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則俊也，檜也，方行其厚誣忠良之計，而又思所以自覆其跡，欲加之罪，豈容無辭。此棄山陽而守江之說，所以斷斷然加諸先臣，弗恤也。雖然，俊之欺當時，其策已行矣，先臣已死矣，言猶在耳，山林之史有考，則俊雖能欺一時，而不能欺萬世也。檜之欺後世，而山林之史信之，安知異時國史之不書乎？臣又可以不辨乎？
借使如台評之論，以謂先臣是時功名之誌已衰，則臣抑有辯焉。方先臣之罷樞管也，以是六疏也，而製詞有曰：‘奮身許國，彯趙士之曼纓；勵誌圖功，撫臧宮之鳴劍。’夫臧宮者，雲台之臣也，抵掌談兵，馳誌伊吾之北，光武才閉關謝虜，以柔道理天下，而宮之誌未之伸焉。豈非高宗皇帝念先臣之誌，而所以諭詞臣者，其指有在乎？使先臣果嚐倡棄淮之說而得罪，則與宮之事豈不大相矛盾。繇是推之，上必不以此疑先臣，而亦必無此玉音也。
然克之《小曆》信之，臣不以它說與克辨，特以克所載者與克辨。克之書曰：‘紹興二十六年五月，左仆射沈該監修國史。自秦檜專政以來，所書聖語多出己意，有非玉音者。該以為不足以垂大訓，乃奏刪之，而取國史所書聖語，通三十年，纂為《中興聖語》。’是檜專政之時，敢於矯為，亦明矣。如檜之說，則中外皆知先臣無‘楚不可守，城安用修’之說矣，而乃謂對人之言，上何由得之？是日宰執奏事，而玉音及此，豈非檜以為己所親聞，而諭之史臣者乎？曰‘中外或未知’者，以舉世知無此語，而欲以玉音欺後世也。該所謂參以己意者，豈不謂是。然克既知之，而又複據之者，豈不曰是不見刪於《聖語》之書，則或者其有此也。殊不思該之並相者誰乎？萬俟卨也。卨主鍛煉先臣之獄者也，其肯刪之乎？
又如克所載，紹興十一年十月戊子，秦檜乞追人證張憲事，而玉音有曰：‘刑所以止亂，若妄有追證，搖動人心，非用刑本意。’紹興二十二年四月癸亥，秦檜奏，以王俊彈壓先臣軍有功，乞改差總管，而玉音又曰：‘嶽飛當時欲具舟入川，有統製官說諭諸軍，乃止。’是二人者，或出於遷就以自蓋，或出於假托以自證者也。何以明之？《三朝北盟集》之載，謂先臣下吏，上初不許，檜實矯詔，輿致大理。而《野史》之載，戊子玉音乃在戊寅。蓋製勘院之請，欲召先臣父子對吏，上疑其不然而弗許，故有此玉音也。臣按先臣之下吏，實十月之十三日，其日則是戊寅也。《野史》、《北盟》之載，若合符契，則檜之矯詔信矣。而檜乃易‘寅’之一字為‘子’，而移之於十日之後，且複以乞追人為辭，而不明言其為何人，是豈非遷就以自蓋其罪乎？先臣在淮西，被詔入朝，蓋未嚐至鄂，而徑趨行在所，遂拜樞管。出按楚州，又未嚐至鄂，而徑還西府，遂奉內祠。至十月，而後有張憲複主軍之謗。然則先臣身在轂下，何繇而有具舟入川之謀乎？況王俊受告訐之賞，先臣被通書之誣，初無彈壓、說諭之事也。使苟有此，則當時治獄，吹毛洗垢，豈無一言及者，是豈非假托以自證其欺乎？
觸類而觀之，則檜之沒先臣之功，而重先臣之罪，托為玉音者，詎可勝述，而該之不刪者，亦有以也。
至於卨之二疏，克之所據，皆出於孫覿誌墓之文。覿以諛墓取足，貿易是非，至以得不償願，作啟譏罵，筆於王明清之錄，天下傳以為笑，在臣不必深辨。而其誌韓世忠墓，直謂先臣為‘跋扈’，而儷之範瓊，臣故不能無說焉。夫人之賢不肖，天下固有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可以臆決也。夫呂頤浩之元勳，而呂惠卿之誤國，莫儔之附虜，其為人皆不待言而見。而覿之序惠卿，則謂魁名碩實，為世大儒，而自願托名於其文。誌莫儔則惜其投閑置散，老死不用，而謂廟堂為非。是其識固可想矣。而於頤浩則直指為山東噉棗栗一氓，是豈複有是非之公哉！覿之取舍如此，則詆先臣以‘跋扈’，固無怪者。
克蓋心惑乎沈該之不刪，而目眩乎孫覿之所誌，則《小曆》之作，所謂中心疑者，其辭枝矣。
嗚呼！先臣山陽之誣，俊以自蓋其怯敵而倡之，檜以自覆其和戎而成之，覿以苟掩萬俟卨之惡而筆之，克以輕信孫覿之誌而述之。冤哉！先臣之不幸也。使識者熟察乎檜、俊之矯誣，覿、克之載記，則先臣之誣，庶幾有辨之者。”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