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語言教育中的四聲。所謂語言教育，看去似乎和前段所說的國語同是一物，因為現在正在推行國語教育，一般人以為國語教育之外，更無所謂語言教育了。但我的意思不是如此。我以為國語與方言是並立的：方言是永遠不能消滅的。方言既不能消滅，在方言中就有了語言的教育。而這語言的教育，卻並不關於書本：小孩子初會說話，有人教他說“媽”，他說“媽”，就是語言教育的第一課。我們中國人向來不注意語言的教育，所以語言的能力，比較薄弱。就我朋友中說，語言最幹淨，明白，有層次有條理，而聲調的高低起落，又恰恰合度的，隻有三個人：胡適之，馬夷初，康心孚，心孚可是已經死了。此外，似乎無論何人都有點缺點。最普通的是話說不出時，“這個這個……”的不了，而某先生的“仿佛”，某先生的“似乎”，某先生演說二十五分鍾有了一百五十九個“然而”也都別有風趣！
諸如此類，並不是我喜歡吹毛求疵，隻是借些現成的事實，說明語言中自有教育；而這種教育，卻並不是國語所專有，是方言中也有的（若然是方言還沒有消滅的話》。
在國語的教育中，如我所說，四聲已經不成問題的了，在方言的教育中怎樣呢？我說也不成問題，前兩月中我己有一封信，與玄同討論此事。信未留稿，大意是說中國一般人對於四聲的觀念，即附屬於音質觀念之上，並不特別提開；把他提開的，隻是一班講聲音的人。因此，臂如把劉柳兩位，同時介紹給一個外國人，他未免要鬧得頭痛，若介紹給一個中國人，就絲毫困難沒有。這因為是外國人心目中，把劉與柳打了個同音的底子，再去辨聲的異同，所以困難；中國人心目中，卻以為劉與柳是兩個不同的音，劉與柳之在心理上，其距離竟可以相等於劉之與吳，所以全無困難。因此，在語言的教育上，隻須把字眼咬得清楚；字眼咬清楚了，正不必道在邇而求諸遠，說什麼四聲五聲八聲，而四聲五聲八聲卻可以自然就範，自然說得正確。我們到鄉下去，找個目不識丁的農人談天，他出語不免有雅俗之分，而四聲的辨別，卻同我們一樣的精確；但他何嚐有過工夫，放去了鋤頭來嗡什麼平上去入呢？我們在這上麵深思其故，就可以膽大的說：四聲在語言的教育上，不成問題。
（四）四聲的根本打破說。這也是我同玄同談過的。我以為四聲的根本上存在不存在，隻有語言自己有取決之權，我們無從過問。我們盡可以有十二分以上的理山［由］，說它可以不要，或者是要不得，而它自己不肯消滅時，我們竟是奈何它不得。正如男子的乳頭，有什麼用處呢？但是我有它，玄同有它，吳先生有它，我們三人竟不能割去它。所以吳先生說：“盡管我們永遠用不著去理它，它還是永遠含在我們炎黃子孫的語［言］文字裏麵，無論在單音裏麵，在複音裏麵，他都存在。”
承吳先生收我為信徒，所以我秉承著他教主爺的旨，宜傳這麼一會子的教義。但到了此處，我就要說聲“亞門”了。教士到說了“亞門”，走出教堂以後，本來就什麼都可以隨便，所以我以下所說的，許不免是左道旁門的話頭了。
（五）詩的聲調問題中的四聲。我常常懷疑：中國韻文裏麵的聲調，究竟是什麼東西構造成功的？說是律詩裏的仄仄平平仄罷，可是在古詩裏並不這樣，而誦讀起來，卻也有很好的聲調。況且便就律詩說，仄仄平平仄是固定的，而甲地的仄仄平平仄，實際上又完全不同於乙地。那麼，聲調聲調，你究竟是個什麼東西？你究竟隱藏在什麼地方呢？我曾把這個問題問人，人家說：這是自然的聲調！唉，天下著雨，請教天文家：這是什麼緣故？而天文家可是說：這是一種自然的現象！
我為著這問題，已經費過許多的工夫，希望能將所得的結果，做起一部《漢詩聲調實驗錄》。但是經過了屢次三番的小成功，卻都被屢次三番的小失敗推翻了；所以直到現在，簡直還沒有半句具體的話可以報告。不過我總癡心忘［妄］想，以為能有一天，可構成一個新說，使它能於配合一切體裁的韻文，一切地方人的聲口。到那時，如果我所發見的完全無關於四聲，便有千萬個的唐詩選詩家同我反抗，我也要把四聲一腳踢開。反之，如果我所發現的仍不免有關於四聲，那麼，“君子不貴苟同”，雖以吳先生及玄同的學問上的威權，我也不容易屈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