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國哲學研究的主要方法論而言，直至今日，如分析方法、歸納方法、辯證法等，都還帶有強烈的自然科學色彩，上述種種研究方法在當今的人文學科研究領域內仍然是支配性的、占主導地位的研究方法，其作用真是無可估量。舍棄了這些方法，好像誰也無法從事學術研究。
當然，誰也不可否認，這些研究方法確實具有巨大的優點。但是理性卻明確而清晰地告訴我們，任何方法在具有其不可否認的優點之外，也必然帶有本身不可避免的缺陷或不足。那麼上述的這些方法論究竟具有什麼樣的缺陷呢？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使我們不難發現這些方法的共同缺陷在於，它們都不得不借助於語言、概念或語詞對研究對象做外在的、形式的、零打碎敲的研究。這樣的研究越係統、越深入，也就越具有形式化的特點，於是離實際存在的事物也越遠。也是在這樣的方法作用下，對象與研究對象的主體打成兩橛。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的研究方法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客體的某些屬性，但我們卻不可能通過它們真實而全麵地達到或直接進入被研究的對象。
尤其是以這樣的方法來研究人內在的精神生活、情感生活和信仰世界時，我們會覺得自己簡直是在盲人摸象。所以19世紀中期以來，以心理學、生物學、人文學科等學科為背景的哲學家試圖拋棄上述的研究方法，而提倡直覺方法，認為此種方法能夠引領我們直接走入研究對象的內部，對對象做全麵、深入、係統、直接的體悟或直接認取。尤其是要進入形而上學所追求的那種最高境界並進一步借以實現自己道德理想的研究者，就必須訴諸這裏所講的所謂的直覺或直覺方法。或者可以更進一步說，直覺本身在此已不止是一種方法，而就是一最高的道德境界。就中國現代哲學而論，有的中國現代哲學家如賀麟就積極提倡這樣的看法。
更為重要的是，由於受到西方生命哲學的影響，20世紀20年代以來有些哲學家已經自覺地意識到中國傳統哲學的方法不同於西方哲學的分析方法。如果說西方哲學是以理智的分析的方法為主的話，那麼中國哲學的方法顯然與此不同，所以梁漱溟等人認為如果中國傳統思想有自己的方法的話，此種方法應該就是直覺方法。受梁漱溟的影響，此後的熊十力、馮友蘭、賀麟、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等都積極地提倡此種直覺或直覺方法。其他如張君勱、錢穆等人也十分重視直覺或直覺方法。
當然我們必須認識到，直覺方法不是萬能的，直覺必須與科學的或分析的方法結合才能在思想、哲學的研究領域內發揮積極的作用。加強對中國現代哲學直覺論的研究有益於我們促進直覺方法論逐步得到提升，也有益於我們進一步運用此種方法推進生命哲學的研究，促進道德學科的發展，以期在人生哲學思想的研究領域取得更大的成績。
加強中國現代哲學直覺論研究還有助於我們更進一步地推進中、西、印文化和哲學的比較研究。因為中國現代哲學中的直覺理論從其來源上說，既有中國傳統哲學的思想資源，也有西方康德，尤其是柏格森直覺思想的巨大影響。當然印度的唯識學也對其有過影響。如梁漱溟的直覺方法或思想就是柏格森、唯識學和儒家等諸家思想方法的融合。熊十力的直覺方法也可以說是儒家思想方法和唯識學方法的自覺綜合。所以在研究中國現代哲學直覺論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理清直覺思想的來龍去脈，從中比較研究中、西、印直覺論的異同。
要真正看清楚中國現代哲學思想中關於直覺的種種論述，我們首先就必須了解中國傳統思想的特色。而要達到這一目的，我們就不得不將中國傳統思想與西方古代哲學思想，尤其是古希臘哲學思想及其方法論做一番大概的對比。通過這樣的比較，我們就能清楚地看出中西哲學思想傳統走的路向是很不同的。這樣的對比也能使我們理解中國現代哲學思想中直覺或直覺方法的來源、自身的特征及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