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反對李世民的力量，就這樣悄悄擰成了一股繩。
在高祖李淵麵前中傷秦王最有力的，當屬張婕妤和尹德妃。
有一次，李世民因淮安王李神通立功而賜給他良田數十頃。張婕妤知道後，就向高祖要那塊地，說是給她父親養老。高祖立刻親手寫下賜地的手敕。李神通因為秦王頒令在先，堅持不肯出讓。張婕妤就向高祖哭訴說：“皇上賞賜妾父田地，秦王卻將田地頒給了李神通。”
李淵勃然大怒，斥責李世民說：“我的手敕還不如你的命令有效嗎？”
事後，李淵非常傷感地對左仆射裴寂說：“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製，為讀書漢所教，非複我昔日子也！”
尹德妃之父名叫尹阿鼠，其為人和名字一樣不入流，一貫驕縱蠻橫。有一次，尹阿鼠看見杜如晦騎馬從他門前經過，就唆使一幫家僮把他拽下馬，一邊拳打腳踢一邊指著他的鼻子罵：“你是什麼東西？經過我家門口竟敢不下馬？”罵完還折斷了杜如晦的一根手指頭。隨後，尹阿鼠又惡人先告狀，讓尹德妃上奏李淵，說：“秦王的手下欺淩妾家。”
李淵忍無可忍，再次對李世民大發雷霆：“我嬪妃的家人尚且被你的手下欺淩，何況普通老百姓呢！”
李世民急忙分辯，可李淵卻充耳不聞。
天下逐漸平定後，高祖李淵就經常在宮中大擺宴席。每逢此刻，李世民就會思念自己早逝的母親，感歎她不能親見父皇君臨天下。一念及此，總是黯然神傷，獨自垂淚。
宴會結束後，嬪妃們就抓住機會對李淵說：“如今四海升平，陛下正應安心娛樂，可秦王每每獨自哭泣，正是因為憎恨妾身們。陛下萬歲以後，妾身母子們必不為秦王所容，到時候恐怕一個都不會剩下了！”說著，眼淚就劈劈啪啪掉了下來，邊哭還邊說：“皇太子為人仁孝，陛下將妾身母子們托付給他，必能保全性命。”
李淵看著這群淚人兒，大為感傷，從此日漸疏遠李世民，轉而親近建成和元吉。
李世民遭到冷落和排擠，李建成總算鬆了一口氣。然而，李元吉對這種局麵卻很不滿意。兩個兄長如果相安無事，他就什麼好處也撈不著。不讓李世民躺下，自己永遠也別想靠近帝座半步。
所以，對於利用女人打口水仗這一套，李元吉已經煩透了。他直截了當地對太子說：“我想為大哥親手殺了他！”
終於有一天，李世民要陪高祖李淵駕臨齊王府。李元吉早早就讓他的侍衛宇文寶埋伏在臥室內，準備刺殺李世民。可在太子看來，齊王這麼做也未免太莽撞了。在你自己的府上、在高祖的眼皮底下幹這事，即便成功了，你李元吉就算有九個腦袋也不夠砍，而我李建成到頭來也難逃幹係！
所以，太子及時地製止了他。
李元吉咬牙切齒地說：“我不過是為大哥著想罷了，對我自己有何好處？”
二 李建成謀反案：誰是幕後黑手？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夏，炎炎烈日炙烤著大唐王朝的帝京長安，太極宮中到處閃耀著令人頭暈目眩的白光。連日來，天子李淵一直感覺自己被灼人的熱浪團團包裹著，不僅渾身乏力，而且心情煩躁。除此之外，太子與秦王的矛盾衝突似乎也在這時候進入了白熱化狀態，甚至出現了武力對抗的苗頭。這一切，無不讓李淵感到心煩意亂並且極度不安。
五月中旬，位於長安以北宜君縣境內的避暑行宮——仁智宮竣工落成，李淵當即決定去仁智宮避暑散心，紓解一下連日來鬱悶煩躁的心境。為此，他特意點了兩個兒子的名：秦王李世民和齊王李元吉，讓他們陪同前往，同時命太子李建成留守長安，負責處理日常政務。
說什麼也不能讓這兄弟仨待在一起，否則他們準得鬧事！
李淵覺得自己的安排很合理。把這幾個小子分開，自己或許就能在這林木幽深、風景宜人的仁智宮過一個安心而清涼的夏天了。
可李淵並不知道，他的鑾駕剛剛出了長安，有兩個東宮的軍官隨後就押著幾車“物資”悄悄離開京城，一路向西北方向急行。他們是太子手下的郎將爾朱煥和校尉橋公山，車上裝的是一大批嶄新的盔甲。二人奉太子之命，準備將盔甲運往慶州（今甘肅慶陽縣），交給都督楊文幹。
六月初，也就是在李淵駕臨仁智宮的同時，爾朱煥一行也走到了位於長安與慶州中途的豳州（今陝西彬縣）。不知道為什麼，爾朱煥和橋公山到達豳州時就不再往前走了，而且突然向豳州方麵舉報，聲稱有重大案情要上告。豳州地方官不敢怠慢，即刻將他們送到了天子所在的仁智宮。爾朱煥和橋公山隨即向李淵麵奏，指控太子李建成準備與慶州都督楊文幹裏應外合，趁天子不在京城之機發動兵變！
那一刻，李淵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他極度震驚並且滿腹狐疑的時候，又有一個叫杜鳳舉的人也從寧州（今甘肅寧縣）趕赴仁智宮告發了太子。他的指控和爾朱煥、橋公山如出一轍。
這個杜鳳舉是什麼角色，史書並無記載，但是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他和爾朱煥、橋公山的背後，一定有一種相同的力量在操縱，否則他們不太可能在同一時間對太子李建成發出同樣的指控。
麵對接踵而來的控告，李淵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刻找了一個理由，傳令太子到仁智宮麵聖。無論太子謀反是真是假，李淵都必須在第一時間把他控製住。
接到天子手詔後，東宮立刻亂成了一鍋粥。幕僚們開始七嘴八舌地獻計：太子舍人徐師謨提議，幹脆起兵，趁天子不在把京師占了！詹事主簿趙弘智則提出了一個比較理性的建議，他認為：太子應該貶損車服、摒棄隨從，獨自上山向皇帝請罪。
李建成思慮再三，最後聽從了後者的建議，隨即帶著東宮屬官前往仁智宮，在距行宮六十裏外命隨從們留下，僅帶著十餘個侍衛上山麵聖。
一見到李淵，李建成立刻作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樣子，極力表明自己的清白，而且“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絕。”可李淵卻一臉怒容，不為所動，一直到太子表演完了，才命人把太子軟禁起來，當晚隻給了他一碗麥飯充饑，並命殿中監陳福嚴加看管。
控製了太子之後，李淵立刻命司農卿宇文穎馳赴慶州，召楊文幹前來麵聖，決定把案件查個水落石出。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宇文穎此行不但沒有召來楊文幹，反而激起了他的兵變。
史書沒有記載宇文穎到底跟楊文幹說了些什麼，《資治通鑒》隻有這麼一句話：“穎至慶州，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雖然我們無從得知宇文穎“以情告之”的“情”到底是實情還是謊言，但是卻不妨設想一下：究竟在什麼情況下，楊文幹才會不顧一切地悍然起兵？
如果宇文穎跟楊文幹說的是實情，亦即皇帝對謀反之事隻是有所懷疑而並未確認，那麼楊文幹絕對不可能起兵造反。因為這麼做隻能在客觀上證實李建成的謀反之罪，讓太子跳進黃河也洗不清。而楊文幹是太子死黨，他們的關係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所以在皇帝尚未弄清事實真相之前，楊文幹根本沒有理由把自己和太子往火坑裏推。
由此可見，宇文穎說實話的可能性很小。既然如此，那麼促使楊文幹孤注一擲的原因隻能有一個，那就是——宇文穎捏造了某種事實。也就是說，宇文穎很可能告訴楊文幹，太子已被皇帝逮捕，隨時可能廢黜，謀反行跡已經徹底敗露，從而讓楊文幹產生絕望心理，最後不得不鋌而走險、悍然起兵。
如果我們的推論屬實，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宇文穎為什麼要撒謊？
就像爾朱煥等人控告太子的動機在史書中是一團迷霧一樣，宇文穎誘使楊文幹起兵的動機同樣隱藏在曆史的背光處。然而，隻要我們換個方式來提問，那麼有關“太子謀反”和“楊文幹兵變”的真相很可能就會浮出水麵。
刑偵學的原理告訴我們，一起案件發生後，要鎖定犯罪嫌疑人，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就是：看看有誰會因為某人的被害而獲益，那麼凶手最有可能是這個人。所以，我們的問題就是：在太子涉嫌謀反的情況下，“楊文幹兵變”對誰最有利？進而言之，在爾朱煥、橋公山、杜鳳舉、宇文穎這幾個看上去毫不相關的人背後，是否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操控一切？
為了找到答案，我們有必要先來看看，李淵麵對楊文幹兵變是如何反應的。
六月二十四日，楊文幹兵變爆發。消息傳到仁智宮，李淵勃然大怒，同時也感到極度的傷心和失望。因為楊文幹的行動等於承認了他與太子串通謀反的事實。聯係此前爾朱煥等人的告發，整個事件已經真相大白，似乎沒必要再尋找什麼證據了，李淵很容易就能得出結論——所有這一切的幕後主使不是別人，正是太子李建成！
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李淵的難過自不待言。廢立太子看來是勢在必行了，可眼下的當務之急卻是如何把叛亂消滅在萌芽狀態。次日，李淵立刻派遣左武衛將軍錢九隴，會同靈州（今寧夏靈武市）都督楊師道出兵討伐楊文幹。
二十六日，也就是楊文幹起兵的第三天，李淵召見了李世民。
李淵首先詢問他對當前形勢的看法。李世民不假思索地說：“楊文幹這個豎子，竟敢如此狂逆！兒臣以為，他很快就會被自己的部將所殺，即便不會，派遣一個普通將領也足以將他討平。”
李淵搖了搖頭，說：“不然。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眾。你應該親自出征，回來後就立你為太子。但是，我不能效法隋文帝害死自己的兒子，所以，應該給建成留條後路，封他為蜀王。蜀地狹小，蜀兵脆弱，將來建成若能服從你，你就要保全他的性命；若不服從，你要製伏他也易如反掌。”
既然李淵因楊文幹兵變而下定了廢黜太子、改立秦王的決心，那麼整個太子謀反事件最大的獲益者就站在我們麵前了。換言之，這起事件嫌疑最大的幕後推手，無疑就是這些年來一心想要奪嫡的秦王李世民！
要驗證這個結論是否站得住腳，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方向來考量，那就是：李建成是否真的要謀反？
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點：
第一，雖然太子與秦王的矛盾由來已久，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但是李建成的儲君地位始終是穩固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李淵出於“立嫡以長”的原則和政治穩定的考慮，不可能像當年的隋文帝楊堅那樣隨意廢立太子。
事實上，當秦王勢強、太子勢弱的時候，李淵也始終站在抑製秦王、扶持太子的立場上，否則也不會在劉黑闥起兵、河北告急時遲遲不願起用李世民，更不會在劉黑闥死灰複燃、卷土重來時全力支持李建成掛帥出征、建立戰功。而李建成討平劉黑闥之後，聲望顯著提升，勢力有所增強，儲君地位也隨之鞏固，根本無須擔心被李世民取而代之。史書記載，武德中後期，李淵對世民“恩禮漸薄”，而建成和元吉則“轉蒙恩寵”，隻要李建成保持現狀，等到李淵百年之後，天子寶座自然就是他的。既然如此，在總體形勢對其絕對有利的情況下，作為既得利益者的李建成怎麼可能會謀反？
第二，就算李建成為了防患於未然，打算徹底消除威脅他儲君地位的因素，那麼他要對付的人也應該是秦王李世民，而不是高祖李淵。因為直到武德七年，李淵仍然是李建成最大的政治靠山，而且即便是在李建成多次違規操作被揭發的情況下，李淵仍舊一如既往地對他寄予信任，否則也不會在前往仁智宮避暑的時候命太子監國、留守長安。
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李建成串通楊文幹謀反的目的卻是為了篡奪皇位。換句話說，他們矛頭所指正是李淵本人。試問，在明知道李世民對其太子之位虎視眈眈的情況下，李建成怎麼可能動手推翻自己的政治靠山呢？除非他有絕對的把握將李淵和李世民一舉翦除，否則以李世民的軍事才能和在軍隊中的勢力來看，李建成這麼做無異於自掘墳墓。
第三，退一步說，就算李建成真的鐵定了心要將李淵和李世民一網打盡，那麼他的謀反計劃也應該是首先在長安發動政變，徹底控製李淵，一舉消滅李世民，掌握中樞大權後，再命令楊文幹在外圍起兵響應，這樣才能確保萬無一失。
可事實恰好相反，李建成偏偏是等到李淵去了仁智宮後，才讓楊文幹在異地起兵，此時無論是李建成從長安發兵還是楊文幹從慶州發兵，一路上都必須經過高祖有效控製的州縣，最後才能打到宜君縣的仁智宮。這不但是鞭長莫及，而且是打草驚蛇！暫且不說叛軍有沒有能力打到宜君縣，就算其占了先機，一路暢通無阻打到仁智宮，高祖和秦王肯定也早已揚長而去，並且極有可能調集了四方兵馬，給他們布下了一個天羅地網。所以說，這樣的謀反計劃是十分愚蠢的。李建成縱然軍功不及李世民，可他也是開創李唐的元勳之一，其政治智商和軍事才能斷不至於如此低下。
就算我們換一個角度，假設李建成這麼做是想趁李淵離開京師、朝廷空虛的時候奪取政權，那麼這個謀反計劃是否就變得可行了呢？
很遺憾，這樣的設想同樣不能成立。道理很簡單，在武德七年的李唐王朝，論政治號召力，高祖李淵依然是當之無愧的一號人物，他對政權的控製仍然是有力的；而論及在軍隊中的影響力和勢力，可以說整個李唐王朝無出秦王之右者。在此情況下，李建成就算控製了朝廷、占領了京師，他所得到的，無非也是一個政權的空架子和長安一座孤城而已。
而高祖和秦王就算身在宜君縣的避暑行宮中，同樣可以在政治和軍事上牢牢把握這個帝國，照樣可以在仁智宮中號令四方。而這一切，當了多年太子、長期在李淵身邊協理政務的李建成絕對不可能意識不到。
綜上所述，李建成謀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資治通鑒》中關於這個事件的記載也是漏洞百出，存在太多違背邏輯和自相矛盾的東西。所以，當代的一些學者在深入研究後也紛紛提出質疑，最後作出了否定的結論。
如李樹桐在《唐史考辨》中說：“《通鑒》內，有關楊文幹反事連建成案的記載，必與事實不符。”牛致功的《唐高祖傳》稱：“事實證明，楊文幹造反與李建成沒有關係。”黃永年在《唐史十二講》中說：“李淵既然對李世民‘恩禮漸薄’，而‘建成、元吉轉蒙恩寵’，建成又何必冒險用軍事行動來奪取政權？如真有其事，何以第二年李淵還派建成前往幽州以備突厥，毫無恩寵衰薄的跡象？足見統統出於誣陷增飾，不是事實。”
事實上，就連《通鑒》的編纂者司馬光本人，也不敢肯定太子謀反之事的真實性，所以才會在《通鑒考異》中引用劉餗（《史通》作者劉知幾之子）的話，說當時這個事件的起因是有人“妄告東宮”。
所謂“妄告東宮”，關鍵就在於這個“妄”字。也就是說，爾朱煥和橋公山對太子的指控很可能屬於誣告。那麼，此二人既然都是太子的手下，又為何會胳膊肘朝外拐呢？
很顯然，他們如果不是被人收買，就是受人脅迫。那麼，又有誰會去收買或脅迫他們誣告太子呢？
答案隻有一個——秦王李世民。
正如牛致功先生所稱，武德年間，當“兩大集團正在進行激烈鬥爭的時候，與事無關者是不會陷害太子，為李世民出力賣命的。”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不管是爾朱煥和橋公山，還是杜鳳舉和宇文穎，其背後很可能都有秦王府的力量在驅使和操控。
武德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當高祖對秦王鄭重作出廢立太子的承諾後，李世民一定以為自己已經在這場政治PK中勝出。然而，接下來事態的發展卻完全出乎他的預料。
就在李世民距離太子之位僅有半步之遙的時候，忽然間夢想幻滅，一切都打回原形——太子依然是太子，秦王照舊是秦王，李世民竹籃打水一場空。
這到底是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李淵反悔了。
正當李世民意氣風發地前去征討楊文幹時，李建成施展渾身解數，動用他的所有政治力量對皇帝施加影響，其中包括齊王李元吉、後宮嬪妃群和重臣封徳彝等人，最後終於促使李淵回心轉意，收回了廢立太子的成命。
要說李淵是因為耳根子軟，禁不住這些人的軟磨硬泡才改變主意，那就過於低估李淵的智商了。就像我們前麵分析的那樣，整個太子謀反事件漏洞百出，李淵不可能對此毫無察覺。尤其是當太子已經被軟禁、圍剿楊文幹的軍事行動也已展開的時候，李淵必定會冷靜下來，仔細思考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這時候，他自然會看出此案的眾多疑點，再加上身邊各色人等的解釋、勸說和提醒，李淵就會意識到自己廢立太子的決定做得過於草率了。說白了，整個事件中唯一能夠認定的太子過失，無非就是“私運盔甲”這一條，可要說楊文幹起兵一定是太子指使，明顯是證據不足的。當然，太子私運軍用物資肯定也屬於違法行為，但斷不至於被廢黜！
所以，李淵最後肯定也會意識到，這起事件很可能是有人抓住太子違法的把柄，然後精心製造了一個太子謀反的假象，目的就是顛覆儲君之位。至於說這起陰謀的製造者是誰，那就不言自明了。當今天下，還有誰比秦王更具有相應的動機和強大的策劃能力呢？
當然，李淵沒有證據，隻能猜測。但就算是猜測，也足以讓他打消廢黜太子的念頭了。
隨後，李淵就命人釋放了太子，命他仍回京師留守，然後各打五十大板，責備太子和秦王“兄弟不睦”，最後從東宮和秦王府找了幾隻替罪羊：太子中允王珪、太子左衛率韋挺、天策府兵曹參軍杜淹，把他們全部流放巂州。
就在李淵作出上述決定的同時，李世民也輕而易舉地平定了楊文幹叛亂。
在這場短命的叛亂中，楊文幹唯一的戰績就是出兵占領了寧州（今甘肅寧縣），可當李世民率領大軍進抵寧州城下的時候，楊文幹的軍隊就不戰自潰了。七月初五，楊文幹被自己的部將刺殺，首級傳送長安。
武德七年夏天的“李建成謀反案”就這樣不了了之、草草收場了。高祖李淵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給這起震驚朝野的事件畫上了一個並不圓滿的句號。之所以說它不算圓滿，是因為這種“和稀泥”的處置方式即便能夠勉強維係太子與秦王之間的平衡，但這卻是一種極其脆弱、危機四伏的平衡。
毫無疑問，無論是太子還是秦王，對這個處置結果都不會感到滿意。
對李建成來說，既然高祖收回了廢立太子的成命，並且對太子和秦王各打五十大板，那就說明他已經意識到太子是被誣陷的，而且肯定也意識到秦王就是製造假案的幕後黑手。按照唐律，誣告別人謀反若不屬實，誣告者本人是要處以謀反罪的，這就是“反坐法”。可現在倒好，僅僅流放一個秦王府的屬官杜淹，秦王本人卻安然無恙，絲毫不受懲處，這怎麼說得過去？這不是在縱容秦王陰謀奪嫡嗎？
而對李世民來說，既然高祖已經作出了立他為太子的承諾，而且沒有過硬的證據表明太子謀反案確為秦王府一手炮製，那麼高祖就不應該打秦王“板子”、流放他的屬官，而應該兌現承諾，立他為儲君。所謂天子口中無戲言，堂堂的一國之君怎麼能信口開河、出爾反爾呢？再者說，就算太子謀反是假，可楊文幹兵變總是真的吧？楊文幹是東宮舊部也是真的吧？太子給楊文幹私運盔甲更是不爭的事實吧？就衝這些證據確鑿的事實，太子便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怎麼能不痛不癢地流放兩個東宮官吏就算完事了呢？更何況楊文幹兵變畢竟是秦王平定的，到頭來平叛功臣反而遭到責罰，如何能讓人心服口服？
所以，盡管讓李淵深感不快的這一頁貌似翻過去了，但是對於不共戴天的李氏兄弟而言，事情卻遠遠沒有了結。換言之，發生在武德七年夏天的這起事件，僅僅是一場悲劇的開端而已。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儲位之爭，終將從爾虞我詐的陰謀，演變成赤裸裸的暴力和殺戮。
三 詭異的夜宴
大唐帝國在貌似平靜中度過了兩個春秋。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初一，長安城的上空陽光明媚，與往日並無不同。然而仔細一看，這個早晨的天空卻有些異樣。因為天上多出了一個東西。
那不是UFO。那是一顆星星——一顆大白天跑出來閑逛的星星。
這個早晨，耀眼的太白金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搖大擺地從長安的天空上劃了過去。按古人的說法，這叫“太白經天”，是一種奇異而重大的天象，正所謂“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
金星白晝劃過長空，天下將發生變革，人民將擁有一個新的君王！
此刻的李世民並不知道，短短兩個月後，他就將成為這個“新的君王”。
盡管冥冥中一直懷有“天命在我”的自信，盡管對自己在政治上、軍事上以及其他各方麵所擁有的絕世才華從來不曾懷疑，但是眼下，李世民卻隻是一個受困於現實的親王，一個不斷遭人排擠、生存空間日益狹小的親王。
李世民很清楚，自己和太子集團遲早會有一戰。所以，在最後的PK到來之前，李世民決定先穩定自己的大後方。為此，他選擇了關東的那個形勝之地——洛陽。
那是他經營已久的根據地。此前，李世民早已將自己的嫡係、陝東道行台工部尚書溫大雅派駐洛陽。而眼下，為了迎接這場生死PK，李世民又特意命麾下驍將、秦王府車騎將軍張亮率左右侍衛一千餘人前往洛陽。李世民給了張亮一大筆金帛，讓他暗中結交山東（崤山以東）的英雄豪傑，做好一切應變準備。
萬一在長安的鬥爭中失利，李世民打算退守洛陽，與朝廷分庭抗禮；如果形勢一再惡化，實在迫不得已，就與李建成裂土而戰！
然而，此次秘密行動卻沒有逃過齊王李元吉的眼睛。
他一直在暗中監視秦王府的一舉一動，而今這一千多名武裝人員忽然大舉調動，當然會引起他的高度懷疑和警覺。李元吉立刻入宮，指控張亮陰謀反叛。李淵隨即下令逮捕了張亮，命有關部門調查審理。
情況十分危險。萬一張亮的嘴被撬開，李世民的麻煩就大了。
所幸李世民沒有用錯人，張亮算得上是一條好漢。不管審訊官員采用什麼手段進行逼供，始終無法從他口中得到片言隻語。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朝廷隻好將他釋放。張亮隨後便按原計劃率部趕赴洛陽。
“張亮事件”總算是有驚而無險，但是下麵這個事件卻差點要了李世民的命。
這是一場詭異的夜宴。
就是在這次夜宴上，發生了一起撲朔迷離、備受後人爭議的“毒酒事件”。
據《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記載（《新唐書》、《資治通鑒》所載與之大同小異）：“（建成）與元吉謀行鴆毒，引太宗（李世民）入宮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數升”，淮安王李神通趕緊將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李淵聞訊，立即下了一道手詔給李建成，說：“秦王一向不能飲酒，從今往後不準再舉辦夜宴。”言下之意是警告太子不要再玩什麼小動作，隨後李淵便親自前往秦王府探視李世民。
此刻的李淵肯定意識到太子和秦王已經水火不容了，於是就向李世民提出了一個消解紛爭的辦法。他說：“當初建立大計，後來又平定海內，都是你的功勞，當時就想立你為太子，可你卻堅決推辭，我也隻好成全你的美意。再說建成年長，當太子的時日已久，我也不忍心剝奪他的繼承權。看你們兄弟好像不能相容，都住在京城裏，必定要產生衝突，我想讓你重新掌管陝東道大行台，居住洛陽，自陝州（今河南三門峽市）以東的國土都由你做主，準許你建立天子旌旗，一切仿照西漢梁孝王劉武的做法。”
李淵說完，秦王已經泣不成聲，以不願遠離膝下為由推辭。
這當然是李世民在故作姿態。其實高祖的安排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我們知道，唐朝實行“兵農合一”的府兵製，士兵平時務農，農閑習武操練，戰時出征，所以，除非麵臨戰爭，由天子下詔，兵部頒令，將領才有權統率軍隊，否則即使是像李世民這樣的十二衛大將軍，平時手中也沒有兵權。而在長安，東宮和齊王府的勢力加起來要比秦王府強大得多。東宮曾私募長林兵二千餘人，而齊王也一直在“募壯士，多匿罪人”，二人兵力相加，總數應該不下於三千人。而秦王雖然也“素所蓄養勇士八百餘人”，但明顯處於劣勢，雙方一旦在京師開戰，秦王很可能會吃虧。所以，出鎮洛陽對於李世民來說，實在是進可攻、退可守的上上之策。李世民之所以命溫大雅和張亮經營洛陽，其用意也正在於此。
李淵最後說了一句：“天下一家，東西兩都，相距很近，我想念你的時候就去看你，你不必傷心。”於是事情就這麼定了下來。
聽到李世民即將被派駐洛陽的消息，太子和齊王大感不妙。秦王一旦到了洛陽，手上就掌握了土地、城池和軍隊，這無異於蛟龍入海、猛虎歸山，必將後患無窮。二人緊急磋商之後，得出了一致結論——如果把秦王控製在京師，他不過就是一介匹夫，要擺平他易如反掌！
隨後太子便命人向高祖遞上密奏，聲稱：“秦王左右都是山東（崤山以東）人，一聽說要前往洛陽，沒有不歡呼雀躍的，觀察他們的心誌，恐怕是一去不返了。”同時授意心腹大臣不斷向高祖分析其中弊害，勸他收回成命。這些人向李淵說了一些什麼史書無載，但按照上述的密奏內容，其遊說之言不外乎如此：一旦秦王據有洛陽這個形勝之地，剛剛統一的國家就會再度麵臨分裂的危險；陛下您健在的時候，秦王和太子或許還能暫時隱忍、引而不發，可一旦您千秋之後，雙方勢必爆發武裝衝突，甚至可能導致大規模戰爭，到時候家國分崩、生靈塗炭，後果將不堪設想啊！
也許就是在近臣的如此遊說之下，李淵感到此事非同小可，於是暫時中止了命秦王赴洛陽的計劃。
以上就是“毒酒事件”及其餘波。
許多學者認為“夜宴”一事疑點太多，不足采信，很可能是出於貞觀史臣的虛構。綜合懷疑論者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當時太子與秦王已成水火不容之勢，雙方劍拔弩張、衝突不斷，怎麼可能坐在一起聚宴飲酒？
二，即便太子為了謀害秦王而故意設下“鴻門宴”，可秦王明知太子有不軌意圖，為何還敢去赴宴，並傻乎乎地喝下毒酒？
三，就算秦王去了、酒也喝了，可為何“吐血數升”而不死？莫非堂堂皇太子精心準備的毒藥竟然是假冒偽劣產品？
四，按《通鑒》記載，“毒酒事件”是被放在“太白經天”的六月初一之後的，也就是說，此事發生的時間不會早於六月初一。而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六月四日玄武門之變就爆發了，那麼，李世民怎麼可能在中毒吐血的短短三天後就能生龍活虎地發動政變，並力挽強弓射殺太子呢？這實在有些匪夷所思。
既然疑點這麼多，那麼“毒酒事件”果真是一場虛構麼？
我們的答案是：未必。
上述質疑也並不是無懈可擊，同樣是值得推敲的。由於除了兩《唐書》和《資治通鑒》，沒有更多的史料可資辨別此事的真偽，所以，我們隻能從常識和邏輯的角度來進行相關的考察和推論：
第一，中國人最講究麵子，即便是在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中，表麵上的東西也是要維持的；背地裏越是鬥得不可開交，麵子上越是要裝得若無其事，甚至還要比平時顯得更為友善。這在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中屢見不鮮，不足為奇。所以，李建成和李世民在當時的情況下聚宴，就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既然已經赴宴，李世民就沒有不喝酒的道理。即便他懷疑李建成會在酒中下毒，那也隻是懷疑而已，連兄長請客的酒都不敢喝，豈不是要讓人恥笑？依照李世民倔強而果敢的個性，這頓酒他非喝不可。聯係此前的“胡馬事件”，以李世民對馬術的精通，他未必看不出李建成給他的是一匹野性未馴的烈馬，但他還是若無其事地騎了上去。由此可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可以說正是李世民的一貫性格。
第三，李建成即使是想毒死李世民，估計也不敢讓他死在自己舉辦的酒宴上，因為這無異於明目張膽的謀殺。在當時高祖仍然想把一碗水端平的形勢下，李建成這麼做對自己也是不利的。即使他真殺了李世民，毒死自己親弟弟的罪名也不小。當初他阻止李元吉在齊王府行刺李世民，也是相同的道理。對於在鬥爭中一直占據優勢的李建成來說，應該不至於出此下策。所以，比較有可能的一種情況是：李建成確實下了毒，但不是什麼“假冒偽劣產品”，而是一種“緩發”的毒藥，也就是能夠對李世民造成重大內傷、但並不能令其當場斃命的毒藥。對李建成而言，最好的結果就是讓李世民在中毒的幾天後或者一段時期後毒發身亡，這樣一來不但能達到目的，而且能夠最大程度地洗清嫌疑，至少也能淡化殺人的罪名。而李世民最終之所以安然無恙，或許就是這種“緩發型”的毒藥在藥性和劑量上比較難以控製，因而未足以令他斃命。
此外，還會存在另一種可能，那就是李世民對這場“鴻門宴”早已心存警惕，所以隻喝了極少量的酒。並且，也有可能事先準備了解藥，中毒之後在第一時間服用，從而極大地減輕了中毒症狀，保住了性命。
第四，這個事件的發生時間真的是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嗎？
其實這一點曆來也遭到普遍懷疑。因為《資治通鑒》把此事放在了“太白經天”之後，所以人們習慣上認為此事是發生在六月初一晚上，但是除了《通鑒》之外，兩《唐書》都沒有記載具體日期。所以我們認為，此事有可能是發生在玄武門之變的半年之前，也就是武德八年的年底。理由有三：
首先，按照兩《唐書》，此事都是直接記載在“楊文幹事件”後麵的，並且《舊唐書》正是在毒酒事件敘述完後，才出現了“九年，突厥犯邊”等語，而《新唐書》的記載順序也與此相同。這裏關鍵就是“九年”這個時間標誌。如果《舊唐書》也認為此事是發生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那麼這個“九年”就應該冠於毒酒事件之前，而不是放在毒酒事件之後。所以，這就讓我們有理由相信：此事極有可能發生在武德九年之前。
其次，按《資治通鑒》記載，從六月初一的“太白經天”到六月四日的“玄武門之變”，期間連續發生了“張亮事件”、“毒酒事件”，以及太子和齊王收買、陷害、斥逐、爭奪秦王府文臣武將的一係列事件；而後又是“烏城戰報”、齊王兼並秦王府將士、昆明池政變未遂等事件，繼而才有秦王府一幹心腹將吏力勸秦王動手的那一幕，最後才是玄武門的流血政變……在短短三四天之內居然發生了這麼多重大事件，顯然不太符合常理。
無怪乎許多讀者會在目不暇接、眼花繚亂的同時驚呼——這四天也太漫長了！
在此，我們無意考證這麼多事件的確切發生日期，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做一個推論。也就是說，《資治通鑒》完全有可能是為了敘述的方便和情節的緊湊，才把這麼多事件集中放在了武德九年六月初一之後的幾天內。在此僅舉一例：秦王府驍將程知節被太子排擠出京師、外調為康州刺史這件事，《通鑒》就把它放在了武德九年的六月初一之後，但是查《舊唐書?程知節傳》，這件事卻分明是發生在武德七年。由此可見，毒酒事件也極有可能和程知節事件一樣，並非發生在武德九年，但是被司馬光出於敘事需要實施了“乾坤大挪移”，硬是挪到了玄武門之變的幾天前。
最後，按照常理，太子李建成要舉辦宴會，總要有一點由頭，更何況與秦王早已走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要邀他赴宴更需要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那麼，這樣的理由有可能是什麼呢？我們發現，在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朝廷曾“加授秦王世民中書令、齊王元吉侍中”，兩個弟弟在同一天榮升要職，這難道不是最好的聚宴理由嗎？這難道不值得太子替弟弟們張羅一下、慶賀一番嗎？而假如太子真的以此為借口對秦王發出邀請，李世民好意思拒絕嗎？雖然沒有更多的史料支持我們這個推測，但是這種可能性並不能完全排除。
因此，根據上述理由，我們或許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這場幾乎要了李世民性命的夜宴，有可能是發生在武德九年之前；確切的日期，或許就是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夜。既然如此，休養了大半年的李世民完全康複之後才發動政變，就是合情合理的了，並不值得大驚小怪。
綜上所述，毒酒事件、及其之後李淵欲派秦王赴洛陽的事情，就未必是出自貞觀史臣的虛構。我們認為，這個事件在總體上應該是真實的，但是不排除其中的某些關鍵細節存在“增飾”的可能。在此僅舉兩例：首先，秦王的“吐血數升”之說就不可能屬實。“吐血”或許是真，但是“數升”定屬虛妄。據醫學理論，一個健康成年人體內的血液大約在3.8~5.6升之間，人體失血的極限為1.9~2.8升，約占血液總量的50％，超過這個極限就有致命的危險。而李世民的“吐血數升”到底是幾升呢？2升以下不會用“數升”這種說法，所以至少也該在2~3升以上，很明顯已經突破了失血極限，因此絕不可信。
除了吐血的細節不真實外，另一個細節增飾的例子就是李淵對李世民所說的“建天子旌旗”的話。在太子和秦王水火不容的情況下，李淵讓秦王暫且避居洛陽，以免事態進一步惡化，這是完全可信的，也符合李淵維持平衡的原則，但是讓秦王“建天子旌旗”則顯然屬於誇誕之詞。因為李淵即便不是聖主明君，也斷不是昏庸之輩。作為一個年長的開國之君和成熟的政治家，李淵不會不明白“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的道理，也不會不明白這麼做就意味著分裂和戰爭。
因此，這場毒酒事件總體上應該是真實的，但其中類似於“吐血數升”和“建天子旌旗”這種細節極有可能就是出自貞觀史臣的虛構。之所以做這樣的一些誇誕增飾，其目的無非是表明李世民受迫害的嚴重程度，從而證明其迫不得已自衛反擊的正當性，並且為他日後發動政變、奪取皇位提供更多的合法性。
無論這場詭異的夜宴確切發生時間為何，也無論毒酒事件的真實程度有多高，總之，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之前，一個眾所周知、有目共睹的事實是——太子（齊王）和秦王的鬥爭已經走到了你死我亡的邊緣。那些置身於政治漩渦中的文臣武將們，包括大唐天子李淵，肯定都會為此感到極大的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