關強水光臨，氣氛更加融洽。隆冬時分，六七人圍著火爐，煙霧繚繞，時有工人進出，人氣很旺。我請教坐在對麵的邵銀富，一位接近退休的人，他告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