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五路與維新路（今廣州起義路）的交叉路口，冒出了一間供銷社飯店（今越秀飯店處），且不說菜式如何，單聽聽供銷社這響亮的名字就得去光顧一下，何況店裏還推出廣州從未有過的北京烤鴨，而且烤鴨師傅還是來自北京，原汁原味哩。
報紙一張揚，我和幾個年輕朋友打平夥去吃了一隻烤鴨。師傅問幾吃，我們不知所以，但心裏高興，隻有社會主義才有如此好的服務態度，一隻鴨還問你幾吃呢？這第一間由供銷社辦的飯店很興旺，一些高級幹部大約出於同我們一樣相信集體所有製優於私人所有製的心理，也來光顧。
有一次，我看到許多廳級幹部在這裏歡送一位姓朱的廳長往北京赴任，維新路邊停放的小汽車，排了長長一行，那年月汽車不多，這種場麵難得一見。這位朱廳長不是榮升，而是被免職後調任的，所以，熱鬧中不免隱隱透出一種“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涼。
此事發生在陶鑄剛來廣東主持工作之時，正如毛主席稱讚的那樣，陶鑄是一把火，走到哪裏燒到哪裏。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四書記陶鑄同誌一到廣東，廣東就騰地燒了起來。不少人都隻知道陶鑄到廣東先抓土改複查，大軍掛帥，給“和平土改”糾偏，之後又抓反地方主義，卻不知道在這兩抓之間，另有一場不大不小的運動，叫作反國民黨作風。我們那位朱廳長，就是在反國民黨作風當中下的馬。
我參加了幾場批判大會，聽發言，對朱廳長的所謂“打擊報複”等國民黨作風，聽不出個究竟。這種運動雖然目的不明確，卻很有殺傷力，能夠迅速建立領導者的威嚴。朱廳長灰灰地上調北京而去，眾同人表心意，選擇了這間半社會主義性質的飯店，想必也是頗費苦心的。
除了“國營”“集體”之外，“計劃”一詞，在那年月也是使用頻率最高和最有吸引力的。身處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熱潮中的人們，哪能對“計劃”二字不向往之，膜拜之？
蘇聯援建的一百五十六個重點工程項目紛紛動工，捷報頻傳，凱歌震天，地處沿海的廣州雖然沒有那麼多“重點”，卻喜報連連：第一輛自行車、第一架鋼琴、第一台手搖式電話機、第一台煤氣萬能拖拉機，甚至第一批“水楊酰苯胺”的治癬新藥水，都像呱呱墜地的新生兒，給廣州人臉上添了不少光彩。
計劃經濟的威力不斷展示，人們相信按計劃大跨步前進，就可以提前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那時候的人們還沒有教訓，不知道計劃經濟也有其雙重性；計劃經濟不是絕對好，也不是絕對不好。計劃經濟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和資源的統籌配置是有效的，但它驅除市場經濟的競爭，以少數人的頭腦代替大多數人的頭腦，必然壓抑人的主動性與創造精神，犯主觀主義與命令主義的錯誤，其對經濟的消極影響甚至是破壞性的。
就在國營西堤百貨公司開張前後，生活在廣州市的市民們，也逐漸感到“計劃”一詞所包含的溫暖與冷峻了。人們的一切都被政府計劃著，在政府為保障人們基本生活所需要的善意努力下，人們距憧憬中的社會主義富裕生活似乎越來越遠了。
且看下麵的計劃實施進程——
1953年12月15日，市政府根據國家的糧食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政策，開始在全市實行糧食統購統銷。
1954年1月8日起，全市實行食油計劃供應，每人每月一市斤，憑證購買。
1954年1月18日，全市開始實行大豆統購統銷。
1954年8月21日，全市開始實行食糖定量供應。
1954年9月15日起，實行棉布計劃供應，憑購布證購買。
1954年10月9日起，全市實行燃煤憑證限量供應。
1955年12月7日起，規定稻穀、大米、麥、麵粉、大豆等均屬國家統一經營的統購統銷糧種，除國家委托代銷外，一律不準私自經營。
1956年11月5日起，實行豬肉、牛肉、塘魚憑證供應辦法，對全市居民實行憑證、定點、定時限量供應豬肉、牛肉。
1957年8月17日，市人委再次發出通知，規定凡屬國家計劃收購和統一收購的商品，一律不開放自由市場，不準在自由市場交易。
吃糧用糧票，穿衣用布票，許多物品定量供應，而且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這個定量不是上升而是呈下降趨勢。每種物品實行統購之前，十分注意保密，往往在執行前夕才進行動員，以防搶購，但也有個別私心重的人漏夜去敲商店門的。我們係統有兩個人，就因在棉布統銷前夜去購棉布而受了處分。
定量與票證，成了人們生活的主要憑依。
除棉布外，計劃供應似乎與國營西堤百貨公司關係不大。在以後的歲月裏，這種情況就改變了。
1957年，毛主席提出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我認為當時的人民內部矛盾，有計劃經濟的弊端的某些反映，當然，毛主席他老人家絕不這樣看問題。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之前的“內部肅反運動”，以及“反胡風運動”，我都是在南方大廈度過的，大廈裏麵的政治鬥爭與政治生活，是那個時代的一個側影。
1954年7月，耿直的胡風，向中共中央寫了《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受到毛主席格外的重視，親自撰寫編者按語，親自組織批判，真個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把投槍、匕首和集束手榴彈一股腦兒擲還給了胡風。接著，拉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擊“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
本來不少人以為，胡風即使有天大的本領，也不可能把“分子”撒遍全國，但是出乎意料，好像到處都有，到處響起一片打倒聲。
那時，我是廳派到大廈五樓一個單位的監察幹部，本是去建立監察工作試點的，也得就地學習，參加運動。一個企業單位要同胡風沾上邊，不容易。
正是愁雲慘霧之時，一位姓劉的工會幹事開始了聯係實際的自我批判。他原在武漢大學讀書，曾向《大剛報》投過兩次稿。有人立即警覺起來：這《大剛報》不是“胡風分子”曾卓在編嗎？一路追問下去：你同曾卓是什麼關係？你的稿子是怎樣投去的？你為什麼要郵寄而不直接送去？啊，有一次是送去的，那送給了誰？為什麼送給了門口的收發老頭，卻不去見曾卓？反複追問，結論是不老實，必須徹底交代你參加“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切活動！總之是“不老實”，把個蒼白瘦弱、斯斯文文的老劉，弄得像張破紙一樣，抖抖索索地讓人們隨意塗畫。
全市在這場“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中，取得了揪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三人，一般分子九人的“戰果”，南方大廈五樓的老劉，雖未能計入戰果，未被劃成分子，卻被下放到了山區。
由於挖出了“胡風反革命集團”，加上騙子李萬銘的《欽差大臣》式的表演，解剖麻雀，以此類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混進革命隊伍中的形形色色的騙子，想必不少。於是，一場內部肅反運動緊接著反胡風的尾聲，緊鑼密鼓地開了場。
大廈裏麵的口號聲，與長堤一帶高樓裏的口號聲連成一片，和著珠江的澎湃濤聲，日夜奔湧。一些原來一起工作的同事，忽然被揪出來圍在人群中間低頭交代。中間的人腿站腫了，腰站彎了；四周的人聲喊啞了，心變硬了，違心去鬥爭別人因而心靈扭曲了。我對這場運動“很不理解”，就被派到大廈外麵，主持一個監察幹部培訓班去了。
1957年春天，從商業廳分出了一個服務廳，我作為服務廳監察室幹部，又搬進了南方大廈。
1957年的夏天令人難忘，1957年的春天同樣令人難忘。一直到現在，我仍然不相信“陽謀”之說。
1956年，是共和國發展的一個高峰，人民的生活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在迎接一個新的春天時，人們的情緒空前歡快與活躍。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連連發表講話，同黨內黨外人士有說有笑，一派和衷共濟、家和萬事興的升平景象。接著，各級黨委組織黨員和群眾學習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和《論十大關係》的講話，開展整風運動，要求所有黨政幹部重新武裝思想，高度發揚民主，徹底肅清官僚主義，學會運用團結—批評—團結的辦法去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到了5月——一個如俗話所說的火紅的5月，全市的報紙、廣播是一片幫助共產黨整風的聲音，黨委領導出麵，以求賢若渴、求諫若渴的態度，與三顧茅廬的精神，禮賢下士地誠請各民主黨派人士、各界人士舉行座談、談心，征詢他們對開展整風運動的意見和聽取他們的批評。逐漸地，偏激的意見有了，尖銳的批評有了，有些批評聽起來還挺傷感情的！有人開始警覺了：怎麼會這樣？不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之比嗎？不是天天在唱《東方紅》嗎？好吧，要他們說，天塌不了！
以我猜測，如果說“反右”是“陽謀”的話，是到這時候才決定施“陽謀”的；起初號召整風確有誠意。
誠也罷，不誠也罷，其玄機在於一個“變”字。
當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馬寅初被毛主席讚譽為計劃生育專家，兩人執手言笑，何等親切。誰料想時過一年，馬寅初的人口論受到全國批判，連農村婦女也知道這個姓馬的與那個姓馬的（馬爾薩斯）都是不讓女人生娃的壞東西。打倒馬寅初，解放生產力；人多議論多，熱情高，幹勁大，呼啦啦多生了幾個億！從整風到“反右”，也是這樣一個“變”的過程。
6月，從黨內文件上看到那篇《大鯊魚要浮出來了》的著名文章，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說實在的，我並不讚成有些人對黨所提的意見，甚至反感，但我也不認為拋誘餌引人上鉤是可取的，何況那時提了一些激烈意見的人不一定就是吃人的鯊魚。直覺告訴我，一件關乎國家、民族、個人命運的大事就要發生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國語·召公諫厲王止謗》中的這句名言，反複在我腦海中閃現。我變得非常沉默，沉默被視作一種消極、對立的態度。於是，我被孤立，被隔離。
在我聽候批判的日子裏，我常常獨自靠在南方大廈五樓臨江的窗口下，捧讀泰戈爾的《沉船》。我預感風暴來了，我這一葉小舟就要沉沒了。望望珠江江麵上遠去的航船，聽著那一聲聲汽笛，有時我合上書頁，思忖著：我這一葉小舟是那麼小，沒有錨，沒有風帆，當然也不會有呼救的汽笛……
正當全市緊跟全國形勢，厲兵秣馬，決予右派分子以迎頭痛擊之時，台灣國民黨一架軍用飛機從低空竄入廣州，投下傳單、衣服、玩具，從南方大廈旁邊掠過，貼著珠江逃遁了。這出小鬧劇成了反擊右派分子鬥爭的小插曲，為某些人一心求證右派分子是國民黨反動派的說法，添加了一個可笑的口實。
7月4日，四千餘人在中山紀念堂舉行“反擊右派分子大會”，全市的“反右”運動進入了高潮。發自南方大廈裏幾個單位的聲討聲、批判聲此起彼伏，相互呼應，煞是熱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