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聲實驗錄》序贅
承吳先生替我這本小書作了一篇長序，不但使我的書增加了許多光榮，而且使我自己也增加了許多學問，改正了許多觀念，我真感激萬分。但是讀完了他序文以後，覺得除“喜瑪拉耶山”“最高度成績”……等話，當然不能承認外，不免還有許多話要說。因此破空造起一個“序贅”的名詞，來贅上幾行。
我覺得我這部書，是研究現象的書，不是創造或推行某種主張的書。因此它永遠是兩麵兼顧的：它永遠不偏向於任一方。甲方麵可以認它為四聲的行狀，乙方麵也不妨認它為四聲的救星。它自己是無可無不可，隻看你們如何的利用它。正如同是一個世界語，社會黨可以利用它，軍閥財閥又何嚐不可以利用它呢？
但我的書是如此，我這個人卻不能如此。吳先生說我一向是廢四聲的信徒，我可以說：正是。不過這裏麵，還有幾件事應當分別而論。
（一）注音字母與四聲。注音字母是標示音質的：它根本上就沒有兼標四聲的任務。所以假使有人，因為它不能兼標四聲就要根本推翻它，我們雖然不敢竟說這等人是糊塗，胡鬧，而他們鬧得甚囂塵上時，我們總不妨且閉著眼。
（二）國語與四聲。我在《國語問題中一個大爭點》一篇短文裏，已有過“國音鄉調”的主張。此所謂調，不是語調，是字調，就是四聲。既如此，可見我當時雖然沒有明說廢四聲，而四聲之可廢，卻已不言而喻。但我也並不說我的國音鄉調說實行了以後，大家用國語談話，竟可以絕對不因沒有“國聲”之故，而不起糾紛。不過即使有糾紛，也總是很少的，偶然的。若然我們拈住了一些，就要扯動全體；拈住了偶然，就要概括一切，那就不免什麼事都搬不動，辦不了。且從旁麵舉幾個趣例：上海朋友說：“我要吃碗水。”我們江陰人聽了不免笑個前仰後合。江陰人說：“我要洗臉。”宜興朋友聽了又不免笑個後合前仰。蘇州老爺用了個江北老媽子，端上麵湯來，說聲“老爺洗罷”，老爺可是勃然大怒了。再如幾位上海朋友初見麵，請教尊姓：胡，吳，何，或者是成，陳，程，承，若然不將古月，口天，人可，超腳，耳東，禾旁，束腰等中國式的拚法連同說出，豈不要鬧得大家通譜，諸如此類，都是音質上的糾紛，並不是四聲上的糾紛。但音質之於語言，比四聲重要得許多。所以音質上起了糾紛，比四聲上所起糾紛，更應注意。但這種音質上的糾紛，若是我們耐著心，把它一個個的檢拾起來，也竟可以很多，而按諸實際，它並不能在語言上發生何種的障礙，或使語言的全體，感受何種的不安，又是什麼緣故呢？我說：這由於它雖然有發生糾紛的可能，而使它能於發生糾紛的時會，可是很少；它雖然不見得百年難遇，而若就每人每天平均說一千句話計算，恐怕有這樣的糾紛的，至多不過一句兩句。以一二與一千相比，便大膽說一聲不成問題，也未嚐不可。因此我想，假使我的國音鄉調說竟能受社會的容納，其結果即使因為有國音無“國聲”之故而起糾紛，其糾紛必比原來自然語言中所有的音質上的糾紛，更形微弱。現在我們對於此一糾紛，尚視為不足注意，則將來難免不發生的彼一糾紛，當然是更加不足注意。就我自己說，我在北京住了三年，說我的藍青官話，因音質上，名物上，成語上，語法上所起的糾紛，也就不在少數；而因四聲上所起的糾紛，我所記得的，卻隻有二次：一次是說一個“瓶”字，一次是說一個“卷”字，都叫人不懂，其餘是我的至今改不了的江陰四聲，竟完全能適用於藍青官話。我們若是把這三年二次的糾紛率，增高到五百倍，即是三年一千次，一年三百三十三次，一天還不到一次。以這樣小的成數還要“概不抹零”，恐怕未免沒趣罷！
我現在的見解，以為有了三十九個注音字母，和一部《國音字典》，我們所希望的國語，已算是呱呱墜地的了。此後我們要如何的撫養它，如何的培植它，總該從大處著力，不應常把小事來牽掣。音的統一是有了張本了，辭的統一怎麼辦，我們計算到了沒有？國語文是有人能做的了，而語法上的差異，還非常之多，我們應當用什麼方法使這種差異漸漸減少，而終歸於統一？更進一步，應當用什麼方法使國語的語法，愈加規則，愈加簡單，而一方麵仍無背於語言之自然？更進一步，我們都知道這初出世的國語，機能是很薄弱的，我們應當如何使它增進？如何使它能兼有文言及自然語之長，而且更加進步，使它在運用時，靈活到最高度，表示力充滿到最高度？最後是如何將埋藏在我們中國語言中的美，使它充分發展出來，使國語於日用境界之外，別多一文學境界？這些事，一方麵自然要靠著研究國語的學者，拚著頭白老死的功夫去研究；一方麵還要靠用國語作文的文人，拚著頭白老死的功夫用心去作國語文。可惜我們中國人講言語，向來是講聲音的興致最好。所以說到辯論聲音，小則打架，大則開仗，武庫裏刀槍劍戟，什麼都有！聲音以外，就不妨姑且緩談。我現在敬告同誌：國語問題中的音，已小有結束，即略有枝葉問題，也不必老是殺雞用牛刀；音以外的事卻還很多，而且全未動手，請大家改換個方麵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