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揮塵錄》記載：宋徽宗建中初，曾布當政，當時的文人士大夫有聯語描繪：“扁舟去國，頌聲惟在曾門；策杖還朝，足跡不登於蔡氏。”曾布得勢，曾府前就門庭若市，車水馬龍，而蔡京被貶，蔡府就門可羅雀，足跡罕至。不過一年位置顛倒，曾布被貶，蔡京重新入朝執政。於是，文人士大夫的一張嘴兩層皮，一會兒東，一會兒西，聯語改為：“幅巾還朝，輿頌鹹歸於蔡氏；扁舟去國，片言不及於曾門。”你有權位，頌揚之聲不絕於耳；你被貶謫，人走茶涼，誰也懶得理你。
《複社紀略》對封建體製下的生存狀態頗有洞察：“每見青衿之中，朝不謀夕者有之。”當你青衫布衣沒有一官半職，任你饑寒交迫，“窮在大街無人問”，而“及登甲科，則鍾鳴鼎食，肥馬輕裘，膏腴遍野，大廈淩空”；你一朝金榜題名，隨之而來的就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富在深山有遠親”。“此何為乎來哉？”他們無官一身輕，自可慷慨激昂，宣稱不為五鬥米折腰，而一旦一頂烏紗帽壓到頭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立馬壓得他們卑躬屈膝。當官就有權，權力可以轉化為資源，當官成為許多人的人生理想。官位如此重要，士大夫的憂患意識完全變形扭曲，朝思暮想、殫精竭慮保住屁股下的這把交椅！
《東都事略·鄧綰傳》活生生地刻畫了一個“臉皮厚，吃得夠”的無恥官員典型。王安石推行變法之初，阻力很大。鄧綰時任地方官寧州通判，把賭注押在了王安石身上，上書讚揚王安石的變法，得到王安石的推薦提拔，從地方升調中央，任尋同知諫院。王安石第一次罷相，鄧綰馬上搖身一變，依附排斥王安石而任相的呂惠卿。及至王安石複相，鄧綰再度變臉，反戈一擊，攻擊呂惠卿“借富民錢買田產”。鄧綰的醜陋表演，“在都者皆笑且罵”，他卻不以為恥反以為得計，說：“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管你民憤民怨、飛短流長，誰能決定了我頭上的烏紗帽，我就看誰的眼色辦事。
鄧綰拿了無恥當理說得直言不諱，隻是把許多文人士大夫羞於啟齒的真實心理表露了出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在鄧綰不齒於人的做法背後，揭示的是專製體製下的政治、經濟關係。
《曲洧舊聞》卷六中有一段記載：1101 年，吳伯舉任吳郡太守，曾對蔡京敬重有加，蔡京感而作記並書題（“吳伯舉守姑蘇，蔡京自杭被召，一見大喜之”）。蔡京入京任相後，首薦其才破格提拔，三遷為中書舍人。但吳伯舉是個正派之人，並不曲意逢迎（“伯舉援舊例，言不應格”），心中有自己恪守的為人處世原則。蔡京疏離了他，說：“既要做好官，又要做好人，兩者豈可兼耶？”對吳伯舉的一擢一黜，折射出蔡京心目中的官場潛規則。好人與好官是對立的，這是一個兩難選擇。你要想坐穩權勢大、俸祿高的官位，就得放棄原則，以上司意誌為轉移，要掌握厚黑學，寡廉鮮恥，無視道德底線。
“好官”與“好人”的背離，使文人士大夫失去了剛正之骨、廉潔之心、正義之氣，異化為沒有根基立場的牆頭草。時人遊酢在《論士風奏疏》一文中痛斥了這種道德淪喪、士風低俗的從眾效應：“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至於無恥，則見利而已，不複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複見有人也。始則眾笑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率而效之，莫知以為非也。士風之壞一至於此，則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殺人而謀其身，可為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為也。草竊奸宄，奪攘矯虔，何所不至？”士風的演變非一朝一夕形成，它有一個漸變的過程。當所有的國家資源都為皇帝所掌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一個人的經濟地位和生活質量都要取決於皇恩施舍時，那麼還有幾人能堅持住特立獨行的立場，而不隨波逐流？士風的敗壞不僅造成社會的不公正、不公平，滋生腐敗，更為嚴重的是會導致民眾對執政者的不信任，人心渙散。失去民心的政權注定走向滅亡。王夫之評議北宋的亡國：“君不似乎人之君，相不似乎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遊之浪子，擁離散之人心當大變，無一而非必亡之勢。”（王夫之：《宋論》，中華書局 1964 年版）
《宋史》指斥蔡京“希望風旨，苟欲媚光”，在新黨舊黨，變法派反變法派之間，前後搖擺，左右逢源，是個反複無常的小人。其實何須苛責蔡京的見風使舵、朝秦暮楚，官場就是個大染缸。荀子發明了一個專用詞：“注錯環境”，認為“積耕耨便成為農夫，積砍削便成為工匠，積販賣便成為商賈”。還說：“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生存環境對於人而言，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後世有人評價，蔡京如生於宋仁宗年間可能就成為能臣，而陷身宋徽宗時期，隻能成為奸臣。什麼樣的生存環境造就什麼樣的人生。
蔡京從 1070 年中進士步入仕途始，到 1126 年被逐出朝堂，在北宋政壇活躍了半個多世紀。不管是初為地方官，還是後任宰相，對於蔡京的才能，新舊兩黨都對他給予極高的評價。
蔡絛《鐵圍山叢談》載：煕寧末年，王安石“複坐政事堂”，常常會感慨地對年輕的蔡卞說：“天不生才且奈何！是孰可繼吾執國柄者乎？”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在我的身後，誰能夠繼承改革變法大業呢？沉吟良久，掰著手指頭自言自語：“獨兒子也。”我兒王元澤算一個！然後掰下一指，對蔡卞說：“賢兄（指蔡京）如何？”又掰下一指，猶豫片刻問：“吉甫如何？”指呂惠卿，也算一個吧。再掰下手指時，頹然地搖了搖頭，“無矣。”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看出，至少在煕寧年間，王安石把蔡京列為天下具有宰相之才的人物之一，這正是 1076 年蔡京能夠到中央任職的原因。
如果說王安石是變法的領袖，對同屬變法派的蔡京青睞有加的話，那麼舊黨一方的首腦人物當年對蔡京的評價，恐怕就更具有客觀性，更令人信服了。
“元祐更化”期間，舊黨元老呂公著當政時，蔡京剛剛罷官進京。呂邀請蔡京到自己府中，讓子孫站成一排在旁邊侍候。呂說：“蔡君，我閱人無數，沒有一個比你強！”以手自撫其座，道：“君日後一定會坐在這個座位上，我把子孫都托付給你，希望不要推辭！”無獨有偶，《宣和書譜》中也提到類似情形，宰相王珪曾對蔡京言：“你將來會坐在我的位置上。”《石林燕語》中還提到，四朝老臣文彥愽對蔡京說：“你將來的事業不亞於我。”
王安石與呂公著是新舊兩黨的領軍人物，如果他們都對蔡京的治國才能給予了高度認可的話，就足以說明，蔡京的能力已經超越黨爭，成為大家公認的治國之才。
從以下的記載中，蔡京的才幹和能力也可見一斑。
《石林燕語》載：“蔡魯公（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遇家居賓客少間，則必至子弟學舍，與其門客從容燕笑。”儒家言：“人者仁也。”把人的本質含義定為人與人的關係。一個人的交際能力是他智慧與人格魅力的表現。蔡京年富力強之際，精力充沛，交往廣泛，結起了密實的人際關係網絡。
宋人曾敏行《獨醒雜誌》記載，蔡京向宋徽宗推薦毛友龍，皇帝召見他時，拿他的名字開玩笑：“龍者，君之象，卿何得而友之？”毛友龍有些木訥，一時無以對答。退朝後毛友龍把朝堂上的尷尬告知了蔡京。蔡京毫無思忖地說：“這有什麼難對答的？你完全可以說：‘堯舜在上，臣願與夔龍為友。’”龍生九種，種種不同。高攀不上“飛龍在天”，還不能結交“潛龍在淵”？蔡京再薦毛友龍，宋徽宗“複召對，上問大晟樂”。這句問話有個背景。《宋史·職官誌》記載：“崇寧初，置局議大樂，樂成，置府建官以司之，禮、樂始分為二。”宋徽宗不僅擅長丹青筆墨，而且精通音律。他把 1105 年的“宮廷雅樂”定名為“大晟樂”。顧名思義，是對光明盛世的歌頌。宋徽宗突然問起“大晟樂”，潛台詞顯然是得意於自己的此舉，希望聽到毛友龍的頌揚之辭。毛友龍卻不知該如何應對，張口結舌隻答了個“訛”。宋徽宗心中有些不快，可是又不明其所雲何意。改日，蔡京入見，宋徽宗問蔡京，毛友龍是何意。蔡京洞察宋徽宗心理，答曰：“江南人喚‘和’為‘訛’，友龍謂大晟樂主和爾。”蔡京的洞察和急智，既巧妙地替毛友龍打了圓場，又迎合了徽宗的心理。一句話說得宋徽宗頻頻“頷之”。毛友龍終於如願以償得到了一樁美差。
《老學庵筆記》中也記載有蔡京的急智：紹聖中，蔡京負責遼朝泛使李儼的接待工作，李儼因為在宋逗留時間太長，產生思鄉之情，很是鬱悶，有抱怨之意。“一日，儼方飲，忽持盤中杏曰：‘來未花開，如今多幸。’京即舉梨謂之曰：‘去雖葉落，未可輕離。’”蔡京思維活躍，應變能力極強，因此宦海沉浮幾十年，總能化險為夷，有驚無險。
蔡京在處理行政事務時，也往往表現出沉著果斷、善於應對的一麵。
《揮塵錄》記載：“承平時，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稱印匣而後開。蔡元長秉政，一日秤匣頗輕，疑之，搖撼無聲。吏以白元長，元長曰：‘不須啟封。今日不用印。’複攜以歸私第，翌日入省，秤之如常日，開匣則印在焉。或以詢元長，元長曰：‘是必省吏有私用者，偶倉猝不能入。倘失措急索，則不可複得，徒張皇耳。’”官場的道行表現在，聰明不可使盡，有時候看破不點破，給人留下台階乃是難得糊塗、大智若愚。
後世人隔岸觀火評忠奸，認為蔡京不能說其不聰明能幹，隻是把聰明用於投機逢迎；不能說他不才華出眾，但出眾的才華用於諂媚鑽營，才能使錯了方向，聰明反被聰明誤，換來的隻能是千秋罵名。
白居易有詩雲：“草螢有耀終非火，荷露雖團豈是珠。”提出一個命題：“朝真暮偽何人辨？”當朝讚蔡京是治國之才，後世卻又視之為無能奸臣。真可謂此一時彼一時也，貌似矛盾的深層原因，恰是蔡京人生悲劇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