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所說，“陀思之小說”，不知是否指敝誌所登“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而言？如其然也，先生又鬧了笑話了。因為陀思妥夫斯奇，是此人的姓，在俄文隻有一個字；並不是他尊姓是陀，雅篆是思；也不是複姓陀思，大名妥夫，表字斯奇，照譯名的通例，應該把這“陀思妥夫斯奇”的姓完全寫出，或簡作“陀氏”，也還勉強可以；像先生這種橫截法，便是林琴南先生，也未必讚成——記得從前有一部小說，說有位撫台，因為要辦古巴國的交涉，命某幕友翻查約章；可笑這位“老夫子”，腦筋簡單，記不清“古巴”二字，卻照英吉利簡稱曰英，法蘭西簡稱曰法的辦法，單記了一個古字，翻遍了衙裏所有的通商書，約章書，竟翻不出一個古國來：先生與這位老夫子，可稱無獨有偶！然而這是無關弘旨的，不過因為記者寫到此處，手已寫酸，樂得“吹毛求疵”，與先生開開玩笑；然在先生，卻也未始無益，這一回得了這一點知識，將來便不至於再鬧第二次笑話了（又日本之梅謙次郎，是姓梅，名謙次郎。令業師“梅謙博士”，想或另是一人，否則此四字之稱謂，亦似稍欠斟酌）。先生這一段話，可分作兩層解釋：如先生以為陀氏的原文不好，則陀氏為近代之世界的文豪；以全世界所公認的文豪，而猶不免為先生所詬病，記者對於先生，尚有何話可說？——如先生以為周作人先生的譯筆不好，則周先生既未自稱其譯筆之“必好”，本誌同人，亦斷斷不敢如先生之捧林先生，把他說得如何如何好法，然使先生以不作林先生“淵懿之古文”，為周先生病，則記者等無論如何不敢領教。周先生的文章，大約先生隻看過這一篇。如先生的國文程度——此“程度”二字是指先生所說的“淵懿”“雅健”說，並非新文學中之所謂程度，——隻能以林先生的文章為文學止境，不能再看林先生以上的文章，那就不用說；萬一先生在舊文學上所用的功夫較深，竟能看得比林先生分外高古的著作，那就要請先生費些功夫，把周先生十年前抱複古主義時代所譯的《域外小說集》看看。看了之後，亦許先生腦筋之中，意能放出一線靈光，自言自語道，“哦！原來如此。這位周先生，古文工夫本來是很深的；現在改做那一路新派文章，究竟為著什麼呢？難道是全無意識的麼？”
承先生不棄，擬將胡適之先生《朋友》一詩，代為刪改；果然改得好，胡先生一定投過門生帖子來。無如“雙蝶”“淩霄”，恐怕有些接不上；便算接得上了，把那首神氣極活潑的原詩，改成了“雙蝶淩霄，底事……”的“烏龜大翻身”模樣，也未必是“青出於蘭”罷！又胡先生之《他》，均以“他”字上一字押韻；沈尹默先生之《月夜》，均以“著”字上一字押韻；先生誤以為以“他”“著”押韻，不知是粗心浮氣，沒有看出來呢？還是從前沒有見識過這種詩體呢？——“二者必居其一”，還請先生自己回答。至於半農的《相隔一層紙》，以“老爺”二字入詩，先生罵為“異想天開，取舊文學中絕無者而強以湊入”，不知中國古代韻文，如《三百篇》，如《離騷》，如漢魏《古詩》，如宋元《詞曲》，所用方言白話，觸目皆是；先生既然研究舊文學，難道平時讀書，竟沒有留意及此麼？且就“老爺”二字本身而論，元史上有過“我董老爺也”一句話；宋徐夢莘所做的《三朝北盟會編》，也有“魚磨山寨軍亂，殺其統領官馬老爺”兩句話。——這一部正史一部在曆史上極有價值的私家著作，尚把“老爺”二字用入，半農豈有不能用入詩中之理，半農要說句俏皮話：先生說半農是“前無古人”；半農要說先生是“前不見古人”；所謂“不見古人”者，未見古人之書也！
第五段（原文“貴報之文。什九皆嵌入西洋字句……亦覺內疚神明否耶。”）
文字是一種表示思想學術的符號，是世界的公器，並沒有國籍，也決不能彼此互分界限；——這話太高了，恐怕先生更不明白，——所以作文的時候，但求行文之便與不便，適當之與不適當，不能限定隻用那一種文字：如文章的本體是漢文，講到法國的東西，有非用法文不能解說明白，便盡可把法文嵌進去；其餘英文俄文日文之類，亦是如此。
哼！這一節，要用嚴厲麵目教訓你了！你也配說“研究《小學》”，“顏之厚矣”，不怕記者等笑歪嘴巴麼？中國文字，在製作上自有可以研究之處；然“人”字篆文作“ ”，是個象形字，《說文》說他是“像臂脛之形”，極為明白；先生把它改作會意字，又扭扭捏捏說出許多可笑的理由，把這一個“人”，說成了個兩性兼具的“雌雄人”，這種以楷書解說形體的方法，真可謂五千年來文字學中的大發明了。“暑”字篆文作“ ”，是個形聲字，《說文》說他“從日，者聲。”——凡從“者”聲的字，古音都在“模”韻，就是羅馬字母中“U”的一個母音：如“渚”“楮”“煮”“豬”四字，是從“水”“木”“火”“豕”四個偏旁上取的形與義。從“者’字上取的聲；即“者”字本身，占音也是讀作“Tu”字的音；因為“者”字的篆文作，“ ”，從“ ”，“ ”聲；“ ”同“自，“ ”即古“旅”字。所以先生硬把“暑”字的形聲字改作會意字，在楷書上是可以說得過去；若依照篆文，把他分為“日”“旅”“自”三字，先生便再去拜了一萬個“拆字先生”做老師，還是不行不行又不行。
文字這樣東西，以適於實用為唯一要義，並不是專講美觀的陳設品。我們中國的文字，語尾不能變化，調轉又不靈便：要把這種極簡單的文字，應付今後的科學世界之種種實用，已覺左支右絀，萬分為難，推求其故，總是單音字的製作不好。先生既不知今後的世界是怎麼樣一個世界，那裏再配把“今後世界中應用何種文字？”一個問題來同你討論。
至於賦，頌，箴，銘，楹聯，挽聯之類，在先生則視為“中國國粹之美者”；在記者等卻看得半錢不值。因為這些東西，都在字麵上用工夫，骨子裏半點好處沒有；若把他用來敷陳獨夫民賊的功德，或把脅肩諂笑的功夫，用到死人的枯骨上去，“是乃蕩婦所為”，本誌早已結結實實的罵過幾次了。西文中並無楹聯，先生說他“未能逮我”；想來已經研究過，比較過；這種全世界博物院裏搜羅不到的奇物，還請先生不吝賜教，錄示一二，使記者等可以廣廣眼界，增些見識！
先生搖頭歎曰，“嗟夫。論文學而以小說為正宗。……”，是先生對於小說，已抱了“一網打盡”的觀念，一般反對小說的狗頭道學家，“固應感激”先生“矣”；“特未識”先生對於大捧特捧的林先生，“捫心自問，亦覺內疚神明否耶？”
第六段（原文“今請正告諸子……恐是夫子自道耳。”）
敝誌反對“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已將他們的弊病，逐次披露；先生還要無理取鬧，剌剌不休，似乎不必仔細申辯。今且把這兩種人所鬧的笑話，說幾種給先生聽聽：——《文選》上有四句話，“說“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卿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這可謂不通已及。又《顏氏家訓》上說，“……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蟄之思’；潘嶽《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於蟲，匹婦於考也。”又說，“《詩》雲，‘孔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腦，有如孔懷’；心既痛矣，即為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為‘孔懷’；《詩》雲，‘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為‘孔邇’，於義通乎？”此等處，均是濫用典故，濫打調子的好結果。到了後世，笑話愈鬧愈多：如——《談苑》上說：“省試……《貴老為其近於親賦》雲，“睹茲黃 之狀，類我嚴君之容；試官大噱。”又《貴耳集》上說“餘千有王德者，僭竊九十日為王；有一士人被執，作詔雲，‘兩條脛脡，馬趕不前；一部髭髯，蛇鑽不入。身坐銀鉸之椅，手執銅錘之䤪。翡翠簾前，好似漢高之祖，鴛鴦殿上，有如秦始之皇。’”又相傳有兩句駢文道，“我生有也晚之悲，當局有者迷之歎。”又當代名士張柏楨——此公即是自以為與康南海徐東海並稱“三海不出，如蒼生何！”的“張滄海先生”——文集裏有一篇文章是送給一位朋友的祖父母的“重圓花燭序”，有兩聯道，“馬齒長而童心猶在，徐娘老而風韻依然！”敬軒先生，你既愛駢文，請速即打起調子，吊高喉嚨，把這幾段妙文拜讀幾千百遍，如有不明白之處，盡可到《佩文韻府》上去查查。至於王漁洋的《秋柳詩》，但就文筆上說，毛病也不止胡先生所舉的一端；——因為他的詩，正如約翰生博士所說“隻有些飾美力與敷陳力，”（見本誌三卷五號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文中）氣魄既不厚，意境也不高：宛然像個塗脂抹粉，搔首弄姿的蕩婦，決不能“登大雅之堂”，——若說他別有用意，更不成話。我們做文人的，既要拿了筆做文章，就該有三分膽量；無論何事，敢說便說，不敢說便罷！要是心中存了個要如何如何說法的念頭，筆頭上是半吞半吐；請問文人的價值何在？——不同那既要偷漢，又要請聖旨，豎牌坊的爛汙寡婦一樣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