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陸佃傳》記載：“近時學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靜退為卑弱，相師成風，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神宗延登真儒，立法製治，而元祐之際，悉肆紛更。紹聖以來，又皆稱頌，夫善續前人者，不必因所為，否者賡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賡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賡之之過也。”
自王安石變法始，宋朝進入了政局起伏動蕩、製度頻繁變動的時期。呂中在《宋大事記講義》卷一《製度論》中、趙汝愚在《宋名臣奏議》卷一一九中、陳敦在《上徽宗乞以四次改更前事為鑒》中，都記載了北宋王朝政局上的動蕩不寧。如呂中所言：“我朝之法自建隆至治平，其間雖有損益，而其大意皆本藝祖之公法，變於熙寧而極於今日。自熙寧以來至今三十餘年，天下之事已經四次更改，熙寧改治平，元豐改熙寧，元祐改神宗，紹聖改宣仁。”
1100 年正月，年僅 25 歲的宋哲宗病死，無子，新君須在哲宗諸弟中擇立。宰相章惇主張依禮、律，當立哲宗同母弟弟簡王趙似，否則當立長弟申王趙佖，但向太後（神宗皇後）以自己無子，神宗諸子皆庶子，主張立哲宗次弟端王趙佶。前朝重臣章惇指出：“端王言行輕佻，不可君臨天下！立嗣關係到國運，稍一不慎，我們就會辜負皇恩，愧對億萬黎民！”
向太後有自己的老主意，不為章惇的諫言所動，“帝倉卒晏駕，獨決策迎端王。章惇異議，不能沮”。（脫脫等撰修：《宋史》，中華書局 1985年版）在曾布、蔡卞、許將等執政大臣的支持下，立趙佶為帝，是為宋徽宗。
宋徽宗的繼位，全憑向太後的幕後策劃和操作。由於擁戴之功，徽宗即位後，向太後“權同處分軍國事”。此時，宋徽宗已經成年，但仍讓渡出皇權，其中既有投桃報李的感恩，還有著宋徽宗更為深層的謀略。《曾公遺錄》中記載了曾布的一番分析：“皇帝踐祚，內外皆有異意之人，上識慮遠，以此堅請太後同聽政，不然，誰冀與為助者？”作為政治家的曾布，可以說是對皇帝的心思揣摩得很透徹。宋徽宗繼位後得知，左相章惇說他為人輕佻，不可君臨天下。這位身經兩朝的執政大臣在人們的心目中頗有威望，做事也心狠手辣，目前仍大權在握，自己今後很難駕馭。宋徽宗隻能借重太後的權威來清除章惇的勢力。據《曾公遺錄》載，向太後多次拒絕垂簾聽政，是拗不過宋徽宗的再三懇求，才勉從所請。
皇上繼位的怪圈，太後起著決定作用。哲宗依靠的是高太後，徽宗依靠的是向太後。新皇帝即位，是極其敏感的時段，往往是政治風向轉變的契機。在此緊要關口，各派政治勢力、各類政治人物必然要使出渾身解數，進行一番你死我活的較量。在向太後垂簾聽政時期，新黨有一種恐慌心理。他們怕哲宗剛剛“撥正的船頭”，向太後會不會像高太後一樣，再來一次天翻地覆？這情形與元祐末高太後去世前，舊黨對朝政的擔心如出一轍。
新黨的擔憂是有根據的：向太後乃宰相向敏中曾孫女。父親向經曾激烈反對王安石的新法，向太後也是傾向於舊黨。向太後垂簾聽政後，隨即任命守舊派、韓琦長子韓忠彥為執政，不久又升任右相，而前朝的左相章惇、執政蔡卞等相繼受到攻擊。蔡卞首先被貶任知府，同時被貶逐的守舊派官員相繼上台。
向太後雖然傾向元祐，卻不持過激的政治態度。她並沒有像高太後那樣，毫無保留地全麵恢複舊製，對革新變法人士趕盡殺絕。向太後對元祐政治的物極必反，以及高太後垂簾聽政的親情決裂，進行了反思。她意識到不能如鍾擺，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向太後的這一導向，形成了宋徽宗親政後的建中之政。在曾布的《曾公遺錄》中記載了宋徽宗厭煩了朋黨的紛爭，希望在用人上走出非元豐黨人即元祐黨人的怪圈：“元祐之人憤嫉煕寧、元豐之人，一切屏斥，已失之偏；紹聖用事者，又深怨元祐之人，故竄斥廢黜無不過當，其偏則又甚矣。今日陛下方欲以大中至正之道，調一兩黨，則但當區別邪正是非，處之各得其所，則天下孰敢非者……”宋徽宗改年號為建中靖國，以示“本中和而立政”，“昭示朕誌，永綏斯民”，采用“折中至正、消釋朋黨”的經國之製。
然而，專製的邏輯慣性不可能停留在某個節點而“持平用中”，隻能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徽宗最終還是從建中靖國走向了崇寧（崇尚熙寧之政）。
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建中靖國初，有前與紹聖共政者欲反其類，首建議盡召元祐諸流人還朝，以為身謀。未幾，元祐諸人並集，不肯為之用，則複逐之，而更召所反者。既至，亦惡其翻覆，排之尤力。其人卒不得安位而去。”李商隱有詩描繪皇權下的官場：“嗟餘聽鼓應官去，走馬蘭台類轉蓬。”時人張芸叟也嘲諷了專製皇權下的官吏任用，以扇架掛壁間之現象，戲題一詩：“扇子解招風，本要熱時用。秋來掛壁間，卻被風吹動。”在專製獨裁體製下，突然貶謫和意外召用常有發生，人事任命充滿了偶然性。
建中之政的象征就是，用在曆次黨爭風波中毅然中立、議論平允的曾布為尚書右仆射，用雖屬元祐派而中和懦弱的韓忠彥為尚書左仆射，左右兼取、兩派並相的格局。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逐惇卞黨人》中記載：“韓忠彥與（曾）布交惡，陰欲結（蔡）京，乃言煕寧故事……”宋徽宗原本的良苦用心是希望左右兩相能同舟共濟，結果兩人卻同床異夢，根本尿不到一個壺裏。經過 30 年黨爭的淘洗，朝中大臣幾乎無不打上了黨派的烙印，即使號稱中立的曾布也不過見風使舵之徒，哪邊風大倒向哪邊。
《宋史·蔡京傳》記載：“韓忠彥欲擠子宜（即曾布），遂引蔡京入來。子宜知之，反欲通殷勤於京。忠彥方遣其子迓京，則子宜之子已將父命迎之於二十裏外矣。”韓忠彥與曾布兩人，出於各自的目的，同床異夢卻殊途同歸，在向皇帝引薦蔡京上不約而同，爭相向蔡京獻殷勤。蔡京回朝時，韓忠彥派其子出都門相迎，而曾布早派兒子出都門二十裏遠迎。韓忠彥與曾布兩相鷸蚌相爭，蔡京從中漁翁得利。
蔡京是黨爭的勝利者，所以得以“金殿五曾拜相”，幾沉幾浮一掌朝政近 20年；蔡京又是黨爭的失敗者，所以身後留下千古罵名。“傾巢之下，豈有完卵。”傷敵一千，自損八百。專製體製下，沒有人可能全身而退，都弄得折戟沉沙。
蔡京的崛起，標誌著建中靖國之政的閉幕和新一輪紹述政治的帷幕開啟。盡管這一輪紹述政治參與者的用意已與上一次紹聖、元符年間的紹述有了很大的不同，與宋神宗、王安石的政治理想更是“馮翼惟象”，隻是貌合，實質早已神離。這類掛羊頭賣狗肉的現象，在曆史上屢見不鮮。
1102 年 5 月，宋徽宗矯枉過正，定下政治走向的調子：“昔在元祐，權臣擅邦。倡率朋邪，誣詆先烈。善政良法，肆為紛更。紹聖躬攬政機，灼見群慝。斥逐流竄，其正典刑。肆朕纘承，與之洗滌……凡所論列，深駭朕聽，至其黨羽則遷敘不次，無複舊章。……自此以往，一切釋而不問。在言責者，亦勿複輒言。朕言不渝，群聽毋惑。”並下詔曰：“專以紹述為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複之。”皇上一言九鼎，措辭嚴厲，自此拉開了對元祐黨人嚴酷迫害清算的序幕。這就是崇寧黨錮。
王明清在《玉照新誌》中有記載：“紹聖所定止七十三人，至蔡元長當國，凡所背己者，皆著其間，殆至三百九人。皆石刻姓名，頒行天下。”在蔡京入相前的兩個月，在徽宗、曾布的主持下，設立元祐黨籍，起初入籍者僅 73 人，“各奪官有差，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不得在京任實職）”，不久又禁司馬光等 21 人子孫仕京。
1102 年 7 月，蔡京入相為右仆射；9 月，宋徽宗即將元符末以來，所有關於言論革新變法短長是非的奏折和諍諫盡數交給蔡京，令蔡京據此劃分“階級陣線”。在你死我活的殘酷黨爭中，落井下石、斬草除根是必然的邏輯，心慈手軟就會後患無窮。蔡京組織人閱讀鑒定，擬出了一個 119 人的龐大名單，以司馬光為首，包括蘇軾、蘇轍、黃庭堅等人統統被稱作奸黨，請旨宋徽宗禦筆親書，刻石立於端禮門，史稱元祐黨人碑。入奸黨碑之人永不錄用，不準移居內地（如同軟禁在眼皮子底下）。在史傳筆記中，不許出現和提到“元祐”的字眼，連他們的詩文書籍，如司馬光的《涑水紀聞》、三蘇及其門下士的文集、範祖禹的《唐鑒》、範鎮的《東齋記事》、文瑩的《湘山野錄》等，也被列為禁書，印版悉行燒毀，不得再版發行。徽宗還宣旨，凡是元祐黨人的兄弟和子孫，一律不準進京城及京郊地區居住，不許參加科考，不得任官職，子女不準與宗室通婚。又將元祐黨籍人的名單，由蔡京手書姓名，令京城以外各路、州、軍刻石昭示，仿京師立碑“揚惡”。
這場黨爭流毒之廣，潞州陵川人都貺也在元祐黨籍人名單之中。我在陵川潞城鎮西南 2.5 公裏錦屏山中的義門村看到都貺的古墓葬，還有刻有都貺事跡的宋代摩崖石壁等，陵川因此誕生了一個自然與人文兼有的景點“錦屏朝霞”，躋身陵川古八景之一。這些都成為崇寧黨錮的曆史痕跡。
對於蔡京的過激之舉，戶部尚書劉拯曾進言：“漢唐政事的失敗，都是由朝廷出現朋黨開始。今日之人可把前人指為朋黨，難道後人就不會把今日之人指認為朋黨？人的功過自有公論，何必非要拘於黨籍而予以禁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