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與洋人談判也曾不卑不亢，據理力爭，綿裏藏針，進退有度。
看到李鴻章如此強硬的態度，尚未完成戰爭準備的日本隻能做出了讓步，再不提“懲凶賠款”之事，雙方簽訂的《中日天津條約》裏隻規定了“中日同時從朝鮮撤兵”（所以該條約也叫《朝鮮撤兵條約》）。另附李鴻章致伊藤博文備忘錄一份：“將來朝鮮國若有變亂重大事件，中日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互行文知照。”李鴻章頗為自得這一條，他認為這樣就限製了日本單方麵采取軍事行動。當然，這隻是李鴻章的一廂情願，對一向沒有任何道義約束采取不宣而戰的日本而言，一紙空文又有什麼約束力呢？
後世多責難此款等於是承認了中日共同保護朝鮮，均有出兵之權力，這樣日本獲得隨時可以向朝鮮派兵的特權，由此種下甲午之戰的禍根。這隻是事後諸葛式的苛責。曆史唯物主義地分析，此一時彼一時，當時清廷麵臨兩線作戰，在西南要對付法軍侵犯越南，如果再在東北的朝鮮燃起烽煙，難免捉襟見肘，首尾失顧。所以清王朝執意“目前辦法，總以定亂為主，切勿與日人生釁”，隻要能平息戰事爭端，一切都可忍讓退避。麵對朝廷的綏靖“聖旨”，一向俯首聽命的李鴻章，當然隻能順水推舟，恭敬不如從命了。
李鴻章在妥善處理天津教案後，慈禧太後賜給他一件朝鮮李氏王朝進貢的寶物。這是一把紗扇，扇骨用金羅道墨竹製成，扇麵係皇宮技師用白紗精巧編織。李鴻章尤其喜歡的是上麵的圖案，繡著一幅朝鮮的錦繡河山。據說，扇子在燥熱中搖晃至恍惚時，便會有一絕色美女若隱若現，明眸顧盼，吐氣如蘭。李鴻章手中把玩著紗扇，大概心中自有一股“掌上乾坤”的征服快感。
史料上沒有記載李鴻章在與伊藤博文進行《中日天津條約》談判時，手裏是否把玩著此扇，我想，物隨時移，滄桑變遷，李鴻章此刻的心情，一定會油然而生惆悵和失落：“雕欄玉砌應猶在，隻是朱顏改”，自古弱國無外交！
《中日天津條約》的談判，讓李鴻章對日本的伊藤博文有了更貼近的認識，簽約次日，他在給出使日本的大臣徐承祖的書信中，言及談判情形：“伊藤大使在津兩旬，會議七次，始將條約訂妥畫押……”李鴻章一方麵對日本表示不滿，指責“日本議約甫定，忽又派人來津商改，狡黠可惡”，另一方麵對其維新圖強又與中國比鄰深以為憂，認為“該國上下一心，皈依西土，機器、槍炮、戰艦、鐵路，事事取法英美，後必為中國‘肘腋大患’。積弱至此，而強鄰日逼，我將何術以處之？”晚清的人們畏懼於歐美的船堅炮利，而對日本之崛起視若無睹，一句“蕞爾島國”將輕慢之情顯露無遺。李鴻章倒是睜眼看日本的先驅，他最早意識到，崛起的日本終將成為中國的“肘腋大患”。
簽訂《中日天津條約》之後，李鴻章還專門向總理衙門提交了一份秘密報告《密陳伊藤有治國之才》：“伊藤治國才猷精敏……該使久曆歐美各洲，極力摹仿，實有治國之才，專注意於通商、睦鄰、富民、強兵諸政，不欲輕言戰事，並吞小邦，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慮，而非目前之近憂。尚祈當軸諸公及早留意，是幸。”（李鴻章著、吳汝倫編：《李文忠公全集》，文海出版社 1967 年版）
李鴻章的擔憂並非杞人憂天。1885 年，明治天皇頒布《整頓海陸軍》詔書，提出一個以 10 年為期，以中國為假想敵的擴軍計劃。2 年後，1887 年，日本參謀本部製定了《征討清國策》，規定“以 5 年為期作為準備，抓住時機準備進攻”，準備進行一場以“國運相賭”的侵華戰爭。
十年磨一劍，日本勵精圖治，終於在 1894 年悍然挑起了蓄謀已久的中日甲午戰爭。
《中日天津條約》簽訂後，伊藤博文也向日本政府呈交過一份報告：“現當法事甫定之後，似乎奮發有為，一二年後則又同循苟安。誠如西方人所說，中國又睡覺矣。”（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79 年版）
伊藤博文一語成讖。此後百年，中國幾番南柯一枕黃粱夢，這隻“東方睡獅”又蒙上盛世華庭的十八層被子，做起了華夏的“強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