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身份與“人”的教育
以薄薄的一冊《動物農莊》和一冊《1984》而聞名於世，甚或是名垂青史的奧威爾，曾寫下他的這樣一段經曆：
一天清晨，另外一個人和我一起出去狙擊斯卡城外戰壕中的法西斯分子。他們的防線和我們這裏的防線相距300碼，在這樣的距離外，我們的老掉牙的步槍無法準確地射中目標，但是你如果偷摸到法西斯分子戰壕外大約100碼處，要是運氣好，你也許可以在戰壕土堆的隙縫中射中一個人。不巧的是，兩道防線之間是一塊平坦的甜菜田，除了幾條水溝，沒有什麼掩護，因此必須在天還黑的時候出去，破曉後馬上回來，趕在天色大亮之前。但這時沒有法西斯分子出現，我們待了太久，天正破曉。我們當時躲在一條溝渠裏，身後是200碼寬的平地，連兔子也找不到遮攔。我們正在打起精神，打算冒險衝刺，這時法西斯分子的戰壕裏忽然一陣喧嘩，還吹響了哨子。原來有幾架我方的飛機飛了過來。這時有一個人大概是為了給哪一個軍官送信，跳出戰壕，在土堆上飛奔而去，給你瞧得一清二楚。他半裸著身子，一邊跑，一邊雙手提著褲子，我忍住不向他開槍。不錯，槍法不好，不大可能擊中在100碼外飛奔的人，而且，我主要考慮趁法西斯分子的注意放在飛機上的時候如何奔回自己的戰壕。但是我沒有開槍，一部分原因是那提著褲子的細節。我到這裏來是打“法西斯分子”的，但是提著褲子的一個人不是一個“法西斯分子”，他顯然是個同你自己一樣的人，你不想開槍打他。[1]
我之所以要詳細地把這段故事一字不漏地抄下來，是唯恐在我的轉述中有所遺漏。在我們這一輩，聽到或者看到的戰鬥故事實在是太多，但看到這樣的戰鬥故事，卻還是頭一遭。當個人置身戰場，他就不再是屬於個人，他屬於你死我活的敵對陣營，有效地打擊敵人是每個參戰者無可旁貸的責任。戰爭寄予不同的個人以全然不同的身份，作為戰士的奧威爾伺機於戰壕，所麵對的乃是“法西斯分子”，是不可饒恕的“敵人”。但當那個“法西斯分子”放下槍來方便，“半裸著身子，一邊跑，一邊雙手提著褲子”時，在奧威爾的眼裏，此時此刻，那“提著褲子的一個人”不再是一個“法西斯分子”，轉而成了一個“同你自己一樣的人”。是的，當一個人放下了槍，半裸著身子，他也放下了他的外在身份，此時此刻，他就是一個純粹的“人”。
回眸20世紀，一個無法讓我們釋懷的問題就是，作為龐大殺人機器的戰爭，實際上卻是由人來執行的，是一個一個的人把另一個一個的人，以正義或仇恨的名義打死。當戰事雙方的人互相把對方視為被殺的對象時，自身就成了殺人的機器。當我們把對方非人化之時，也是把自我非人化之際。戰爭讓人們忘記了，不管是敵人還盟友，其實原本都是一個一個的人，戰爭把人們變成了一個一個殺人的機器。同樣，當奧威爾發現那沒穿好褲子的“法西斯分子”乃是一個普通的人時，他自己也成一個人，而不是殺人的機器，或者說忘記了自己殺人機器的責任，盡管這架機器被寄予了正義的身份。奧威爾的經曆告訴我們，即使是在殘酷的戰場，在非人化的戰事之中，有時候，我們還能是一個普通的人，還能回複到我們原初的身份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