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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延明在《北宋元豐官製改革論》一文中將這次改革施行之後暴露出的弊端總結為：“第一，中樞機構行政效率明顯降低，反而不如以前上通下達之徑直、暢快；第二，新製克服了機構重疊的弊病，又產生了另一種形式的機構重疊；第三，事權分散，互相牽掣，此廢彼興，依然如故；第四，冗官之源未塞；第五，新製流品不別，遷轉太速，助長了僥幸取官的不正之風等。”
不觸及政體本質的官製改革，注定是首鼠兩端、顧此失彼，既要改革舊體製，又要顧及官場的穩定；既要創新，又不能觸及舊根基，這種改革隻會事與願違、事倍功半，越改越適得其反，機構隻會越來越臃腫。
蔡京曾參與了慶曆新政的元豐官製製定工作，對其運作中產生的弊端有著切膚體會。當年作為起居郎的蔡京曾寫下：“殆未足以盡小大相維，上下相製之道焉。豈製而用之者，法未足與守，推而行之者，人未足與明？欲度今之宜，循古之舊，而盡由其長，則事之眾多，且將有迂滯之患也。”為此，宋神宗專門下詔讓蔡京暢所欲言闡述自己的真知灼見。蔡京乃提出：“今設官分職，有相隸之名，而未有相任之職，有相臨之勢，而未有相糾之法。”因而造成“小吏猶豫而不敢行，大吏依違而不肯斷，事至而莫之決，則必受其敝者矣”。
旁觀者清。當蔡京還未身處權力核心時，對體製的弊端和應采取的方法心知肚明，洞若觀火，然而一旦置身於權力中心，才猛然醒悟大智若愚的深刻。官製改革往往是政治生態中最為敏感的問題，它關係到官僚階層在重新洗牌過程中的地位沉浮和權力得失。當蔡京在徽宗年間相權在握，可以一言九鼎、左右大局之際，他才發現，有些現實之事，並非初時理想主義的心想事成。在盤根錯節的製約掣肘下，人不由得變得瞻前顧後，初時毫無利害算計的善良動機，麵對殘酷的現實，完全變換為另一種思維。生存的悖論就是，不是你想不想選擇最好的，選擇的背後是稀缺的自由，而所謂的選擇隻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選擇此時此地對自己最為有利的權宜之計。
蔡京首先麵對的是“員多缺少”，有庸官占著茅坑不拉屎，一個蘿卜一個坑的設置，變成每個坑都有著幾個急廁的人在等候。宋太宗開國伊始，為鞏固統治，在擴大科舉取士的同時，大量錄用功臣官僚子弟。到宋真宗年間，蔭補官員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宋仁宗年間，範仲淹等人的慶曆新政，取消了官員的“聖節蔭補”特權，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日益嚴重的冗官局麵，但也因此得罪了躺在功勞簿上福蔭子孫的權貴階層。宋神宗年間的王安石變法也觸及這一問題，終因無力改變體製慣性形成的積重難返而功虧一簣。耆宿老臣得頤養天年，支持改革變法的新晉得安插重要崗位，於是機構改革越改越臃腫，一套機構改成兩套人馬。為了鼓勵改革變法熱情，濫賜濫賞、突擊提拔的現象時有發生，不斷突破原有製度設計的規定，成為一種體製慣性下的惡性循環。徽宗年間的蔡京改革，以發展學校教育取代科舉取士，學校規模比前朝增大數倍。隨之帶來的問題是，學校結業的新人無官可做，尤其在中央機構，人滿為患。為此，蔡京隻能增加州縣官員的數量。這種飲鴆止渴的做法也引來蔡京兒子蔡絛的非議：“患員多闕少，且立規模之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