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靈道人的話在李鴻章心中罩上一層陰影：看來自己是走到了人生命運的拐點，已然成為眾矢之的。很可能此行一去日本，“三十功名塵與土”，由此而身敗名裂，一世英名付諸東流。
1884 年底，日本甲午海戰初勝，正是“誌得氣盈”，欲望膨脹蛇吞象。中國官員前往簽訂城下之盟，定然“為彼輕視”，豈會有好果子吃？李鴻章先是建議清政府派任天津海關稅務司 20 多年的德璀琳赴日，以先行摸摸虛實，探探口風。德璀琳是德國人，可以說是個中國通。但李鴻章用心良苦的“曲線救國”之策，遭到了日本和美國的堅決抵製。美國駐日公使譚恩和美國駐華公使田貝當即向總理衙門質問：德璀琳既與對峙雙方毫不相幹，也無替清政府簽約的實權，要求清政府立即收回成命。當德璀琳風塵仆仆趕到日本後，日本政府稱德璀琳沒有“交戰國使者資格”，絕不與他“談判軍國大事”。（陸奧宗光：《蹇蹇錄》，伊舍石譯，商務印書館 1963 年版）
1895 年 1 月，清政府改派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和湖南巡撫邵友濂任正副談判代表，赴日議和。兩位再次被日本談判代表——日本內閣總理伊藤博文和外務大臣陸奧宗光擋了回來。張蔭桓東渡辭陛時，光緒皇帝特降黃紙諭旨：“飭其議和時須請旨，割地及力所不及者，萬勿擅許。”日本以其非全權，拒不與之議和。而且因為廣島屯兵，不許張、邵等逗留，日方將其驅趕到長崎候信。陸奧宗光在其口述曆史《蹇蹇錄》中說：“首先審察彼等所攜全權委任狀形式如何，如缺國際公法普遍之例規，未進入正式媾和談判之前，立刻拒絕與其繼續談判。”這一消息傳回京城，朝野發出一片“近於辱矣”的憤慨。
伊藤博文一方麵把張、邵二代表拒之門外，另一方麵通過中日間聯絡的美國公使田貝通知總署：“須另派十足全權，曾辦大事，名位最重，素有聲望者方能開講。”實際上日方的暗示已經很明顯：隻願意以李鴻章作為談判對手。日本內閣總理伊藤博文開示的理由是：“彼此談判之結果，免為紙上空文，必須有力實行。”
1895 年 2 月 13 日，光緒皇帝發布諭令：“李鴻章勳績久著，熟悉中外交涉，為外洋各國所傾服，今日本本文隱有所指，朝廷深維至計，此時全權大臣之任更無出該臣之右者……”欽定李鴻章“作為頭等全權大臣，與日本商定和約”，“著星速來京請訓，切勿刻遲”。作為安撫，賞還李鴻章剛剛被拔去的三眼翎頂、褫奪的黃馬褂，開複革留處分。在清廷看來，“倭焰鴟張，畿疆危逼，隻此權宜一策，但可解紛紓急，亟謀兩害從輕”。在萬般無奈的情形之下，李鴻章受命於危難時節。
明眼人看得很清楚，美國特使赫德評議說此番出使東渡的李鴻章：“簽立和約，是沉重而不得人心的任務，不但為全國人所咒罵，也許還要受政府的公開譴責。”吳汝綸說：“此時言和，直乞降耳，乃欲以口舌爭勝，豈可得哉。”李鴻章曾向張蔭桓吐露難言的苦衷：“各使慫恿兄去，致被新命，茫無所措……”他意識到：中日甲午戰爭“至一生事來，掃地無餘，如歐陽公所言，‘半生名節，被後生輩描畫都盡’。環境所迫，無可如何”。
後世有曆史學家主觀推測：李鴻章此刻沒有“急流勇退”，還是因為眷戀權位。他曾在年輕時發過宏願：一定要“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官爵上超過自己的恩師曾國藩。現在李鴻章做到文華殿大學士，官職上已經在當年曾國藩之上，但曾國藩是侯爵，他在爵位上還差恩師一步之遙。
世人的這一想象推測，我覺得恐怕是對李鴻章的誤讀。
李鴻章曾對曾國藩晚年“急流勇退”的做法發表過自己的見解：“今人多諱言‘熱中’二字，予獨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熱中。仕則慕君，士人以身許國，上致下澤，事業經濟，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於君，安能不熱中耶？”（吳永口述、劉治襄筆記：《庚子西狩叢談》，中華書局2009 年版）從李鴻章的話語中，我們聽到的是一種勇於擔當的責任感。求退為無益之請，挺身是戀棧權位，曆史往往把人置於兩難境地，是謂進亦難退亦難。
李鴻章年輕時，在多首詩中抒發過自己渴慕“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的淩雲壯誌：“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隻一漚”“聞雞不覺身先舞，對鏡方知頰有髭”“出山誌在登鼇頂，何日身才入鳳池”“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裏外欲封侯”……
李鴻章對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特別推崇，他曾致函其弟說：“餘平生最喜讀者，為韓愈《論佛骨表》，取其氣盛也。三弟可常常閱之。”《論佛骨表》是韓愈勸諫皇帝的一份奏折。819 年，唐憲宗派人把藏在鳳翔縣法門寺護國真身塔內的釋迦牟尼舍利指骨迎進長安皇宮供奉三天。韓愈明知唐憲宗是想借此祈求長壽，偏偏忤逆龍鱗，憤然上表斥責禮佛求福之虛妄。奏折中要求將此骨“投諸水火，永絕根本”。唐憲宗一怒之下，將韓愈貶為潮州刺史。正是在此背景下，韓愈寫下《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這首名詩：“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也許可把韓愈詩中“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之句看作李鴻章此時此刻的心理潛台詞。
隻將馬關做藍關，雲遮霧掩馬不前。
2 月 22 日光緒皇帝接見了李鴻章，據說他在接受光緒皇帝親授的全權委托書時，老淚縱橫。男兒有淚不輕彈，隻因未到傷心處。慘淡經營數十年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已讓李鴻章肝膽俱裂，萬念皆灰；奉旨赴日談判去簽城下之盟，更使李鴻章進退維穀，心煩意亂。
“屋漏偏逢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誰該為甲午之戰的慘敗承擔罪責？李鴻章縱有千言萬語，也隻能是打落門牙和血咽。李鴻章曾經發出過這樣的慨歎：“功計於預定而上不行，過出於難言而人不諒，此中苦況，將向何處宣說？”
“解鈴還須係鈴人”，麵臨如此之危局亂局，隻能承擔起“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我願為薪，子當為釜”，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該下油鍋時隻能赴湯蹈火，義無反顧。
李鴻章臨終前曾留一詩：“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裏外吊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閑看。”（高拜石：《南湖錄憶》，達昌出版社1965 年版）
據李鴻章的幕僚範當世說，李在直隸任內，喜看《管子》，甲午戰爭後喜看《莊子》。《管子》是入世之書，《莊子》是出世之書，李鴻章從青年時“丈夫隻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的豪邁，變作了晚年“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的悲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