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又聞之，仁宗皇帝因采範鎮、司馬光之議，宰相韓琦力讚睿斷，大策中定，授之英祖。詔令既具，將孚於庭，而當時好諛之臣雜進其說，皆曰：‘陛下春秋鼎盛，子孫千億，何遽作此不祥事。’仁宗皇帝聖慮深遠，與天為謀，力卻群言，卒安大器。臣間因竊讀國朝事跡，至此未嚐不掩卷三歎，而繼之以泣也。夫受盡言而不怒，固本於人君之盛德；而讚大謀而不惑，尤資於大臣之明斷。若時先正韓琦以盛德元勳，光輔王室，維持正論，上開帝聰；故一時諛臣之進說，皆逡巡卻立，而範鎮、司馬光之議，不惟不得罪於當世，而且卒行其言。先臣幸遇明主，而不勝群邪之害正，遂以殂身。即是而論罪，檜與汝楫詎可勝誅哉‘嗚呼！範鎮、司馬光之說，不避嫌疑之尤者也；諛臣之論，能避嫌疑之尤者也。然自至和迄今百有餘載？天下之公議未嚐進諛臣於鎮與光之上，然則先臣獨何罪？是疏也，於先臣本無足辨，然足以誤天下後世之為臣子者，臣故不敢不申為之說。
至於張戒之《默記》，荒謬不根，顛倒錯亂，尤為昭昭，臣不敢以臆說與戒辨，諸以高宗皇帝宸翰為證。戒之言曰，薛弼以甲子正月，道由建昌，與戒言及先臣建儲之議，雲是丁巳歲，先臣因召對，實建此請。又以為諜報，虜酋將有所挾，以入京師。先臣與弼會於九江舟中，議所以沮虜謀者，而及於此。既又托為玉音，謂先臣雖忠，而握重兵於外，此事非所當預。次之以先臣失措之狀，又次之以薛弼造膝之語，而斷曰：‘飛為大將，而越職及此，取死宜哉！’熊克又從而信之，筆之《小曆》，上之史院，板而行之天下。
臣嚐捧書痛哭，重歎先臣之不幸，而竊怪夫弼之果於誕也。夫丁巳歲，紹興之七年也。先臣奉詔至督府，與張浚議劉光世軍不合，遂疑先臣有自營得軍意。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璽書召還，複畀以兵。則與弼同對，蓋是年之六月也。至冬十一月，而劉豫始廢，則先臣召還之時，豫未嚐廢也。豫方據汴，虜何自而有挾以入京之謀。夫正資宗之名，何預於虜、使先臣謂有益於國本則可，而謂以沮虜謀，固不若是其疏也。
臣之所辨，亦既詳矣，然未有所據，不足以折弼，請言其所據。按《野史》等書載，皆謂先臣當時因召對罷，詣資善堂？見孝宗皇帝英明雄偉，退而歎曰：‘中興基本，其在是乎！’至紹興十年，虜再叛盟，先臣灑泣厲眾，即日北討。將行，數請麵陳，冀以感動上聽。會詔趣進兵，不許？乃密為親書奏上之，大略以為：‘今欲恢複，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不忘複讎之誌。’奏至，宸衷感悟，賜禦劄褒諭，有‘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之語。
臣嚐竊考《野史》與弼之說，而見其時日之不同，亦竊有疑焉。及伏觀臣家之藏詔，究其次第，而後知《野史》之載為可據，而弼之說，蓋甚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