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珂辨曰：“臣聞自古小人之誣忠良，必先覆護其所短者，反以加之，庶幾上以欺當時，下以欺後世。忠良被誣，而其所短則覆護不露矣。彭盎以通吳，受按於晁錯，而吳反，則請誅昏者，昏被誅，而盎之跡可掩也。翟方進以厚淳於長敗露，而輒條長所善者，所善被黜，而方進之愧可謝也。先臣山陽之役，何以異此。
且台評之所以為說者，豈非謂先臣欲棄山陽而保江耶？是說也，張俊實倡之，秦檜實主之。俊之倡之也，所以欺當時；檜之主之也，所以欺後世。欺當時者，所以欺國人以及其君也；欺後世者，不惟欺其君，而又托之君以為說也。嗚呼！小人之誣忠良乃如是，其可畏哉！
且怯敵以退保者誰乎？豈非張俊耶？激於先臣‘當戮力以圖克複，豈可為退保計’之兩言，自知其中心之素不可掩匿，故倡為欲棄山陽保江之說，以誣先臣。而萬俟卨、羅汝楫從而和之，市三傳而有虎矣。曾不知以‘並亡無益’、辭趙鼎楚州之援者，此俊也；畏劉麟之鋒，而欲棄盱眙之屯者，此俊也；大駕親征，而以墜馬傷臂為辭，趙鼎欲誅之者，亦此俊也。俊平日之勇怯，不可掩人如此，況是時遷怒於二候兵之不辜，俊之憾深，而俊之跡見矣。是其倡為此說，以欺當時，而上及其君者，所以自蓋其怯敵欲退保之罪，因不平其軋己，而嫁禍於先臣，以自附於檜也。
欲畫淮以和戎者誰乎？豈非秦檜邪？檜欲和戎，以踐宿昔之盟，而先臣不死，恐壞其議，故謀置先臣於死地。猶慮萬世之議己，乃撰為玉音，以實其罪耳。曾不知異時諸將並入，版圖半上職方，亟請班師者，此檜也；淮西虜遁，將議遂北，而召諸將，拜以樞管者，此檜也；通書虜酋，主畫淮之誓者，亦此檜也。使先臣少貶其說，則與檜意合矣，尚何後患之有。況熊克《中興小曆》稱宰執奏事，而有此玉音，以此觀之，檜自述此玉音於史臣，俾之記之，欲以欺後世，而又托之君者，所以自蓋其畫淮和戎之罪，因懼其為己禍，而駕說於先臣，以並誣其君也。
且建炎四年，張俊嚐以虜人擾江東、西為慮，而命先臣守鄱陽矣。而先臣之言曰：‘山澤之郡，車不得方軋，騎不得並行，虜得無斷後之慮乎？但能守淮，何慮江東、西哉！使淮境一失，天嶮既與虜共之矣，首尾數千裏，必寸寸而守之，然後為安耶？’俊心服而從之。及獻靖安之俘，陛對首論及此，且測其必不至，但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高宗皇帝玉音嘉納，載在國史，可考而見。夫先臣知守江之東、西，不可以不先守淮，則棄山陽而守江者，是果先臣之謀乎？
建炎元年，張所招撫河北，嚐以河南、北之利害問先臣矣，而先臣之對曰：‘本朝之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裏，首尾綿亙，不相應援，獨恃河北以為固。苟以精甲健馬，馮據要衝，深溝高壘，峙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複困一城，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虜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夫先臣知守河南在於先守河北，知守燕雲在於先守金坡諸關，則棄山陽而守江者，是又先臣之謀乎”一先臣也，豈有智於前而愚於後，明於建炎而暗於紹興者哉？是雖三尺之童，亦知其決不然也。
原先臣之心，有進擊而無退保，有規恢而無控守，其說曰：‘中原者，吾家之堂奧也，皇天之全付，祖武之肇造，不可一日忘也。’先臣立謬以為保淮之說，是亦無誌於中原而已。故因複襄陽，璽書賜問，則自請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為長久之策。因議大舉，親書密奏，則願期三年，盡複故疆以報。及謝講和之赦，則陳其‘唾手燕雲’之誓；跋屯田之劄，則又見其‘尊強中國’之心。至於簡在上心，形諸賜劄者，有曰：‘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亦卿平日之誌也。’又曰：‘已親劄喻卿，乘此機會，提兵合擊，必成大功，副卿素誌。’又曰：‘若得卿出自舒州，與韓世忠、張俊等相應，可望如卿素誌。’先臣此心，信於淵衷，布於天下，昭如日星，不可掩晦，是豈區區為守江之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