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以苦為樂，範蠡三致千金
範蠡輔佐越王勾踐20多年，終於打敗了吳，報了會稽之仇。他因為功績卓著，被封為“上將軍”。範蠡受封之後，想到越王勾踐的為人，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同安樂，自己盛名之下是難以久安的，不如辭官回鄉，於是他便攜妻帶子辭官而走了。範蠡曾對別人說：“計然的策略有七項，越國隻用了五項，就成了強國，過去我用他的計策強國，現在我要用他的計策行之於治家。”
計然是春秋戰國時期晉國的一位公子，姓辛名研，字文子。他遊學來到越國，結識了範蠡。範蠡向他請教治國大計，兩人愈談愈投機，於是成了親密的朋友。那時越國已淪為吳國的附屬國，越王勾踐剛剛被吳王釋放回國，他始終不忘複仇雪恥，他也向計然請教複國之策。計然便為越國出了七計。他說：“吳越之戰後，越國已元氣大傷，要想重新富強起來，隻有艱苦奮鬥，上下同心，同時還要有一定的計劃。貴國的情況是12個年頭裏有6個豐年，6個災年。掌握了豐歉循環的規律，豐年時多儲備糧食，以備歉年之需，就不會盲目樂觀，任意浪費，歉年也不會餓死人了。”計然告訴勾踐，民以食為天，糧食的生產是維持國家安危和人民生死的特殊商品，應由國家進行控製，而且國家應該鼓勵農業生產。他一口氣講了七條計策，越國執行了5條。10年之後，越國變得國富民強，所以範蠡很佩服計然。他棄官從商之後，運用計然的理論經營，不久也成了巨富。
範蠡辭官之後，首先來到了齊國，隱姓埋名，自稱是鴟夷子皮，意思是“酒囊子的外皮”，這樣開始自己的創業曆程。齊國是東方的大國，農業和工商業都很發達。範蠡父子在海邊以耕種為生，辛勤勞作，合力整治生產。由於同心協力，功夫不負有心人，沒有多久，他就積聚了數十萬財產。由於他的能力和才幹，在齊國很快成了名人。齊人聽說範蠡很勤勞，很賢能，便請他出來做卿相，並且送來了相印。這是與範蠡本意相違的。他感歎道：“在家能夠艱苦奮鬥聚集千金，做官則能位至卿相，這是一個布衣平民最得意的事情了，但是長久受綬尊名卻是不祥的事情。”於是他奉還相印，並把家產分給了朋友及鄰裏，自己一家隻帶了金銀珠寶秘密地離去了。
他來到定陶（今山東省淄博），認為這裏是四通八達的商業樞紐，居於天下之中，在這裏謀生治產是完全可以致富的，於是在這裏住下來，自稱朱公，人們都稱他為陶朱公。他麵對新的形勢，對自己的治產又作了新的調整。範蠡帶領兒子們親自耕種和牲畜，戰勝了各種困難，才獲得了莊稼的豐收，六畜的興旺。他又不失時機地進行商業活動、積累資金，大膽地買進賣出，隻謀取1\/10的利潤，買賣做得十分紅火。沒有過多久，他又積累了數百萬的財富。天下人都知道定陶有個陶朱公，富甲天下。
有位叫猗頓的人來向範蠡請教致富的辦法，範蠡告訴他，要想盡快致富，必須辛勤勞動，而且要不怕艱苦，同時多養六畜。又有人問他：“你十幾年中，三次聚財至千金，家資巨萬，有什麼訣竅嗎？”範蠡就把自己經商理財的18則說出來：“第一生意要勤快，切勿懶惰，那樣什麼事也幹不成；第二價格要標明；第三生活要節儉，切勿奢華，奢華則錢財竭；第四是切勿濫出；第五是貨物需麵驗，切勿濫入；第六是出入要謹慎；第七是用人要方正，切勿歪斜；第八優劣分明；第九貨物要修整，切勿散慢；第十期限要限定；十一買賣要快捷，切勿拖延；十二錢財要明慎，切勿糊塗；十三帳目要稽查，切勿懈怠；十四是切勿暴躁，和氣生財；十五切勿妄動；妄動則誤事；十六臨事要盡責；十七工作要精細，切勿粗糙；十八是切勿浮躁，浮躁失事多。”這些經驗之中，幾乎沒有一條離開了勤勞致富，艱苦創業這個根本，所以範蠡才能在十幾年之中三致千金。
評析
苦之忍，一是不懼怕艱苦，二是敢於戰勝艱苦，三是樂觀地麵對艱苦。範蠡帶領兒子們艱苦創業，三致千金，是從艱苦勞作中得到快樂。
艱苦的生活對人是一種磨煉，是對意誌品質的考驗，也是培養自己遠大理想和浩然正氣的途徑。隻有能夠忍受住這種生活中的艱苦，也就不怕前進道路中的任何障礙了。
6.貴則自抑，郭子儀一生小心謹慎
事物總有看不透，不可料的一麵，而世事詭譎，風波乍起，更非人所能目睹，所以主張立身唯謹，避嫌疑，遠禍端，凡事預留退路，不思進，先思退。滿則自損，貴則自抑，所以能善保其身。
唐朝郭子儀平定安史之亂的事跡已為人所熟知，但很少人知道，這位功極一時的大將為人處世卻極為小心謹慎，與他在千軍萬馬中叱吒風雲、指揮若定的風格全然不同。
唐肅宗上元二年（761年），郭子儀進封汾陽郡王，住進了位於長安親仁裏的金碧輝煌的王府。令人不解的是，堂堂汾陽王府每天總是門戶大開，任人出入，不聞不問，與別處官宅門禁森嚴的情況判然有別。客人來訪，郭子儀無所忌諱地請他們進入內室，並且命姬妾侍侯。有一次，某將軍離京赴職，前來王府辭行，看見他的夫人和愛女正在梳妝，差使郭子儀遞這拿那，竟同使喚仆人沒有兩樣。兒子們覺得身為王爺，這樣子總是不太好，一齊來勸諫父親以後分個內外，以免讓人恥笑。
郭子儀笑著說：“你們根本不知道我的用意，我的馬吃公家草料的有500匹，我的部屬、仆人吃公家糧食的有1000人。現在我可以說是位極人臣，受盡恩寵了。但是，誰能保證沒人正在暗中算計我們呢？如果我一向修築高牆，關閉門戶，和朝廷內外不相往來，假如有人與我結下怨仇，誣陷我懷有二心，我也會閉目塞聽，錯失分辯的機會。我現在這樣無所隱私，不使流言蜚語有滋生的餘地，就是有人想用讒言詆毀我，也找不到什麼借口了。”
幾個兒子聽了這一席話，都拜倒在地，對父親的深謀遠慮深感佩服。
中國曆史上多的是有大功於朝廷的文臣武將，但大多數的下場都不好。郭子儀曆經玄宗、肅宗、代宗、德宗數朝，身居要職60年，雖然在宦海也幾經沉浮，但總算保全了自己和子孫，以80多歲的高齡壽終正寢，給幾十年戎馬生涯劃上了一個完美句號，這不能不歸之於他的這份謹慎。
評析
謀略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本身一看就詭詐神秘的，另一類則是表麵平淡無奇，無“神”的跡象，然而其深入則是包含了極深的玄機，不易讓人識破，隻是在關鍵時刻才顯露山水，讓人恍然大悟，歎服不已。這兩種謀略不能說哪一種更高明一些，隻是在不同的具體情況下用不同的謀略罷了。
就郭子儀這樣的地位和時代而論，當時封建社會官場險惡，政治鬥爭激烈，而郭子儀處在他那樣的地位和權勢則必須時刻提防別人的陷害。而這種陷害又是難以預料的，不可能時刻盯在這方麵，這就顯示了郭子儀處世的大智慧：他采取開放性的方法，從而達到了“不神之神”的境界。
其實由於世間萬物無不處於對立統一矛盾變化之中，事物的各個方麵在一定條件下也是統一和相互轉化的。當今有些人往往容易用習慣的舊眼光對事物進行衡量，因而看不到這類特殊事物本身蘊含的神奇內質，隻是把它視為平凡的變體而予以忽視，直至該事物的神奇內質被揭露出來，露出奇光異彩時，才恍然歎服。所以，通過郭子儀的處世故事，我們最起碼應該清楚認知一下自己的一些習慣思維是不是有些老化，是不是該進行一些革命，從而適應新的社會形勢。
7.抱頭藏尾，暗聚實力的朱元璋
“緩稱王”作為朱元璋“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大戰略的最後一個環節，實際上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當朱升提出“緩稱王”時，主要的幾路起義軍和較大的諸侯割據勢力中，除四川明玉珍、浙東方國珍外，其餘的領袖皆已稱王、稱帝。最早的徐壽輝，在彭塋玉等人的擁立下，於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稱帝，國號天完。張士誠於元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劉福通因韓山童被害，韓林兒下落不明之故，起兵數年未立“天子”，到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徐壽輝被部下陳友諒所殺，陳友諒自立為帝，國號大漢。四川明玉珍聞訊，也自立為隴蜀王。一時間，九州大地，“王”、“帝”俯拾皆是。
此時隻有朱元璋依然十分冷靜。他明白“誰笑在最後，誰才是真正的勝利者”這個道理。所以，他堅定地采納“緩稱王”的建議。朱元璋成為一路起義軍的領袖，始終不為“王”、“帝”所動，直到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才稱為吳王。至於稱帝，那已是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的事情了。此時，天下局勢已明朗，也就是說，朱元璋即便不稱帝，也快是事實上的“帝”了。
與其他各路起義軍迫不及待地稱王的作法相比較，朱元璋的“緩稱王”之戰略不可謂不高明。“緩稱王”的根本目的，乃在於最大限度地減少己方獨立反元的政治色彩，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元朝對自己的關注程度，避免或大大減少過早與元軍主力和強勁諸侯軍隊決戰的可能。這樣一來，朱元璋就更有利地保存實力、積蓄力量，從而求得穩步發展了。
要知道，在天下大亂的封建朝代，起兵割據並不意味著與中央朝廷勢不兩立，不共戴天。但一旦冒出個什麼王或帝，打出個什麼國號，那就標誌著這股力與中央分庭抗禮了。因此，哪裏有什麼王或帝，朝廷必定要派大軍前去鎮壓。徐壽輝稱帝的第二年，元朝大軍就對天完政權發起大規模的進攻。同樣的道理，張士誠、劉福通等人，莫不為元軍圍攻。
相比之下，隻有尚未稱帝的朱元璋，一直到大舉北伐南征前，都未受到元軍主力進攻。原因之一，是朱元璋周圍有徐壽輝（後為陳友諒）、小明王、張士誠勢力的護衛，元軍要進攻朱元璋，必須首先超過他們占據的地域。但這也不是絕對的。元軍曾進攻過張士誠的六合，距離應天隻有五六十公裏，元軍可以到六合，當然可以到應天，否則朱元璋也就不會慌慌張張地派兵救援六合了。原因之二，是朱元璋在稱帝之前，一直“忍辱負重”，隸屬於小明王的宋政權。當時稱天下稱帝者有三四個，處於搖搖欲墜中的元朝根本顧不上朱元璋這一類附於某一政權的勢力。而朱元璋正是抓住了這有利契機，加緊擴大地盤，壯大力量，最後終於成為收拾殘局的主宰者。
“緩稱王”還避免了過多地刺激個別強大的割據政權。元末雖亂，但到最後“冠軍”隻能有一個。從這個意義上講，任何一個割據政權都是皇權路上的競爭者。因此，割據政權除要與朝廷鬥爭外，相互之間還有“競爭”，這種“競爭”實際上就是血腥的相互殘殺。正因為朱元璋“緩稱王”，不但避免卷入這種殘殺，而且借隸屬於小明王的宋政權，一方麵討得宋政權的歡心，另一方麵，也得到了宋政權的庇護，可謂一箭雙雕。
評析
“緩稱王”關鍵在一個“緩”上，在於能不能忍。一旦時機成熟，朱元璋就當仁不讓了。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軍事形勢對朱元璋集團十分有利，北麵的宋政權已經名存實亡了，即便與朱反目，也不足為慮；東麵的張士誠已成為驚弓之鳥，再成不了什麼大的氣候；四川的明玉珍安於現狀，沒有遠圖，對朱元璋集團構不成大的威脅；而元軍在與宋軍的決戰中大傷元氣，且又陷入內戰之中，已無力南進。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下，朱元璋憑借自己的強大的軍隊和廣闊的地盤，不失時機地公開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張，自立為王，對業已開始的統一戰爭無疑是一個巨大的促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