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王敬軒書
敬軒先生：
來信“大放厥辭”，把記者等很很的教訓了一頓。照先生的口氣看來，幸而記者等不與先生見麵；萬一見了麵，先生定要揮起“巨靈之掌”，把記者等一個嘴巴打得不敢開口，兩個嘴巴打得牙齒縫裏出血，而後快！然而記者等在逐段答複來信之前，應先向先生說聲“謝謝”。這因為人類相見，照例要有一句表示敬意的話；而且記者等自從提倡新文學以來，頗以不能聽見反抗的言論為憾，現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馬”，這也是極應歡迎，極應感謝的。
以下是答複先生的話：
第一段（原信“某在辛醜壬寅之際，……各是其是，亦不必置辯。”）
原來先生是個留學日本速成法政的學生，又是個“遁跡黃冠”的遺老，失敬失敬。然而《新青年》雜誌社，並非督撫衙門，先生把這項履曆背了出來，還是在從前“聽鼓省垣”，“聽候差遣”時在“手版”上寫慣了，流露於不知不覺呢？——還是要拿出老前輩的官威來，恐嚇記者等呢？
先生以為“提倡新學。流弊甚多”。又如此這般的說了一大串，幾乎要把“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裏”的一切罪惡，完全歸到一個“新”字上。然而我要問問：“辛醜壬寅”以前，“扶持大教，昌明聖道”的那套老曲子，已唱了二千多年，始終沒有什麼“洋鬼子”——這個名目，是先生聽了很歡喜的，——的“新法”去打攪他，為什麼要弄到“朝政不綱，強鄰虎視”呢？
本誌排斥孔丘，自有排斥孔丘的理由。先生如有正當的理由，盡可切切實實寫封信來，與本誌辯駁，本誌果然到了理由不能存立的時候，不待先生督責，就可在《新青年》雜誌社中，設起香案，供起“至聖先師大成孔子”的牌位來！如先生對於本誌所登排斥孔教的議論，尚未完全讀過；或讀了之後，不能了解；或竟能了解了，卻沒有正當的理由來辯駁：隻用那“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的空話來搪塞；或用那“豈猶以青年之淪於夷狄為未足，必欲使之違禽獸不遠乎”的村嫗口吻來罵人：則本誌便要把先生所說的“狂吠之談，固無傷於日月”兩句話，回敬先生了。
本誌記者，並非西教信徒；其所以“對於西教，不加排斥”者，因西教之在中國，不若孔教之流毒無窮；在比較上，尚可暫從緩議。至於根本上，陳獨秀先生，早說了“以科學解決宇宙之謎”的一句話，蔡孑民先生，又發表過了“以美術代宗教”的一篇文章，難道先生竟沒有看見麼？若要本誌記者，聽了先生的話，替孔教徒做那“攻乎異端”的事業——哼哼！——恐怕你這位“道人”，也在韓愈所說的“火其書，廬其居”之列罷！
第二段（原文“惟貴報又大倡文學革命之論，……甚矣其惑也。”）
濃圈密點，本科場惡習，以曾國藩之頑固，尚且知之；而先生竟認為“形式美觀”，且在來信之上，大圈特圈，大點特點；——想先生意中，以為“我這一篇經天緯地妙文，定能使《新青年》諸記者，拜服得五體投地”；又想先生提筆大圈大點之時，必定搖頭擺腦，自以為這一句是“一唱三歎”，那一句是“弦外之音”，這一句“平平仄仄平平”，對那一句“仄仄平平仄仄”對得極工；初不知記者等雖然主張新文學，舊派的好文章，卻也讀過不少；像先生這篇文章，恐怕即使起有清三百年來之主考文宗於地下，也未必能給你這麼許多圈點罷！
閑話少說。句讀之學，中國向來就有的；本誌采用西式句讀符號，是因為中國原有的符號不敷用，樂得把人家已造成的借來用用。先生不如“鉤挑”有辨別句讀的功用，卻說他是代替圈點的；又說引號（“”）是表示“句中重要之處”，不盡號（……）是把“密點”移在“一句之後”，知識如此鄙陋，記者惟有敬請先生去讀了三年外國書，再來同記者說話；如先生以為讀外國書是“工於媚外，惟強是從”，不願下這工夫；那麼，先生！便到了你“墓木拱矣”的時候，還是個不明白！
第三段（原文“貴報對於中國文豪。……無乃不可乎。”）
先生所說的“神聖施曹而土芥歸方……目桐城為謬種，選學為妖孽”，本誌早將理由披露，不必重辯。至於樊易二人，筆墨究竟是否“爛汙”，且請先生看著——
“……你為我喝采時，震得人耳聾，你為我站班時，羞得人臉紅。不枉你風月情濃，到今朝枕衾才共；卸下了《珍珠衫》，做一場《蝴蝶夢》；……這《小上墳》的祭品須豐，那《大劈棺》的斧頭休縱。今日個唱一出《遊宮射雕》，明日裏還接演《遊龍戲鳳》。你不妨《三謁碧遊宮》，我還要《雙戲桃山洞》，我便是《縫褡膊》的小娘，你便是《賣胭脂》的朝奉。……”——見樊增祥所著《琴樓夢》小說。
“……一字之評不愧‘鮮’，生香活色女中仙。牡丹嫩蕊開春暮，螺碧新茶摘雨前。……玉蘭片亦稱珍味，不及靈芝分外鮮。……佳人上吊本非真，惹得人人思上吊！……試聽喝采萬聲中，中有幾聲呼‘要命’！兩年喝采聲慣聽，‘要命’初聽第一聲。‘不啻若自其口出’，‘忽獨與餘兮目成！’我來喝采殊他法，但道‘丁靈芝可殺！’喪盡良心害世人，占來瑣骨欺菩薩。……”——見易順鼎詠鮮靈芝詩。
敬軒先生！你看這等著作怎麼樣？你是“扶持名教”的，卻“搖身一變”，替這兩個淫棍辯護起來，究竟是什麼道理呢？
林琴南“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的不通，已由胡適之先生論證得很明白；先生果然要替林先生翻案，應當引出古人成句，將他證明才是。若無法證明，隻把“不成音節”，“文氣近懈”的話頭來敷衍：是先生意中，以為文句盡可不通；音節文氣，卻不得不講；請問天下有這道理沒有？胡先生“曆引古人之文”，正是為一般頑固黨說法，以為非用此“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辦法，不能折服一般老朽之心；若對略解文法之人——隻須高小學生程度——說話，本不必“自貶身價”，“乞靈孔經”。不料先生連這點兒用意都不明白，胡先生唯有自歎不能做那能使“頑石點頭”的生公，竟做了個“對牛彈琴”的笨伯了！
《馬氏文通》一書，究竟有無價值，天下自有公論，不必多辯；唯先生引了“文成法立”，“文無定法”兩句話，證明文法之不必講求，實在是大錯大錯！因為我們所說的文法，是在通與不通上著想的“句法”；古人所說的文法，是在文辭結構上著想的“章法”。“章法”之不應死守前人窠臼，半農《我之文學改良觀》一文，“破除迷信”項下，已說得很明白。這章法句法，麵目之不同，有如先生之與記者，先生竟把他並作一談，足見昏聵！
第四段（原文“林先生為當代文豪……恐亦非西洋所有也。”）
林先生所譯的小說，若以看“閑書”的眼光去看他，亦尚在不必攻擊之列；因為他所譯的“哈氏叢書”之類，比到《眉語鶯花雜誌》，總還“差勝一籌”，我們何必苦苦的“鑿他背皮”。若要用文學的眼光去評論他，那就要說句老實話；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無虛百種”進而為“無慮千種”，還是半點兒文學的意味也沒有！何以呢？因為他所譯的書：——第一是原稿選擇得不精，往往把外國極沒有價值的著作，也譯了出來；真正的好著作，卻未嚐——或者是沒有程度——過問；先生所說的，“棄周鼎而寶康瓠”，正是林先生譯書的絕妙評語。第二是謬誤太多：把譯本和原本對照，刪的刪，改的改，“精神全失，麵目皆非”；——這兩句，先生看了，必說“做還做得不錯，可惜太荒謬”，——這大約是和林先生對譯的幾位朋友，外國文本不高明，把譯不出的地方，或一時懶得查字典，便含糊了過去；（其中有一位，自言能口譯狄更士小說者，中國隻有他一人，這大約是害了神經病中的“誇大狂”了！）林先生遇到文筆蹇澀，不能達出原文精奧之處，也信筆刪改，鬧得笑話百出。以上兩層，因為先生不懂西文，即使把譯本原本，寫了出來對照比較，恐怕先生還是不懂，隻得“一筆表過不提”；待將來記者等有了空，另外做出一篇《林譯小說正誤記）來，“以為知者道”；那時先生如已翻然變計，學習了些外國文，重新取來研究研究，“方知餘言之不謬”。第三層是林先生之所以能成其為“當代文豪”，先生之所以崇拜林先生，都因為他“能以唐代小說之神韻，迻譯外洋小說”；不知這件事，實在是林先生最大的病根；林先生譯書雖多，記者等始終隻承認他為“閑書”，而不承認他為有文學意味者，也便是為了這件事。當知譯書與著書不同，著書以本身為主體，譯書應以原本為主體；所以譯書的文筆，隻能把本國文字去湊就外國文，決不能把外國文字的意義神韻硬改了來湊就本國文。即如我國古代譯學史上最有名的兩部著作，一部是後秦鳩摩羅什大師的《金剛經》，一部是唐玄奘大師的《心經》：這兩人，本身生在古代，若要在譯文中用些晉唐文筆，眼前風光，俯拾即是，豈不比林先生仿造二千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許多，然而他們隻是實事求是，用極曲折極縝密的筆墨，把原文精義達出，既沒有自己增損原義一字，也始終沒有把冬烘先生的臭調子打到《經》裏去；所以直到現在，凡是讀這兩部《經》的，心目中總覺這種文章是西域來的文章，決不是“先生不知何許人也”的晉文，也決不是“龍噓氣成雲”的唐文：此種輸入外國文學使中國文學界中別辟一個新境界的能力，豈一般“沒世窮年，不免為陋儒”的人所能夢見！然而鳩摩羅什大師，還虛心得很，說譯書像“嚼飯哺人”，轉了一轉手，便要失去真義；所以他譯了一世的經，沒有自稱為“文豪”，也沒有自稱為“譯經大家”，更沒有在他所譯的三百多卷《經論》上麵，加上一個什麼《鳩譯叢經》的總名目！若《吟邊燕語》本來是部英國的戲考，林先生於“詩”“戲”兩項，尚未辨明，其知識實比“不辨菽麥”高不了許多：而先生竟稱之曰“所定書名，……斟酌盡善盡美”：先生如此擁戴林先生，北京的一班“捧角家”，洵視先生有愧色矣！《香鉤情眼》，原書未為記者所見，所以不知道原名是什麼；然就情理上推測起來，這“香鉤情眼”，本來是刁劉氏的伎倆；外國小說雖然也有淫蕩的，恐怕還未必把這等肉麻字樣來做書名；果然如此，則刁劉氏在天之靈，免不了輕展秋波，微微笑曰，“吾道其西！”況且外國女人並不纏腳，“鉤”於何有；而“鉤”之香與不香，尤非林先生所能知道；難道林先生之於書中人，竟實行了沈佩貞大鬧醒春居時候的故事麼？又先生“有句皆香”四字，似有語病；因為上麵說的是書名，並沒有“句”：先生要做文章，還要請在此等處注意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