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這樣四處冒煙、八方起火的危難之際，蔡京應運而生，成為解決朝廷財政危機的“救火隊長”。
陳均著《皇朝編年綱目備要》中記載有一個生動的事例：“蔡京初拜相”，就有六七個巨商，帶著一捆捆哲宗朝開給他們的“官鈔”（類似現在的白條），“投牒索債”，向朝廷要舊賬。這個說，這些是章相公章惇發兵打西夏時向我們借的；那個說，那些是曾相公曾布從西夏撤兵時向我們借的，累計有 370 萬緡之多。“時國用常匱”，370 萬緡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宋徽宗一籌莫展，緊皺眉頭，連連歎道：“辱國至此！且奈何？辱國至此！且奈何？”眾臣僚有些冷眼旁觀，把目光投向剛剛上位的蔡京：你沒有四方屁股，能坐得上太師椅？蔡京不急不慌，胸有成竹，當殿承諾：“臣請償之。”眾臣僚瞠目結舌，宋徽宗大喜過望，但還是有點疑惑地問：“卿果能為朕償之耶？”
蔡京的辦法是“命官剗刷諸司庫務故弊之物”，盤點皇城各種倉庫中的積壓物資，如“幕帟、漆器、牙劄、錦緞之屬，及細色香藥”等，打包作價，抵償欠鈔，稱“打套折鈔之法”，讓索債客商承包去市麵出售。起初客商不太願意以物抵債，後來一賣還真的有利可圖，於是高興地接受了這一償債辦法。不到半年時間，蔡京就把欠債全部償還了。
蔡京雖然從小受的是係統儒家教育，但他的經濟思想呈現出法家的特點：強調中央集權和宏觀調控，主張將社會經濟置於國家的控製之下，以此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從管仲的“官山海”，到商鞅的“利出一孔”，再到桑弘羊的鹽鐵專賣，曆代的改革變法者走的都是一條大同小異之路。
蔡京很善於理財，他說：“天下之財，但如一州公使爾。善用之者，無不足而常有餘。”蔡京還曾說：“理財之源，當不取於民，國用自富。”蔡京很有經濟頭腦，他能將別人眼中的廢棄之物變成有用之寶。別人眼中的滿目沙石，他能沙裏淘金看到其中的含金量。
蔡京的生財有道，就是致力於完善國家的專利製度，其中主要是針對茶、鹽、酒等的專賣專利。
《玉海》卷一八一《乾德榷茶》有載：蔡京在 1102 年、1105 年和1112 年，3 次改變茶法，由官府壟斷收購的專賣製向以引榷茶製度轉變。茶引的印造和發賣統歸中央（即專賣證由國家統一頒發），太府寺印造，都茶務發賣。商人先購買茶引（獲得批文許可證），包裝有統一製造的盛茶“籠篰”，由官府管理部門稱量、點檢、封記，再到指定地方由官府啟封後才能發賣，最後形成了係統而嚴密的“以引榷茶”的合同場法。蔡京茶法改革轉變了官府在專賣上的管理機製，使官府從繁重、複雜的專賣經營中走出來，規避了生產和銷售中的經營風險，減少了管理費用，獲得了淨利，實現了專賣利益的最大化。蔡京的新茶法還規定，茶利由中央直接支配，不許地方截留，“自一錢以上皆歸京師矣”。中央政府壟斷專賣收入，避免了地方機構的分利。這種壟斷下的獲利模式也有利於中央集權的鞏固，所以為後世的南宋、元明清曆代統治者所采用。
蔡京實施新茶法後，茶利顯著增加。王應麟《玉海》卷一八一《嘉祐馳茶禁》記載：“崇寧以後（茶利）歲入至二百萬緡，視嘉祐五倍矣，政和元年正月並習引法，置都茶場，歲收四百餘萬緡。”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四《總論東南茶法》也有佐證：“歲收息錢至四百餘萬緡。”這可謂北宋茶利最高的時期。
蔡京的新鹽法也給朝廷帶來滾滾利潤。
鹽是人們生活中須臾不可離的必需品，自管仲相齊以來的“官山海”，曆朝曆代政府都以壟斷專賣為財政收入。過去北宋政府實行的鹽鈔政策是叫商人交錢給地方政府，然後換取鹽鈔，憑鹽鈔買官鹽。在東南地區，則由地方政府專賣，鹽錢一分為二，一部分上交中央，一部分留給地方。據《宋史》卷一八二《食貨下四》記載：1102 年，蔡京改行鈔鹽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采用官府專賣、民自販運的方法。1112 年，蔡京再次大變鹽法，“罷官搬賣，令商旅赴場請販”（《宋史·食貨下三》），完全廢除官搬官賣製。1113 年，又“措置十六條，裁定買官鹽價，囊以三百斤，價以十千……（鹽囊）官製鬻之，書印及私造貼補，並如茶籠篰法，受鹽、支鹽官司，析而二之，受於場者管秤盤囊封，納於倉者管察視引據、合同號簿”。商人販鹽也指定了買鹽和往賣地，“東南末鹽諸場仍給鈔引號簿”，並將“合同遞牒報所指處隨鹽引既已支鹽，關所指處籍記”（《宋史·食貨下四》）。鹽售完後鹽引也回官銷落。蔡京要鹽商交錢給中央，然後換取鹽鈔到地方買鹽。這樣就把鹽利完全歸屬中央了。蔡京還改變了官府直接運鹽到各州府販賣的做法，改為商旅赴鹽場請販，一如新茶法的管理。既避免購銷皆由官府壟斷造成的巨大浪費和阻滯，大大方便和促進了鹽的生產、運輸和消費，又確保了政府獲得管理鹽產銷的巨大利益。
蔡京實施新鹽法之後，鹽利的急增令人難以置信。“異時一日所收不過二萬緡則已，詫其太多，今日之納乃常及四五萬貫。”1116 年，“鹽課通及四千萬絡”，“禦須索，百司支費，歲用之外，沛然有餘”。陳均在《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六中記載了這樣一個細節：有一天管理鹽業的官員報告，鹽商已繳納鹽鈔 300 萬緡，徽宗大吃一驚說，真有如此多嗎？（“直有爾許耶”）副相張商英不以為然，說這是個虛報的數字！蔡京爭辯，我是據有關部門報告，既然現在宰輔認為是虛數，那就由你我各指定一個官員去核實吧！核實結果是，雙方都承認這些錢已入庫。張商英隻好自我檢討說：“我是被人誤導了。”新鹽法施行之前，每天收不到鹽鈔 2 萬緡，立法後每日已有四五萬緡。新法實施才 2 年已收 4000萬貫，提舉榷貸務魏伯芻在奏折中也有言：“朝廷歲用沛然有餘者，唯榷鹽之入厚也。”
蔡京在茶、鹽、酒等專賣領域的經濟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它走出了官府寓稅於價的經營模式，改變了財政收入取決於收購和銷售的壟斷差價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蔡京注重對商品銷售、流通和分配領域各環節的管理，隻有讓商品在全國範圍內流通起來，才能實現其價值，而生產者、經營者才能從中牟利。蔡京當政時，國家的財政收入創下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空前紀錄，雄踞於當時世界經濟的首位。1077 年，財政收入 7070 萬貫，是宋仁宗慶曆年間 1975 萬貫的 3.6 倍。南宋著名學者葉適曾說：“宋財賦之入比唐增倍，熙豐以後又增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
在這些主要的改革措施以外，蔡京還廣開取利途徑。《文獻通考》卷十九《征榷六》記載：“自崇寧來言利之言殆析秋毫，其最甚過沿汴州縣創增鎖柵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賣二十餘場，而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名品瑣碎則有四腳鋪床、榨磨等錢、水磨錢、侵街房廊錢、廟圖錢、淘沙金錢，不得而盡記也。”
然而，有火就有灰，有利也有弊。
新茶法的實施中，由於政府對官吏的政績考核，事事時時“比較殿最”的做法，導致各級官吏疲於應付檢查評比，一些希求升官的庸碌之輩為了追求政績，不顧商人、園戶、消費者的利益，層層盤剝，《宋史·食貨誌》載：“掊克之吏，爭以贏羨為功。朝廷亦嚴立比較法，州縣樂賞畏刑，惟恐負課，優假商人，陵轢州郡，蓋莫有言者。”
朱彧在《萍洲可談》中言：“自崇寧複榷茶，法製日嚴，私販者因以抵罪，而商賈官券，請納有限，道路有程，纖悉不如令，則被係斷罪，或沒貨出告緡，愚者往往不免。其儕乃目茶籠為‘茶大蟲’，言其傷人如虎也。”
楊時《龜山集》卷三《論時事茶法》記載：“引息茶稅外，茶租輸之如故，而榷法愈密，是榷之又榷也。官吏以配買引數多為功，苟冒恩賞，計口授之，以充歲額，上戶有敷及十數引者。一引賠費無慮十數千。以至時人目茶籠為‘茶大蟲’，言其傷人如虎也。”人的本性是欲壑難填，為了攫取高額引息，還令商人重複買引，如商人在陝西販茶，除京師買引外，販茶又買引，一路雁過拔毛，一頭牛恨不能剝出幾層皮。
《文獻通考》卷十六《征榷三》記載：蔡京不斷更換鹽鈔以收取貼納錢，常常“已積鈔未授鹽，複更鈔。鹽未給，複貼輸錢。凡三輸始獲一直之貨”，以致使人“朝為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而且“重抑配者眾，計口敷及嬰孩”。官府鹽鈔經常更換，舊鈔沒用完，新鈔又發出，隻有貼上錢才可以舊換新，往往花 3 倍的錢才能得到一份貨。不交錢換新鹽票的，舊鹽票一律作廢，成為一堆廢紙，這使得許多持有幾十萬緡鹽票的富商早晨還家財萬貫，日落已成窮光蛋。有跳水的、上吊的、呼天喊地的，還有拋兒棄女客死他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