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黨爭是集權專製的宿命(3 / 3)

蔡京不無憤慨地回擊說:“我列異黨名單是從元祐黨人那裏學來的。當年呂公著等人執政,編製了王安石親黨、蔡確親黨兩份名單,寫成大榜公布於文德殿,列名者共 77 人,全都被貶出京城,包括我和你叔叔在內,蔡確還死在嶺南。後來新黨上台,自然要以牙還牙。所不同的是,每立一次黨籍碑,人數就增加一次。”

蔡京所言也確是事實。其實熙豐年間,宋神宗與王安石處置變法反對派甚為寬容,司馬光強烈而固執地反對變法,也隻按本人要求,令去洛陽專心寫作《資治通鑒》,事成神宗大喜,還為之作序。蘇軾的“烏台詩案”,雖然後世一直認為是對反對變法派的打擊報複,但不能否認的是,蘇軾反對變法降職外放為官,又寫了許多反對新法的詩文,而正是這些牢騷滿腹的詩文讓政敵抓住了把柄,但最後處理還是很寬大,宋神宗仍然很喜歡蘇軾的文才,有意複用。蘇軾還曾與王安石在金陵紫金山握手言和。

而元祐年間,司馬光等複舊派在高太後的支持下,不僅對元豐黨人不分青紅皂白一概廢棄,把變法人士以蔡確親黨 47 人、王安石親黨 30人榜示朝堂,算是開了清算反對派的一個先河,而且在車蓋亭詩案中,不惜無中生有羅織罪名,並且牽連拖帶,恨不能就此把反對派一網打盡,置之死地而後快。

現在有宋史學家認為:“舊黨集團於崇寧中再遭禁錮,是自我作踐的結果,咎由自取。”

洪邁《夷堅誌》中記載了一則《優伶箴戲》的故事:有一次宋徽宗和蔡京等大臣看戲,一個伶人扮作宰相,坐著宣揚朝政之美。一個僧人請他簽署準許遊方的文件,宰相一看僧人的戒牒,是元祐三年(1088)頒發的,立刻收繳毀掉,還讓僧人還俗;一個道士的度牒丟了,宰相一問也是元祐年間頒發的度牒,立刻剝掉道士的道服,讓他還俗做平頭百姓;一個士人是元祐五年(1090)獲得薦舉,按照對元祐黨人的政策,應該免掉薦舉,負責管理官員的禮部不予錄用,把他趕走了。儒、釋、道都因元祐而沾了晦氣。過了一會兒,宰相家主管私家財庫的官員附在宰相的耳邊小聲說:“今天在國庫,申請相公您的料錢 1000 貫,沒想到撥下來的全部都是元祐年間所鑄的錢,我來向您請示這些錢咱們到底要不要?”宰相低頭想了半天,悄悄對官員說:“從後門搬入。”旁邊的伶人舉起手中所持的棍棒,照著宰相的脊背就打,一邊打一邊罵道:“你做到宰相,原來也是不認人隻認錢!”這個幽默的箴戲,反映了時人對蔡京打擊元祐黨人的辛辣嘲諷。

1104 年 6 月,蔡京嚐到了在清除元祐黨人中排斥異己、網羅黨羽的甜頭。又翻出舊賬,把 1100 年 3 月向太後執政時,應詔直言所上奏折和諫言細查一番,被查者達 582 人。再將元祐、元符黨人與上書中有不慎之言的反對者,合並為元祐黨籍,刪去一些無關緊要之人,尚有 310人,作為重點打擊對象。在蔡京這份新的打擊名單中,有與元祐黨人根本風馬牛不相及的改革派章惇、曾布、張商英、鄭居中等 10 餘人。這些曾是蔡京的同路人,也是革新變法的積極支持者,現在卻都被列入了下一步打擊的元祐黨籍大名單。尤其令人不解的是,這份名單上還列有帝王師徐。徐與元祐黨人並無瓜葛,隻是在修改《神宗正史》第三稿時,於章惇貶官詔書中,有對哲宗皇帝的不恭之語。宋徽宗覺得有些過分,朱筆一揮,劃去了徐的名字,於是成為有零有整的 309 人。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蔡京打著紹述神宗改革的旗號,成為黨同伐異的幌子。所謂置元祐黨籍,無非就是要把他仕途上的一切障礙搬開。

曾布是唐宋八大家曾鞏的弟弟。熙寧變法時,他與呂惠卿是王安石最堅決的支持者,青苗、免役等重要法令都經過他的審議。由此他得到迅速拔擢,從小小的縣令破格提升為翰林學士兼三司使。

宋徽宗親政,曾布回京任翰林學士承旨,章惇被任為左相時,他借擬詔書極力稱美,希望章惇引薦他當右相,但章惇對他很忌諱,隻推薦他為知樞密院。雙方鉤心鬥角,一鬥就是六七年。入內省供奉官閻守懃是曾布的知交,及時地告知皇上的病情和向太後的意向,所以他在端王繼位時,成為擁戴的功臣,並如願以償地獲得右仆射的位置,但他得隴望蜀,馬上又與韓忠彥鬧起矛盾,想取而代之。

曾布並沒有自己的主見,神宗朝,凡是他在皇帝麵前的進言,其實都是王安石的主張。神宗有一次不滿地問,你腦袋上長的可是自己的嘴巴?蔡京對曾布的推薦並不領情。在曾布打算晉升親家陳祐甫為戶部侍郎時,蔡京毫不留情地指責他是用國家的爵祿私贈自己的親屬。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一四記載有曾布的一番話:“近歲奸佞之立朝者,多以元豐之法為不可改。一有議論及此,則指以為異,意欲以羅織善類,又或挾此以遂其私意。”話裏矛頭直指蔡京。蔡京也惡語相向:曾布是個玩弄權術的老手,去年冬一箭雙雕,把我趕到杭州去養老。曾布又是個出色的演員,30 多年來一會兒是新黨,一會兒是舊黨,一會兒又變成折中至正黨,逢場作戲,粉墨登場,自己都認不出自己了,不知自己是什麼人,變得什麼人也不是。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朋黨之爭在不斷揭露政敵的缺陷時,也把己方的弱點暴露無遺。政局上翻烙餅的結果是,爭鬥雙方政治上的破產。

張商英被列入元祐黨人說來更為荒唐。蔡京首度任相,張商英正任翰林學士,他在起草任命蔡京的詔書中,極盡誇讚之辭:“具官蔡京才高而識遠,氣粹而神方……慨念煕寧之盛際,辟開端揆之宏基。弛役休農,專經造士。明親疏之製,定郊廟之儀。修義利之和,聯比閭之政。國馬蕃乎汧渭,洛舟尾乎江淮……經綸有序,威德無邊。”(徐自明撰、王瑞來校補:《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十一,中華書局 1986 年版)蔡京任相後,一度引張商英為黨羽,並委以新設立權力機構講議司的主要負責人。

張商英主張繼承神宗法度,但如果法律有弊病,在堅持立法本意的前提下,應該給予校正和完善,以適應當下形勢。群臣見張商英能夠堅持改革變法的既定方針,而又能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所以讚他為“賢才”,徽宗便任命他為右相。事有湊巧,次日,久旱的大地迎來一場甘霖。徽宗喜得親書“商霖”二字賜予張商英。張商英以持平為施政方針,請求將煕寧、元豐年間的事情編成《皇宋政典》,目的是擯棄蔡京以紹述為名進行的過激做法。

張商英與蔡京兩人政見分歧、漸行漸遠,裂痕越來越大,終於走到分道揚鑣的地步。執法官員石豫,禦史朱紱、餘深秉承蔡京的旨意,尋找口實對張商英進行彈劾。遍尋之後仍一無所獲,最後把張商英在元祐年間所作的《嘉禾頌》找出來,認為張商英在《嘉禾頌》中把司馬光比擬成周公,並且在祭奠司馬光的悼詞中有歌功頌德的話語。於是彈劾張商英“議論反複無常,貪圖財利,希求升官”“元祐初年詆毀先烈”等罪名將其降職,發配出任亳州知府,把名字也列入元祐黨人。張商英對蔡京的做法有一針見血之論:“京雖明紹述,但借以劫製人主,禁錮士大夫爾。”所謂紹述正是他“假以攻元祐正士,網既盡矣,複假以攻異己”的手段。

張商英在罷黜貶謫途中,在一座僧寺見千手千眼大悲觀音塑像,觸動了他神經的痛點,有感而題詩於壁:“靈山會上別世尊,各以願力濟群生。子勿誚我徒經營,手眼太少難支撐。”(朱易安著、傅璿琮主編:《全宋筆記》第四編,大象出版社 2008 年版)自嘲沒有通天的千手千眼,不會看權勢的臉色行事。

蔡京對元祐黨人及元符末上書人的打擊,一方麵是泄私憤施報複,更多的是政治鬥爭、爭權奪利的需要。黨朋之罪成為一個筐,把所有的政敵都可以往裏裝。此類事例屢見不鮮:張庭堅初與蔡京相好,後不聽蔡京調遣,“遂列諸黨籍”,而楊畏則初已列入元祐黨籍,因其“遣子侄見京……又因京黨河南尹薛昂致言於京,遂出黨籍”。

還有《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十二記載:

初,童貫附京以進,既顯,浸與京異,久則抗衡,弗肯下京(不願久居京下)。京嫉之。及貫兼宣撫河北,遂欲專北事,京愈不堪。是歲,貫又上平燕策,謂當分兵撓燕薊,而後以重兵取雲中。上遣承宣童師敏持貫策示京,京第留之……京一日留身,奏曰:“貫徒有虛名爾,無能為也,臣豈不知伐國大事,安危係之,陛下何以付貫?”上意頗沮,京即劾貫前後壞邊事,今又欲開邊釁,小人必亂國。章凡四上,上乃下議,除司空,令致仕而罷所領。

蔡京與童貫這一對昔日狼狽為奸的同盟,隨著時過境遷,因為權位的此起彼伏也翻臉成仇。與此類似,蔡京與鄭居中的爭權奪利,蔡京與王黼的爾虞我詐……今天的情景無不重複著昨天的故事,在朋黨之間,沒有永久的盟友,隻有切身的利益。朋黨之爭從來不可能止息,按下葫蘆浮起瓢,有的隻是綿延不絕的血雨腥風。

《宋史》卷四七二《蔡京傳附子攸》記載:蔡京與兒子蔡攸因為爭權奪利形同仇人。有一天,蔡攸到蔡京府第,進門後握住父親的手,做診脈狀,聽後問:“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蔡京矢口否認,說我身體很健康。蔡攸也不多說,托詞宮中有事就匆匆離去了。蔡攸走後,蔡京對門客說:“兒子的伎倆是想以我老而有病,而將我罷官而已。”

隻要涉及權位,蔡京與蔡卞兄弟、蔡京與蔡攸父子,同樣會不念血緣,情絕反目,以致世人嘲笑說:“兄弟為參商,父子如秦越。”

權杖真是一根魔棒,能把原本的“兄弟如骨肉”演變成“參商不相見”,“上陣父子兵”異化為“秦越相兵戎”。

中國的政治格局,曆來是以官僚製為主體與貴族製的複合體,貴族躺在父輩的功勞簿上吃老本,而士大夫則是靠自己的十年寒窗苦讀贏得金榜題名,進入官場。在這樣一種政治結構中,黨爭便有了極為廣闊的空間。正是在這種兼容性與複合型的政治結構下,兩股勢力的分分合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構成了黨爭盤根錯節的基礎。結黨可以營私,可以改變自己乃至自身集團的人生命運;那些政治精英們,為了自身的建功立業,不可能單槍匹馬,必須結黨才能人多勢眾,要有自己的班底,才能在迎擊敵對勢力的攻擊中立於不敗之地。這就是中國曆史上黨爭不斷的製度性緣由。

蔡京的初心大概也並不想把黨爭搞成如此殘酷,然而一旦置身其中,就身不由己。他晚年寫有一首詩,頗能體現其內心的潛台詞:“一日趨朝四日閑,荒園薄酒願交歡。三峰崛起無平地,二派爭流有激湍。極目榛蒺惟野蔓,忘憂魚鳥自波瀾。滿船載得青嶂重,更掬珠璣洗眼看。”(《與範致虛遊西園詩一首》)蔡京當時已老,五日一早朝。過去與範致虛有過節,於是置酒與之和解,並借園中三峰叢立、兩水相激,比喻各派別間的爭端,願意與不同觀點的人釋嫌為友。年輕時好鬥的頭角崢嶸化為晚年反省中的平和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