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帝國烏雲中的閃電——“戊戌政變”始末(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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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紫禁城的黃昏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春,烏雲低垂,籠罩著古老的紫禁城。

臉色蒼白的光緒皇帝斜倚在寬大的龍椅上,神情有些恍惚。大殿上的文武百官們又在打口水仗了。一個個爭得麵紅耳赤,一個個都顯得義憤填膺、憂國憂民,可光緒皇帝實在聽不清他們都在吵些什麼。

他也不想聽。

從去年初秋與日本開戰以來,大臣們吵得越凶,前線就敗得越慘。一封封加急戰報像雪片般飛進了紫禁城,可皇帝從頭到尾隻看見了兩個字——淪陷。

最初是朝鮮的牙山和平壤先後淪陷,接著是北洋艦隊在黃海海戰中遭受重創,往後日本人就長驅直入了。在遼東,一路日軍突破鴨綠江防線後,九連、安東、鳳凰城、長甸、寬甸、岫岩、海城相繼淪陷;另一路日軍在花園口登陸,清朝海、陸軍未作任何抵抗就放棄了陣地,日軍兵不血刃地占領了花園口和大連,接著又攻占了旅順。

再後來,日軍聯合艦隊封鎖了威海衛港口,又從山東榮成灣龍須島登陸,占領了南北炮台。泊於劉公島的北洋艦隊腹背受敵,最後全軍覆沒。威海衛淪陷。

最新的戰報說:遼東清軍又遭慘敗,牛莊、營口、田莊台在六天之內全部淪陷。又有戰報說,東南沿海的澎湖也淪陷了。

淪陷。

淪陷!

淪陷……

二十四歲的光緒皇帝始而震驚,繼而憤怒,終而麻木。

看著依舊口沫橫飛的大臣們,皇帝知道主戰派實際上已經沒有底氣了。他們現在不過是為了麵子在死撐而已。

要說主戰,自己從一開始就是最堅定的主戰派。可瞧瞧這一串戰報,天朝將士打的這叫什麼仗!戰無一勝,幾無還手之力,就連李鴻章苦心經營整整十年的北洋水師也在一夜之間灰飛煙滅,這仗還怎麼打下去?再說了,太後曆來反對開戰,如今日本人北則竟逼遼沈,南則直進京畿,陵寢重地和宗廟社稷全都危在旦夕!這一切,還不都讓她料中了?退一步說,就算前線不敗,可太後要是不讓打,誰還敢打?!

光緒皇帝站了起來,一身不響地走出了大殿。

背後的爭吵聲戛然而止。

都這麼多天了,李鴻章的電報也該來了吧?

皇帝瞥了一眼頭上的天空。

天還是陰著。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一個九州同悲的日子。

這一天,李鴻章在日本與伊藤博文簽定了《馬關條約》。

雖然這些日子以來,朝廷和李鴻章之間的電報來來往往,就具體的和約條款已經反複磋商了無數次,按說不管是割地還是賠款都已經讓人麻木了,可是一旦條約真的簽下來,光緒皇帝還是忍不住感到五內俱焚。

李鴻章電傳過來的條約隻是幾張薄薄的紙,可皇帝這一天卻好幾次沒拿住。

此刻,皇帝再一次從地上拾起失手落下的和約。

他不想看,不忍看,不敢看。

可他還是忍不住又看了一遍。條約的大意是:一,中國承認朝鮮的獨立自主;凡有損獨立自主體製,即如該國向中國所修貢獻典禮等,嗣後全行廢除。二,中國將以下地方的管理之權並將該地方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一切屬公物件,永遠讓與日本:遼東半島;台灣全島及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三,中國賠償日本軍費白銀二億兩。四,增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個通商口岸,日本輪船可沿內河自由出入以上各口;允許日本在中國各通商口岸設立工廠……

臉上忽然有些癢,光緒皇帝伸手一抹。

他抹下了一把淚水。

早在和約簽定的兩天前,正在北京參加會試的舉子中就已有人獲知了條約的內容。

為首的就是康有為和梁啟超。

這一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條約,就像一聲晴天霹靂轟然炸響在他們的頭頂。

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們立即發動廣東的舉子聯名上書,要求拒簽條約。湖南的舉子們聞風而動,加入了抗議的行列。

然而,就連光緒皇帝都回天乏術了,還有誰能阻擋條約的簽定呢?

條約正式簽定的消息公開之後,舉國震驚,朝野沸騰。拒和廢約、遷都再戰的呼聲響徹北京城。三月二十六日(4月20日),廣東、湖南、江蘇、湖北、陝甘、直隸、山東、台灣等省的舉子紛紛彙集到都察院門前,上書請願。台灣舉子更是聲淚俱下,痛斥朝廷割讓台灣之舉。

然而,這種自發的抗議活動除了泄一時之憤外,實在無以挽救時局。康有為和梁啟超看著這一幕,一個念頭在他們心裏萌生:必須將人們組織起來,把這種分散的個人行為轉變為一場集會化的政治運動,在反對和約的基礎上,進而提出變法圖強的政治綱領。

接下來的日子,梁啟超等人日夜奔走、多方聯絡,終於在四月六日(4月30日),把十八省的舉人全部召集到了宣武門外的鬆筠庵諫草堂。鬆筠庵是明臣楊繼盛的故居,諫草堂正是楊繼盛當年為了彈劾奸相嚴嵩而起草奏章的地方。康、梁二人選擇這個地方,就是希望以先賢為榜樣,激發人們的報國之誌。集會上的舉子代表們一致決定,於四月初十(5月4日)召集所有赴京會試的舉子,進行一次總請願。

康有為當即奮筆疾書,用一天兩夜的時間寫出了一萬八千餘言的上清帝書。隨後,十八省的一千三百多名舉人全部在上麵簽名。這就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漢代以公家車馬載送應舉的人,後來即以“公車”代指入京應試)。這道上書提出了四項政治主張,而最重要的一項就是“變法”。這四項是:一,下詔鼓天下之氣;二,遷都定天下之本;三,練兵強天下之勢;四,變法成天下之治。

這份滿載著康、梁等人政治理想的上書遞上去了,可都察院卻以條約已簽、無法挽回為由拒絕接受上書。

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滿腔熱血頓時凝固了。

四月初十這一天,集會約定的行動日期也到了。

然而,什麼事都沒發生,北京城似乎比以往更為平靜。

各省的舉子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朝廷的威脅和打壓。在這個本應轟轟烈烈的日子裏,他們卻默默打點行囊,神色黯然地離開了北京。台灣的舉子最後遙望了一眼京城的雉堞,再一次泫然落淚。這一去,他們將不再是煌煌大清帝國的子民,而是苟活在日本殖民地上的卑賤的螻蟻。

當他們踏上蒼涼的歸途,身後是大清王朝的落日殘陽,前方是一麵高高飄揚的太陽旗。

這是還鄉嗎?

不,這是去國。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公車上書的第二天,康有為竟然金榜題名,高中進士第八名,並被任命為工部主事。

康有為苦笑。此時此刻,再去那齷齪不堪的官場上當一名卑躬屈膝、阿諛逢迎的小吏,對他而言已經毫無意義了。如今他想的是維新,是變法,是振衰起弊、富國強兵,是挽救國家民族於危亡。早在光緒十四年(1888)六月,康有為至北京應鄉試時,就曾寫過《上清帝第一書》,痛陳時弊,呼籲變法,卻被守舊派官僚壓了下來。這次“公車上書”是《上清帝第二書》,也未能到達皇帝手上。於是這一年的舊曆四月底,康有為憤然寫下了《上清帝第三書》……

這次上書改變了策略,不再提廢約遷都之事,因此終於通過了有關部門的審核,遞到了光緒皇帝手裏。光緒閱畢,那蒼白的臉上忽然泛起一絲紅暈。他立即命閣臣眷抄三份副本,一份呈西太後,一份存乾清宮以備隨時禦覽,一份發各省督撫議處。隨後,光緒皇帝頒布了“發各省督撫會議奏複和舉人才詔”兩道諭旨,其中內容多采康有為的變法主張。

康有為大受鼓舞,於五月初八(6月30日)再呈《上清帝第四書》。正式向皇帝提出“設議院以通下情”,亦即采用西方式的議會政治。可想而知,如此激進的政治主張不可能不引起守舊大臣的憤怒和恐慌。這次上書再度被阻。

然而,光緒皇帝和他身後的帝黨集團已經聽到了康有為的聲音。

他們決定不再讓這聲音歸於沉寂。

這一年夏天的一個早晨,一個老人突然造訪南海會館,說要找寓居在此的康有為。

會館的仆人告訴他康先生出去了。

老人大失所望,臨走前留下了名字,說務必轉告康先生。

仆人聽到老人的名字後愣了好一會兒,等他回過神時,老人早已走遠了。康有為回來後,仆人既興奮又神秘地告訴他有客來訪。康有為問:誰?

仆人說:翁同龢。

翁同龢?這個天子之師、當朝一品大員、帝黨的中堅人物翁同龢,竟然親自登門拜訪一個尚未就任的六品工部主事?!

康有為大感意外,同時也頗為驚喜,隨即趕往翁府拜會。賓主落座,稍稍寒暄之後,翁同龢表示要向康有為謝罪。康有為又是一陣詫異,問他何出此言?翁同龢說,早在十年前便已看過康有為的第一次上書,書中提及日本人變法自強後必定覬覦朝鮮和中國。當時認為這是危言聳聽,所以沒將上書轉呈皇上,不想而今一一應驗,頗為後悔當初不用康有為之言,感到很慚愧。

翁同龢說完,不等康有為回話,又急切地問:“以先生之見,目下當務之急為何?”

康有為一聲長歎:“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東眈,處四強鄰之中而為中國,岌岌哉!何況磨牙涎舌、思分其餘者,尚有十餘國。遼台茫茫,四變擾擾,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我中國孱臥於群雄之間,鼾寢於火薪之上;政務防弊而不務興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審時,士主考古而不知通今,民能守近而不能行遠。長此以往,吾為突厥黑人不遠矣!而今之勢,非變法不足以立國!”

這一次促膝長談,從日暮一直持續到夜深。翁同龢反複詢問,康有為侃侃而談,二人大有相見恨晚之感。最後,康有為請翁同龢敦促皇上立即實行變法。翁同龢長歎一聲,說:“與先生雖是第一次謀麵,然相知十年,實如故人。老夫就和先生說句實話吧,皇上並無實權,而太後又極為猜忌。皇上每當賞賜一些點心給近支的王公大臣,太後必定要將其剖開,看看裏麵是否藏有密詔。如今連老夫也被盯上了,隻要有客人來訪,敝府門口必定有人蹲守窺探。故老夫如今頗不願見客,實是有難言之隱啊!”

康有為聽完,良久無語。

看來,倘若不能出現一個像唐朝張柬之那樣的人物來施展雷霆手段,這新政顯然是無從措手了。康有為想。

隨後的日子裏,翁同龢極力向光緒皇帝介紹康有為的維新思想,光緒帝頗受啟發和觸動,遂下定變法的決心。這一年舊曆六月,光緒帝與翁同龢草擬了十二道詔敕,準備發布一係列維新政令。

然而,這一切都沒有逃過慈禧太後的眼睛。

她很快就撤掉了翁同龢的毓慶宮行走之職。

光緒帝看著那十二道未及發出的詔書,目光迅速恢複了以往的黯淡。

二 “戊戌”年開了個好局

轟動一時的“公車上書”轉眼間就偃旗息鼓、無果而終了。

康有為和梁啟超站在人來人往的北京街頭,看見一切似乎都沒有改變。

亡國滅種的危機就在眼前,大夢未醒的王公大臣和天朝子民們卻仿佛視而不見。既然自上而下的政治變革不可得,那就用輿論宣傳來喚醒沉睡的國民,用自下而上的思想運動來影響朝堂上的袞袞諸公。康有為和梁啟超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兩個字——辦報。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95年8月17日),第一份以宣傳變法維新為主的報紙《萬國公報》正式創刊發行。該報廣泛介紹西學,呼籲變法維新,為昧於時代潮流和世界形勢的士大夫們打開了一扇全新的窗口。康有為說:“報開兩月,輿論漸明,初則駭之,繼則漸知新法之益”,於是,許多士人“乃日聞所不聞,識議一變”。

有了輿論基礎,康有為和梁啟超便決定組織學會,締造自己的政治團體。通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和多方奔走,在帝黨的中堅人物翁同龢、孫家鼐的暗中協助下,由帝黨成員文廷式、陳熾出麵,於光緒二十一年十月(1895年11月)成立了維新派的第一個政治團體——強學會。陳熾出任會長,梁啟超任書記員。《萬國公報》更名為《中外紀聞》,成為學會的機關報,梁啟超和汪大燮任主筆。

強學會的成立一時間震動朝野,各方人物紛紛附和。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直隸總督王文韶“各捐五千金”表示支持;袁世凱、徐世昌、張之洞的親信丁立均、軍機大臣李鴻藻的親信張孝謙等人均入會;就連此時人人皆曰可殺的李鴻章也慷慨解囊,捐資兩千。可會中諸人卻一致拒絕,把他的錢退了回去。李鴻章顏麵盡失,大為惱怒。此外,英美公使也紛紛捐贈西書和儀器。

與此同時,為了擴大維新運動的影響,康有為南下上海,在張之洞的資助下創辦了上海強學會及其會刊。京滬兩地遙相呼應,變法維新思潮頓時遍及大江南北,深刻影響了中國的知識階層。

此時此刻,頤和園中那個仍然掌握著帝國權柄的老女人,正冷冷地注視著這一切。

而那個被強學會搞得惱羞成怒的李鴻章此時正要出使俄國,也扔下一句話:“若輩與我過不去,我歸,看他們尚做得‘官’麼?”

隨後,李鴻章的親家、禦史楊崇伊立即上了一道奏折,彈劾強學會私立會黨、販賣西學、攻擊國體、有悖倫常,請朝廷予以查禁。

慈禧太後正中下懷,馬上授意軍機處采取行動。

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1896年1月20日),北京強學會被封,《中外紀聞》被禁。六天後,張之洞勒令上海強學會解散、《強學報》停辦。

京滬兩地的學會和報紙雖然遭到了封禁,但是風氣已開,維新變法的思想已經深入人心。慈禧及其後黨試圖把維新運動扼殺於繈褓之中,可他們卻無法阻擋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初一(1896年8月9日),梁啟超在上海與黃遵憲、汪康年一起創辦了《時務報》。該報為旬刊,每期三萬餘字。年僅二十三歲的梁啟超任主筆,每期撰寫一篇四千餘字的政論文章。這些文章不僅汪洋恣肆、才氣縱橫,“筆端常帶感情”,而且言辭犀利、思想深刻,發前人所未發,一經麵世立刻產生了振聾發聵的作用。梁啟超後來不無自豪地說:“甲午挫後,《時務報》起,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時人評價說:“當《時務報》盛行,啟超名重一時,士大夫愛其語言筆劄之妙,爭禮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

《時務報》前期,共登載了梁啟超的六十餘篇文章。除了擔任主筆,梁啟超還兼任了版務編排、譯稿潤色、報章校訂和最後定稿的大量工作。《時務報》成了維新派最重要的輿論陣地。

然而,時任報社總經理的汪康年曾是張之洞的幕僚。《時務報》的幕後老板實際上是張之洞。他之所以支持《時務報》,是因為他知道光緒帝傾向於維新,所以想在一定程度上參與維新事業,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可當他看到梁啟超的言論越來越“過激”,而且批判的鋒芒直指清政府時,頓時感到觸目驚心、無法容忍,於是授意汪康年對梁啟超施加壓力,鉗製他的言論。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梁啟超憤然離職,接受湖南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的盛情邀請,就任湖南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一職。就是在這裏,梁啟超大力提倡維新和民權思想,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護國運動期間在雲南起兵討袁的蔡鍔將軍,此時就是時務學堂的學生,年僅16歲,是四十名學生中年齡最小的一個。此時,雲集湖南的維新誌士還有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等人。他們隨後還創立了具有“議會”雛形的“南學會”,並刊行了學會機關報《湘報》。一時間,湖南成了維新運動的大本營,走在了全國前列。

梁啟超在滬、湘等地開展維新運動的同時,康有為也於光緒二十三年正月(1897年2月)在澳門創辦了《知新報》,除了宣傳維新變法思想,還廣泛介紹西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製度。次月,康有為又抵達桂林,在廣西巡撫史念祖的支持下,創辦了“聖學會”和《廣仁報》。

在梁啟超、康有為等人的不懈努力下,維新思想和集會結社的風氣得到了迅速而廣泛的傳播。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各種政治性的學會、報館和新式學堂如同雨後春筍紛紛出現。至1897年底,全國各地已有學會30餘個,新式學堂20所,報刊20種。到1898年,已經共計發展到了三百所以上。

維新運動正在高漲,可是民族危機也在逐步加深。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國借口有兩名德國傳教士在山東巨野被殺,出兵強占膠州灣,強迫清政府簽訂《膠澳租界條約》。康有為聞訊,一夜未眠,仰天痛哭,憤然寫下《上清帝第五書》,隨後馳赴北京,將奏書送抵工部代呈光緒帝。

又是這個康有為!工部尚書淞溎冷笑著打開奏書:“萬國報紙議論沸騰,鹹以瓜分中國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發。……譬猶地雷四伏,藥線交通,一處火燃,四麵皆應。膠警乃其借端,德國固其嚆矢耳!”

危言聳聽。淞溎蹙著眉頭翻過一頁。

“……蟻穴潰堤,釁不在大!職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大逆不道!淞溎憤怒地拍了一下桌子。

“……職雖以狂言獲罪,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否則沼吳之禍立見,裂晉之事即來,職誠不忍見煤山前事也。瞻望官闕,憂思憤盈,淚盡血竭……”

這這這,這算什麼?這康有為肩上到底扛著幾個腦袋?膽敢把當今聖上比喻成亡國之君崇禎?!淞溎呼地一聲站了起來,反剪雙手緊走了幾步,忽然轉過身來,一把抓起桌上的奏書揉成一團,隨手扔進了字紙簍。

奏書呈上如同石沉大海,康有為知道,肯定又被哪個當朝大員給扣了。

時節已近年關,康有為默默地收拾行囊,準備南下返鄉過年。

就在此時,翁同龢再次來到了南海會館。

“請暫緩南行,老夫已向皇上舉薦,你很快會被委以重任!”看著翁同龢殷切的目光,康有為的胸中再度熱血翻湧。

次日,翁同龢立即授意給事中高燮曾上折舉薦康有為。光緒帝準備召見。首席軍機大臣、恭親王奕馬上提出反對:“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見。”

光緒帝臉色一沉。

奕瞥了皇帝一眼,略微沉吟,接著說:“今康有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詢問,命大臣傳語可也。”

這算是折衷,給皇帝留了點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