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紀 80 年代，外相井上馨認為，日本隻有成為“歐化新帝國”，才能在東方崛起。伊藤博文支持外相井上馨提出的歐化政策，大力推進日本在對外關係和文化上脫亞入歐，在日本開辟了“推行歐化主義時代”：在政府的帶領下，天皇吃起了牛肉，官員們穿起了燕尾服，舉國上下刮起了鋪天蓋地的“歐風美雨”；吃西餐、穿洋服、說英語、理分頭、跳交誼舞甚至嫁洋人，都被視作上流生活。當年日本有句話流傳：“敲敲短發蓬鬆的天靈蓋，文明開化的聲音就響起來。”伊藤博文甚至帶領大臣舉行化裝舞會，自己裝扮成為威尼斯商人（程萬軍：《逆淘汰：中國曆史上的毀人遊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0 年版）
伊藤博文原本十分精通儒學，他的姓名就來自《論語·雍也》：“君子博學於文。”甚至他的治國名言就是“一手拿《論語》，一手拿算盤”。由此可見華夏文化對其的影響，但他揚棄了拘泥僵化的儒家精神。在伊藤博文眼裏，西方文化是有用的，而中國的儒家文化已經失去了它原有的生命力，變成囿製現代化進程的障礙。他信奉弱肉強食與血淋淋的叢林法則配套的武士道精神。
1879 年，伊藤博文提出建立近代資產階級教育體係，反對以“仁義忠孝為本，知識才藝為末”的儒學傳統，堅決主張把“知識才藝”放在所謂“道德之學”的前麵。梁啟超曾對比地評價過李鴻章和伊藤博文：“伊有優於李者一事焉，則曾遊學歐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伊藤博文在西方尋找到了新的思想資源。他學過漢語，現在又求知若渴地學起了英語，不斷從洋學中獲得啟益。伊藤博文在日本政要中向來以“勤學家”和“讀書癖”著稱。據記載，他不斷讀書研究，直至做了內閣總理大臣後，依然驅車至丸善書店看書，連外國的新聞雜誌都期期必看。
就在清王朝還陶醉在簽訂《中日天津條約》時日本人的服軟退縮之際，伊藤博文大刀闊斧地進行了富國強兵的體製改革。1885 年 12 月，根據伊藤博文的建議廢除太政官製，實行內閣製。伊藤博文出任首屆內閣總理大臣兼宮內大臣，並開始起草憲法。通過考察，伊藤博文對德國憲法推崇備至，認為適合日本國情。1889 年 2 月 11 日，日本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它是以 1850 年《普魯士憲法》為藍本的欽定憲法，依次由天皇、臣民權利和義務、帝國議會、國務大臣及樞密顧問、司法、會計和補則 7 個章節組成，共 76 條。以條文明確了皇權與憲法的關係。伊藤博文積極推動立憲，在日本被譽為“明治憲法之父”。在日本國議事堂大廳裏，為紀念伊藤博文對日本現代化的貢獻，豎立起他的塑像供人瞻仰。此後伊藤博文 4 次組閣，任期長達 7 年，就是在他的任期內，日本發動了使中日關係發生大逆轉的甲午戰爭。
從一名激進的愛國憤青到推動日本走向現代化的“明治憲法之父”，伊藤博文完成了其人生由熱血衝動到理性變革的化蛹成蝶。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對話中所言“深佩貴大臣力為變革尚俗”，正是對伊藤博文強力推行明治維新，使日本迅疾崛起之奇跡的感歎。
當偏處東瀛的日本“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之際，大清帝國仍沉浸在“泱泱大國”的自我陶醉之中。有言“細節決定成敗”，從下麵兩個細節中即可看出，戰爭硝煙未起，大清帝國灰飛煙滅的敗局已定。
1843 年，魏源的《海國圖誌》出版，在國內幾無反響，印數不過千冊。1851 年，日本海關在檢查中國入境商船時，發現 3 本此書，如獲至寶，連印 15 版，極為暢銷。1859 年，價格已達首版的 3 倍。1862 年，日本維新派人士到上海，驚異地發現從中國淘來的本國暢銷書在中國早已絕版。魏源可能始料不及，這本旨在喚醒中國人開放意識的著作，喚醒的卻是日本人，並因此給未來中國造成無盡的災難。
1 萬元日幣的頭像，不是明治天皇，也不是伊藤博文，而是被稱之為日本民族啟蒙思想家的福澤諭吉。福澤諭吉一生倡導“學者雁奴論”。“雁奴”者就是當群雁千百隻聚集在一起，夜宿於江湖沙渚時，總要有一隻雁終夜守護在一旁，警戒防禦其他生物的襲擊。這一現象有著“世人皆醉我獨醒”的意味。福澤諭吉就是呼籲知識分子都應該成為一隻守護族類的“雁奴”。1875 年，福澤諭吉將自己這些啟蒙文章結集為《勸學篇》出版，在當時的日本幾乎人手一冊，影響了整整一代人。在出版《勸學篇》的同一年，福澤諭吉還出版了對日本走上現代化道路產生深遠影響的《文明論概略》，回答了“日本文明向何處去”的時代命題。福澤諭吉認為，一國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用人民的德智水準來衡量，並且深入比較了日本文明、中國文明和西洋文明。福澤諭吉斷定，西洋文明為當時的最高文明，日本落後於西方，所以極力主張日本掙脫儒佛教主導的東亞文明的束縛，努力學習西洋文明，“讓西方文明諸國的空氣吹襲日本，將全國的人心徹底推翻，在遠東建立一個新文明國，使日本與英國並駕齊驅”。
如果說福澤諭吉是啟蒙思想家，那麼伊藤博文就是鐵腕實踐者。兩人作為日本的左膀右臂，支撐起日本帝國的大廈。
俗話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作為交戰國的對手，當時的大清帝國對日本又有多少了解？直到戊戌變法之際，作為洋務派三傑之一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出版了與福澤諭吉同名的著作《勸學篇》，在“中國文明向何處去”的認識上，張之洞開出的藥方仍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學習西方仍停留在器物層麵。主張在維護君主專製製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技藝，並以這種新技藝“補”專製舊製之“闕”。
淮南為橘，淮北為枳。在熱帶雨林能生成椰子、芭蕉，而在黃土高原，漫山遍野生長的隻能是玉米、土豆、紅高粱。不僅是先天的種子遺傳基因，更重要的是後天培植種子的土壤。李鴻章是中國洋務運動的“總設計師”，伊藤博文是日本的“明治憲法之父”。一個是尋求製度的根本變革，另一個卻還是在舊有的上層建築上“小修小補”，觀念思路的“差之毫厘”，成為此後道路選擇的“失之千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