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reference_book_ids\":[6955675031808527391,7315418180950690851,7241469902857440293,7122025494547041293,7332297593558404158,7379448405052902462,6991770451932351519,7374992157167340606,6925013720812801038,7369848764766358552,7294565315935996967]}],\"17\":[{\"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7,\"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34,\"start_container_index\":17,\"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22},\"quote_content\":\"《晚清的極品人、極品事》reference_book_ids\":[7327500863969184830]}]},\"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早在日本明治維新還未實質性推進之時，李鴻章就對中日兩國政體做了比較。1878 年，他在寫給駐英、法、德等國參讚黎庶昌的複信中，批評頑固守舊勢力動輒把西方資本主義比擬為古代匈奴、回紇之虛妄，讚揚了西方資本主義的所謂“善政”。他把中國封建政治體製的弊端歸結為“官與民，內與外，均難合一”，主張借鑒日本和西洋的“善政”，改善或調整君、臣、民三者的關係，以期實現“廟堂內外，議論人心”趨於統一。他把希望寄托在清朝最高統治者身上，認為“撫綏之責在疆吏，而振奮之本在朝廷”。（李鴻章著、吳汝倫編：《李文忠公全集》，文海出版社 1967 年版）
日本“開國”向西方學習未久，李鴻章已感到日本的崛起在即。早在 1882 年，肩負海軍建設重任的李鴻章就向朝廷奏報：“日本步趨西法，雖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與我相敵，若必跨海數千裏與角勝負，致其死命，臣未敢謂確有把握。”李鴻章以日本為例鞭策國人：日本前些年也為英法等國侵略，但現在“日本君臣發憤為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器廠師習各藝。又購製器之器，在本國製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炮”。
然而此時的大清朝野還沉浸於“中央帝國”的黃粱美夢之中，根本不把“蕞爾島國”的日本放在眼裏。這真是應了中國曆史上宋人誹楚的典故：宋人經常在國內吹噓本國如何比楚國強大，吹得久了，竟然自己也深信不疑。直到後來雙方兵戎相見，一敗塗地後才猛然醒悟。
李鴻章“世人皆醉我獨醒”，以他對世界大勢的了解，看到日本今後將對中國造成嚴重威脅：“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於我，窺伺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將效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藪。”他痛心國人對世界大勢蒙昧無知，拒不變革，語重心長地引用蘇東坡的話說，變革“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有為，而恒苦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時，足以見信，而已苦於無及”。也就是說，當形勢從容足可以變革時，人們總不相信危機在即，因此拒不改革；直到危機來臨時，人們才相信應當變革，隻是這時往往已沒有時間了。（雷頤：《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早在鴉片戰爭後，馬克思、恩格斯就曾預言，中國“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來欺騙自己，這樣一個帝國，終於要在這樣一場殊死的決鬥中死去”。甲午戰爭剛開戰，恩格斯已經在第一時間做出判斷：“在中國進行的戰爭給古老的中國以致命的打擊。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了，即使是為了軍事防禦的目的，也必須鋪設鐵路，使用蒸汽機和電力以及創辦大工業……整個陳舊的社會製度也都在逐漸瓦解。”
然而，李鴻章旨在振興大清的洋務運動，卻遭到了清廷內部政治敵手以及幾千年來陳規戒律、文化陋習的重重阻撓。李鴻章曾提出“處今日喜談洋務乃聖之時”，他認為在追求自強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的洋務總綱，也就是在列強環伺、外侮日甚的環境中，盡最大可能利用“以夷製夷”的外交手段，為中國的洋務——自強建設贏得盡可能多的和平時間。
從李鴻章給朝廷的一係列奏折中，足見其為推進洋務運動殫精竭慮、憂國憂君之心。
1880 年 12 月 31 日，李鴻章呈奏了關於鐵路建造的《妥議鐵路事宜折》：
伏思中國生民之初，九州萬國自為風氣，雖數百裏之內，有隔閡不相通者，聖人既作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
法、美、俄、德諸大國凡占奪鄰疆、墾辟荒地，無不有鐵路以導其先。迨戶口多而貿易盛，又必增鐵路以善後……征調則旦夕可達，消息則呼吸相通。
中國邊防海防各萬餘裏，若處處設備，非特無此餉力，亦且無此辦法。苟有鐵路以利師行，則雖滇、黔、甘、隴之遠不過十日可達。十八省防守之旅，皆可為遊擊之師……
李鴻章“竊考鐵路之興”，總結出九條好處。就這樣一件利弊如“禿頭上虱子”般明擺著的事情，卻也招致頑固派的強烈反對。理由說來更是令人哭笑不得。如有一道奏折說道：“觀該二臣籌劃措置之跡，似為外國謀，非為我朝謀……人臣從政，一旦欲變曆代帝王及本朝列聖體國經野之法製，豈可輕易縱誕若此！”認為鐵路一旦開通，等於是為外國侵略者提供了方便，列強一旦挑起戰事，登岸後“迅疾可達京都”。還有奏折稱鐵路“行之外夷則可，行之中國則不可。何者？外夷以經商為主，君與民共謀共利者也；中國以養民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認為鐵路的性質是逐利，違背了中國“謀道不謀利”、以“禮義”不以“利益”治國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