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二載：
光既複差役舊法，蔡京知開封府，即用五日限，令開封、祥府兩縣，如舊役人數差一千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光喜曰：“如人人如待製，何患法不行乎？”
1085 年 3 月，宋神宗駕崩，年僅 9 歲的第六個兒子趙煦即位，是為宋哲宗。執掌實權的是英宗的皇後，神宗的生母，也就是哲宗皇帝的奶奶宣仁太後高氏。出身於權貴階層的高太後，在煕寧年間就曾向神宗流涕，堅決反對新法。她垂簾聽政後，迫不及待地把反對王安石新法最激烈的司馬光召回汴京擔任宰相。
司馬光與王安石是死對頭，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辭官回鄉閑居，完成巨著《資治通鑒》（拙文《溫公祠解析〈辨奸論〉》和《王安石變法的詭譎怪圈》兩文中，以兩人的對峙為折射點，對北宋改革變法的篳路藍縷有詳細描述）。現在風向逆轉，司馬光一朝得勢。1085 年 4 月，司馬光上台伊始，即上疏指斥王安石變亂祖宗之法，指責王安石新法是“舍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為愛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作青苗、免役、市易、賒貸等法，以聚斂相尚，以苛刻相驅，生此厲階，迄今為梗”。（《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五五）
起初，司馬光出於策略考慮說：“為今之計，莫若擇新法之便民益國者存之，病民傷國者悉去之。”初始的說法隻是為推翻新法故做的一種姿態。司馬光很快接著上奏說：“先帝以睿智之性，切於求治，而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業，閭裏怨嗟。陛下深知其弊，即政之初，變其一二，歡呼之聲，已洋溢於四表，則人情所苦所願，灼然可知，陛下何憚而不並其餘悉更張哉？”（楊仲良：《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這是複辟派的一貫伎倆，先將神宗與新法做了切割，將變法的責任全部推到王安石身上，然後就可以肆無忌憚把王安石實施的新法一律廢除。
有人勸阻司馬光說，神宗剛剛去世，“三年無改父道”，馬上改變先皇執政時的政略，恐怕會留下隱患！更警告他說，如果有人一旦以父子之義離間聖上，那你就要大禍臨頭了。司馬光義無反顧地說：“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並振振有詞地辯解，廢棄新法不是“以子改父”，而是“以母改子”。連一向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同盟軍蘇東坡，也覺得司馬光做得有些太過分了，提議把有些經實踐證明還不錯的新法保留下來。當司馬光臨朝任相時，已是重病在身，所以有著“隻爭朝夕”的緊迫感，他固執且偏激地說：“新法不去，我死不瞑目。”（陳均著，許沛藻、金圓、顧吉辰、孫菊園點校：《皇朝編年綱目備要》，中華書局 2006 年版）
1085 年 6 月，宋哲宗（其幕後當然是高太後的懿旨）采納司馬光奏折公布詔書：“應中外臣僚及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衝決的閘門一開，新法盡廢，舊製全麵恢複。王安石的變法“因人去而法廢”。1085—1086 年，幾乎是清一色的舊黨人物占據了朝廷各個重要部門。
1086 年，蔡京還是個地方官，“知開封府”。司馬光借聖旨威力，號令五天內“複差役舊法”。各州縣尚未反應過來，臣僚們都擔心“欲速則不達”，而蔡京則窺風向而動，在其轄區開封、祥府兩縣，派出 1000 多人的督導人役，5 日內全部改雇役為差役。蔡京到政事堂向司馬光彙報，司馬光高興地說，如若人人都像你這樣執行上級指示不過夜，還怕舊製不能迅速恢複？
舊法因公使用民力，是直接由官府按名冊指派民戶充當，稱差役法；王安石變法，改為民戶按經濟能力出錢免役，然後由官府雇人應役，稱免役法或雇役法。免役法是王安石新法中比較成熟之法，製定時經過反複推敲，實施前進行了局部試點，再全麵推開，實施後效果也好，近 20年已為民間所習慣。然而，司馬光眉毛胡子一把抓，凡是新法一概予以廢除。
王安石煕寧期間主持改革變法時，蔡京在地方任職，積極推行新法，很得王安石的器重和賞識。1076 年，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後，宋神宗親自主持了元豐年間的改革，完善新法，蔡京仍是積極參與其中。在人們的心目中，蔡京自然是屬於改革變法派陣營。蔡京始而追隨王安石變法，繼而又依附司馬光賣力恢複舊法，蔡京的見風使舵、首鼠兩端，招致眾官員的猛烈抨擊：“義者謂京但希望風旨，苟欲媚光。”蔡京的投機取巧適得其反，不僅沒有受到司馬光舊黨的重用，“台諫亦累疏請罷京”，說蔡京“懷奸邪、壞法度”，“遂出京知真定府”。雖說“知開封府”和“知真定府”級別都是知府，可北京市與河北省權力的重要性豈可同日而語？
在高太後的支持下，舊黨在短時間內將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內容廢之殆盡，完成了全麵複辟的“元祐更化”。反變法派因此被稱為元祐黨人，而變法派則被稱之為元豐黨人。
高太後臨朝 9 年，遲遲不肯歸政於逐漸成人的哲宗。哲宗對祖母的專橫和控製極為不滿，采取了“況潛用晦”的策略，“十年不言廟堂”，“雖左右近習莫察其喜怒之色”。 蔡絛的《鐵圍山叢談》中記錄了哲宗在元祐年間的一個細節，顯示出哲宗對高太後及元祐大臣的反感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宋哲宗對高太後“恭默不言者九年”。高太後征求哲宗的意見：“彼大臣奏事，乃胸中且謂何，奈無一語耶？”哲宗隻是說：“娘娘已處分，俾臣道何語？”哲宗親政後，與大臣曾戲謔地說：“朕隻見臀背。”可見哲宗對當木偶的 10 年兒皇帝生涯是何等深惡痛絕。
高太後常常憂心忡忡地提醒她垂簾聽政時重用的大臣：“老身歿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哲宗諡冊》）
元祐黨人很清楚，太後的垂簾聽政不會長久，最終還需要還政於皇上。所以未雨綢繆，一定要抓住時機，利用擔當帝王師的便利，“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潛移默化地把哲宗培養成一個與元祐人士同心同質的聖明之君。程頤為了規範哲宗的帝王道德，防範其受周圍不良因素的影響，建議：“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樸，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皇帝在宮中，語言、動止、衣服、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這哪是當皇帝，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要在經筵官的監控之下，猶如一具牽線木偶。
元祐儒臣們對哲宗的從小教育不可謂不用心良苦。
有一個細節頗能說明問題，《元城語錄》（馬永卿編，中華書局 1985年版）中有一段記載：
哲宗初銳意於學，一日經筵講畢，於一小軒中賜茶，上因起折一柳枝。其中講筵臣乃老儒也，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擲之，其色不平。老先生聞之，不悅。謂門人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者，正為此等人也。”歎息久之。
老儒指程頤，老先生指司馬光。對程頤教學的“誨人不倦”，司馬光與同僚們很不讚同，認為：“人臣進言於君，當度其能為即言之。若太迫蹙關閉，或一旦決裂，其禍必大。不若平日雍容以諷之，使無太甚可也。”皇帝都是自以為是、剛愎自用的，所以對皇帝的教育就得講究方式和時機，但好皇帝從來就不是教育出來的。身教勝於言教，在皇宮裏耳濡目染對小皇帝的影響是擋不住的誘惑。元祐臣僚雖然盡心地教育著小皇帝，可他們精心培育之時，恰恰忘記了哲宗最重要的皇帝身份，這正導致了哲宗與日俱增的逆反心理。哲宗長期生活在這種壓抑的環境下，內心早已充滿了仇恨，所以造成了親政後的強烈反彈及其後對元祐黨人的無情報複。
1093 年 9 月，高太後崩；10 月，哲宗親政。11 月，楊畏上疏言：“神宗更法立製，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重新搬出老皇帝旗號來言事。哲宗順水推舟，納諫頒詔，重新回到繼承父親神宗遺誌的軌道上來。1094 年 4 月，宋哲宗下詔改年號為紹聖，標誌自己紹述神宗恢複新法的決心已定，從此要更弦易轍，“總將新桃換舊符”。
政治風向再變，朝政又麵臨新一輪地震。
一朝天子一朝臣。哲宗親政之後，馬上進行了一係列人事上的調整，罷免了高太後重用的宰相呂大防，啟用章惇為相。舊黨人物紛紛遭到貶黜流放，而新黨原來被貶之人李清臣、鄧溫伯、翟思、上官均、張商英等，陸續應詔還朝。蔡京也回到朝廷，任戶部尚書。
《宋史·章惇傳》記載：“專以‘紹述’為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複之。”1099 年 8 月，章惇請求哲宗：對於王安石變法中沒有創立，而元祐完善舊製有成效者，是否采用？哲宗反問一句：“元祐亦有可取乎？”可見在哲宗心目中，全盤否定恢複舊法，認為元祐黨人一無是處。
1094 年 3 月，蔡京審時度勢，腦袋瓜活泛得像是風向標，為彌補當年在恢複舊製差役法時押錯寶，現在作為一種贖過反彈，表現出更為積極的姿態。章惇是個比較持重的大臣，一段時間裏尚瞻前顧後，舉棋不定。蔡京催促章惇複行免役法：“取煕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貫徹聖上紹述之誌，按熙寧新法實施，還有什麼可猶豫彷徨的？“惇然之，雇役遂定。”
鬥爭未有窮期，老譜周始襲用。老子有言：“治大國如烹小鮮。”國家的治理，最怕的就是顛來倒去翻烙餅。品相再好的菜，也攪成了一鍋粥。
大千世界，無奇不有，千人千麵，百姓百相。既有“咬定青山不放鬆”，諸如王安石、司馬光這樣的“拗相公”，也有牆頭草隨風倒，迎合政治風向的不倒翁。在數千年的封建體製下，不必說“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朝代更換，即便是同一王朝，帝後之爭也不絕於史。有陰盛陽衰、龍在下鳳在上的呂後、武則天、慈禧太後，也有屢見不鮮扶不起來的阿鬥的傀儡兒皇帝。你聖君在上，可以朝令夕改；我愚臣在下，為啥不能朝秦暮楚？屁股決定腦袋。為了坐穩屁股下的太師椅，腦袋隻能變成風向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