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總統的農業政策所謂AAA（即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或譯農業調整律），就以獎勵減少出產為中心。就表麵上看來，減少出產，政府酌給與“利潤金”（“Profit payment”），但實際上隻是幫助了大老板，苦了中農和小農！因為大老板即毀去了一部分的產品，除得到所謂“利潤金”外，其餘仍有大部分留下的產品，可大漲其價，他們更可從中大獲其利，況且“利潤金”隻有大老板拿的，雇工是沒有份的，佃農也沒有份的。至於小農中農呢？因為生產強行減少，成本飛漲，即有人拿到些微的所謂“利潤金”，也遠在成本之下，隻是更加速地破產，更加深地陷入了貧困。於是他們為掙紮生存計，不得不抵押，不得不大借其債。一九二○年，全美國農民債務七十八萬萬餘金圓（$7,837,700,000）到一九三○年就增加到九十二萬萬餘金圓（$9,241,390,000），到一九三五年又增加到一百三十萬萬餘金圓（$13,000,000,000）！結果，他們餓著肚子替金融資本家做奴隸都來不及！所以你到美國任何農村裏麵去和他們談談，無論他們的思想有前進和落伍的分別，但是一提到華爾街，沒有一個不切齒痛恨的。
全美國的農村居民共計約有三千萬人，這從上麵所談過的五大農區已可以知道的了。據統計所示，美國在一九二九年，農民六百萬人裏麵（農村居民包括農民的家屬等等，這隻是指農民），有三百萬人是貧農（每年收入在一千金圓以下的）；有二百五十萬人是中農（每年收入在一千金圓和三千九百九十九金圓之間的）；有五十萬人是富農（每年收入在四千金圓及以上的。）又據統計所示，五十萬的富農僅占全國農民中八分之一，而收入卻幾占全國農業收入的半數。窮農雖占全國農民中的半數，而收入卻隻占全國農業收入的七分之一。自一九三○年以後的趨勢，愈少數量的富農所分受的農業收入愈大，窮農和中農所分受的農業收入愈小。（所謂農業收入，是指農產品的價值和AAA計劃中的“利潤金”等等）。在一九二九年，每農家的一年平均收入（即將全國的農業收入用全國農家的數量來除）是一五八四金圓（$1584），卻有三百萬貧農農家的一年平均收入是五五○金圓（$550）；換句話說，隻有全國每農家的一年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一九三四年每農家的一年平均收入降為八八○金圓（$880），依三分之一算，每貧農之家一年平均收入隻有三○○金圓（$300），還債付息納捐等等，都要在這裏麵開支，全家生活之苦，可以想見了。在表麵看，美國政府也有所謂“農業救濟”（“farm relief”），但是在實際上，這“農業救濟”的款子有百分之九十四都到債主的手裏去（也就是金融資本家的手裏去），隻有百分之六到農民的手上，這能救濟了什麼呢？最有趣的是AAA宣布了要減少“剩餘”農產品，同時因為貧民走投無路，又宣布美國有著三百萬的“剩餘”農民！但是“剩餘”農民的“毀壞”究竟不能像毀壞“剩餘”農產品那樣容易，這卻是一件多麼棘手的事情！據一九三五年的統計，AAA禁絕了美國耕地四千萬畝的收成，但是同時美國農部卻宣布全國糧食的缺少，據經濟學家的研究，不但不應該減少四千萬畝耕地的收成，而且還應該增加四千萬畝耕地的收成，才能夠使全國人人得到相當充足的糧食！這樣看來，所謂“剩餘”農產品，所謂“剩餘”農民，究竟作何解釋，可以不言而喻了。
人的容忍究竟是有限度的。美國的農民其先還想用苦幹的精神來恢複“繁榮”，或靜待時機的轉好，但是後來看到剝削階級之愈逼愈厲害，覺悟到改良主義的希望是很渺茫的，便也不得不往抗爭的一條路上跑；他們並知道要獲得抗爭的勝利，必須運用集體的力量，於是在一九三五年的三月間，便有四百個農民代表在南納可塔州的西烏獲爾斯（Sioux Falls），開農民緊急救濟會議（Farmers Emergency Relief Conference），集攏各種農業的組織，造成農民的聯合陣線。在他們所通過的議案裏麵，直斥金融資本家的掠奪農民生計的暴行，要求政府對於農民應給與生產信用借款，以便重興農業，等到收獲可以顧到農家最低生活之後，再歸還政府。同時因為政府既屢次允許銀行及大公司取銷對政府的債務，農民也要援例取消已往所借的畜牧食料和農產種子的借款。其次反對犧牲小農中農而偏護大老板的AAA計劃。最後決定由該會聯合全國各農民組織，用行動來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已漸漸走上了集體實際抗爭的道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