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與伊藤博文棋逢對手的談判，已經不是初次交鋒。十年前，在簽訂《中日天津條約》時，兩人已經掰過手腕。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一書中，記載了時人的一句話：“各國之圖中國者，無不圖先占朝鮮。彼以為朝鮮得，而中國之左臂斷，進可以製東三省而搖我根本，退可以屯兵積聚觀時而動，而中國在其股掌之上。”朝鮮戰略位置對中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日甲午戰爭的烽煙正是緣起於朝鮮。
日本覬覦朝鮮的野心由來已久。從日本幕府末代起，就不時有人鼓噪“征韓論”，著名倒幕誌士吉田鬆陰所闡述的“失之俄美，補之朝鮮”，正反映出大和民族骨髓裏“硬的怕，軟的欺”的典型性格。1868 年 1 月，日本德川幕府崩潰，明治天皇宣布“王政複古”，並遷都東京，組建了明治政府。明治政府對內實行明治維新，開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對外則要“開拓萬裏之波濤”，逐漸開始侵略擴張。
1871 年 9 月 13 日，李鴻章與日本大使伊達宗城在天津山西會館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這是中日兩國間簽訂的第一個條約。條約基本上體現了平等互利、互不幹涉內政的原則。當年，盡管條約規定大清國與日本國相互之間的領事裁判權是對等的，但在實際操作中，清王朝占據了上風。因為清王朝盡管在與列強的戰鬥中連遭敗績，但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前，在日本人眼中，清朝還是一個“龐然大物”。1878 年，中國第一任駐日公使何如璋到達日本之後，很多日本上層分子都以與之交往為榮。中國領事依然抱著傳統的觀念，將日本看成“蕞爾島國”，把自己當成天朝上國，所以在與日本的交往中本能地顯得傲氣十足。
李鴻章在談判簽訂《中日修好條規》時，對日本人的野心就有所覺察，他頗動心機地在條規中寫下“所屬邦土不可侵越”的條款，“隱為朝鮮等國預留地步”，並多次告誡日本對朝鮮應“釋釁修好”。
然而在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下，中國式的文字遊戲並不能改變侵略者的既定方針。詭詐多謀的日本借換約之機，探知中國與朝鮮宗藩關係的實質是：“中國對於朝鮮，雖與冊封與正朔，然其內治與和戰，皆朝鮮自主，與中國無關。”朝鮮“隻要循守冊封、貢獻例行之禮節，此外更與國政無關”。《中日修好條規》隻是日本為吞並朝鮮對中國的一次投石問路。
此後，1875 年日本通過雲揚號事件（日本稱為江華島事件）迫使朝鮮簽訂了對日開放的《江華條約》；1882 年又通過壬午兵變，日本出兵朝鮮，強迫朝鮮簽訂《濟物浦條約》和《朝日修好條規續約》，日本毫無信義出爾反爾得寸進尺，欲圖一步步把朝鮮淪為它的殖民地。1884 年12 月 4 日，朝鮮開化黨人金玉均按照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密訂的計劃，引日軍攻入王宮，挾持國王，組織一個由開化黨人擔任要職的親日政權，史稱甲申事變。事變後，清政府應朝鮮之請，出兵擊敗了日軍和開化黨，救回被挾持的朝鮮國王。中日兩國之間終於在朝鮮兵戎相見。為平息這一爭端，1885 年 2 月，日本派伊藤博文為全權大使，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副使，出使中國，中日兩國走到了《中日天津條約》的麵前。
王芸生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 年版）一書中，記載下了談判《中日天津條約》時，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的一番對話：
伊藤博文：“撤兵和懲凶賠償兩項一不可少。”
李鴻章：“雙方撤兵可以考慮，懲凶賠償一事絕不答應。”
伊藤博文：“如果中國不答應懲凶賠償，日方將起程回國，停止繼續談判。”
李鴻章：“朝鮮之事中國並無差錯，其咎全在日方，若因此決裂，我們唯有準備打仗耳。”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一書中，這樣評價李鴻章之外交：“李鴻章與外國人交涉，尤輕侮之，其意殆視之如一市儈，謂彼輩皆以利來，我亦持籌握算，惟利是視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鴻章所無也。”（梁啟超：《李鴻章傳》，百花文藝出版社 2000 年版）梁啟超的筆下，李鴻章與洋人打交道，並非像後人所說，“結與國之歡心”，一副“奴顏媚骨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