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魯迅先生發出“吃人”的呼告之時，對“人”的渴望成為那個時代的知識人心中的最強音。正是對做人的憧憬，無數仁人誌士，“投身革命即為家”，“犧牲我一個，幸福天下人”。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過多地去要求做人的身份，顯然是不現實的，甚至會有些落伍。但革命之後是不是真的如革命中所幻想的做回了人的身份呢？恐怕也還遠沒有這麼簡單。意識形態的壁壘不僅存在於不同的國民身份之間，同樣存在於一國之內不同的階層、不同的政治身份之間，甚至就是在一個家庭，也會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而轉瞬間讓親人成為陌生的路人。許多許多時候，當個人的身上貼上了太多的標簽，我們就忘記了我們自己，忘記了他人，我們原本就是親人、兄弟、同胞，我們都是一個一個的“人”。
一個人生活在現實社會之中，社會自然會寄予個體以不同的社會身份，從家庭到集體，到國家，我們作為其中的一員而存在，我們就是其中的一個“分子”，這個去個性化的“分子”自然就是我們身上的標簽。但在所有這些身份的背後，一個最基本的身份，那就是人，我們首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家庭、集體、國家的一個“分子”。後者的身份意識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是掩蓋前者，而是更好地實現前者，凸顯前者。當社會需要我們更多地持守後者身份的時候，我們也不應該忘記，我們原本是一個人，那是我們最基本的身份。
而隨著教育的國際交流的擴大，我們教育的民族性品格也存在著被削弱、被淡化的趨勢，這就使得國民的、民族的身份意識的認同，在當下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在此意義上，強調“中國人”的身份意識是我們社會教化和學校教育的重要目標。但與此同時，我們又首先是作為一個人而存在，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都是作為常人，作為普通的人而存在，人的身份是我們每個人來到世界上的第一身份，人的意識自然也是我們生在這個世界中的最基本的意識。既然如此，擴大、增進我們對人的理解與認同，對人性的理解與認同，對人的尊重，對每一個人的尊重，在此基礎上，再引導個體去接受民族、國家寄予的身份意識，提升個體作為個人存在的內涵與價值，就應該是我們生存的基本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