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簡史》reference_book_ids\":[7316032492929027083,6926351754959260685,6906472769953729550,6935663904794135583]}]},\"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無論是人物、流派還是專題，中國現代哲學研究均已達到相當水平，研究成果頗為豐富。如，中國傳統哲學與現代化的關係曆來就是中國現代哲學研究的重頭戲，這方麵的研究碩果累累，尤其是關於新儒家思想的研究成果，幾乎是目不暇接，時有新著出現，數量頗為壯觀。又如，西方哲學在中國發生過或大或小影響的流派，如馬克思主義哲學、進化論、實在論、現象學、實用主義、分析哲學、後現代主義、基督教哲學、康德黑格爾哲學、存在主義哲學、解釋學、現象學等近二十年來也都有不少研究專著出版，研究也相當深入。如此等等。
但是，使我們感到頗為遺憾的卻是，關於中國現代哲學中的直覺論卻很少有人專門做過比較係統和深入的研究。有的研究著作雖有涉及，卻也輕描淡寫，一筆帶過。這一研究現狀與直覺論在中國現代哲學曾發生過的重要作用和產生過的巨大影響是不相稱的。其實，我們隻要稍加注意，就能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現代哲學家雖然重視辯證法、分析方法、歸納方法，但是由於他們與生俱來的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情結，他們的內心深處似乎更鍾情於直覺的方法，因為中國傳統思想所強調的悟或體悟或體驗等畢竟與現代意義上的直覺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頗為複雜的關係。
眾所周知，20世紀20年代梁漱溟為了凸顯中國傳統文化與哲學的現代價值曾經高舉起直覺論的大旗，認為中國傳統哲學走的就是直覺主義的思想方法路徑，直覺論要高於西方的理智或分析的方法。正是因為他的大力提倡，直覺論在當時的中國思想界、學術界曾一度產生過較大的影響，不少年輕人響應著梁漱溟的話語，竭力倡導這一很難解讀的直覺論。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幾年之後，梁漱溟本人也不再談及直覺論這一他本人曾經熱衷的話題。
後來的馮友蘭在其《中國哲學簡史》一書的末尾也清楚地指出，分析的方法或用他自己的話說“正底方法”隻能帶領我們走到哲學殿堂的大門口，而要達到哲學的頂點或最高境界卻似乎隻有借助於“負的方法”。而熊十力建構其哲學思想體係的方法就是直覺的方法，而自覺地排斥所謂的科學的方法。賀麟等人則試圖將直覺方法與辯證法、分析方法結合起來建構哲學方法論係統。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如牟宗三、唐君毅等則進一步認為，唯有直覺的方法能夠引導我們進入道德理想的境界。可見，加強中國現代哲學的直覺論研究有助於全麵、深入、係統地推進中國現代哲學的研究，使中國現代哲學的研究走上新的高度。
不過，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我們此處所謂的直覺方法在中國現代哲學家那裏有不同的稱謂。梁漱溟高揚直覺或直覺方法，後來改用理性。當然他所說的理性與西方哲學所謂的理性截然不同，卻與他早期的直覺頗有不少相同之處。馮友蘭將與分析的方法或正的方法不同的方法稱之為負的方法。而在熊十力的思想深處是排斥科學的或分析的方法的，因他想要真正把握的是內在的“真的自己”，所以他的方法可稱之為“真的自己的覺悟”。我們現在可以清楚地知道，他所謂的“真的自己的覺悟”的途徑主要的仍然是直覺或直覺方法。又比如唐君毅的哲學思想體係中，此種直覺方法也有著不同的稱謂，這就是他所謂的“超越的反省法”。方東美早年就曾對柏格森的直覺思想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後來的哲學思想研究慣用的途徑主要也是與科學途徑不同的所謂的“人文途徑”。當然，像牟宗三等哲學家卻是直接用“智的直覺”來申說自己的哲學思想方法的。雖然上述的稱謂很是不同，但我們不能否認的則是，這些不同稱謂的指向卻是相同的，即它們都不約而同地指向直覺或直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