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準我參加會議，也不對我進行批判，這是激戰前的沉寂啊！南方大廈的四壁，宛如一圈冷漠的逐漸縮小的鐵柵，向我逼來……
秋天的一個早晨，我剛走進辦公室，一位同事示意我到走廊去看大字報。“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我眼前白蒙蒙一片，但不是雪花，更不是梨花，而是大字報。大字報從走廊上、樓梯口，一直伸展到飯堂和會議室裏，有檄文，有聲討；有揭發，有批判；有漫畫，有打油詩，甚至還有一則要我和別人猜的謎語，林林總總，應有盡有，隻是文采讓人不敢恭維。我明白，拉出這個陣仗是正告我，我已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後來聽說，這些機關槍、排炮，是我那些可愛可敬的同事們，懷著或興奮或不安的心情，通宵苦戰的成果。
實事求是地說，“反右運動”在形式上是比較“文明”的，甚至可說是在我所經曆的各次運動中“最為文明”的，基本上做到隻動口舌，不動手腳，這不能不說是“運動文化”的一大進步。會上隻進行批判與辯論，允許你右派分子發言，革命群眾掌握著無往而不勝的批判武器，不信不能把你右派分子批倒批臭；真理與事實都掌握在革命群眾手裏，不怕你右派分子狡辯抵賴。
我經曆了一場場有聲有色的大辯論。我態度“惡劣”，不承認錯誤，對那些誣蔑不實之詞必予駁回，直到有一天，我的“囂張氣焰”才被打了下去。這一天是辯論我攻擊某領導侵占職工福利金的問題。我擔任過主任監察員，1956年根據群眾對某領導一人占用全單位年度福利金總額三分之一的反映，向某領導提了意見，並報告上級，事實俱在，某領導勉強接受了上級的批評。事過一年，這件事卻成了我惡毒攻擊黨的領導、敗壞領導威信的嚴重罪行。我當然不服，不是說事情愈辯愈明嗎，我就攤出事實與證據，懷著一種“要為真理而鬥爭”的傻氣，決心爭辯到底。
最想不到的是，這一天安排出場的是單位的兩個最困難戶，是應該享受福利補助的人，也是我平日十分同情的人。這兩位一出場表現得特別怒氣衝衝，直奔主題，一開口就指出，我是以替他們說話之名，行攻擊黨的領導之實。有段話說得特別簡明而精彩：“×局長對革命貢獻那麼大，不要說×局長隻用了全局福利金的三分之一，就是全部給×局長使用，我們也沒有半點意見，我們這些困難戶不用，也要讓他用，我們是心甘情願的呀！誰要你為我們說話了？你裝扮成為民請命的樣子，居心卻是攻擊黨的領導，今天我們一定要剝掉你的畫皮！”說者幾乎是聲淚俱下，感情激動，一下將我說啞了。麵對這幕滑稽而又有幾分悲壯色彩的表演，我愣怔了好大一會兒，木然地坐著，不再說話，我承認我被批倒了，讓批判者去慶祝勝利吧！
哀莫大於心死。一連三天，我不開口，會下不說話，會上也不說話。“不說話就是對抗！”我仍不說話，在真理與謬誤之間，我已經無話可說。
運動是一麵百棱鏡，可以在瞬間映照出許多不同的麵孔。
在南方大廈這方小天地裏，我認識了一些十分精彩的麵孔。不少人出於單純的義憤，或迫於一種無形的壓力而投入運動，但也有人是被功利所驅使，甚至極少數品質惡劣者是為了打擊別人，鑽營往上爬。負責整我的一個“專職幹部”，就是這樣一個品質惡劣者。“反右”後，他榮升某單位黨支部書記之後不久，在處理一樁婚外戀情找當事人談話時，竟將女方誘奸了。其品質可想而知，但這樣的人在運動中卻最能呼風喚雨。
還有一個會像川劇那樣猝然變臉的女士，給我留下的印象也十分深刻。“反右”開始，她不相信我會被打成右派分子，曾多次主動向我表示同情；待運動深入發展，她麵孔突變，一次在電梯口相遇，我習慣地同她打個招呼，她竟鄙夷地看著我，冷笑著說：“你是什麼人？右派就是國民黨反動派，知道嗎？”如此無恥，令我冷到背脊。
當我再次到南方大廈辦公，已經是從農場回到廣州的1962年了。
離開的幾年，廣州隨同全國也經曆了一番翻天覆地的“大躍進”洗禮。原來沒有的珠江大橋，有了；原來沒有的五羊石雕，有了；原來沒有的城市人民公社和郊區人民公社，也有了；不少新事物或建設新成就出現了。有這麼一說，右派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打倒了右派，生產力當然應該出現一個新的躍進。實際情況似亦如此，自從右派分子被掃進農場，掃進監獄，掃進曆史的垃圾堆之後，一聲號召，人民群眾意氣風發，鬥誌昂揚地大幹快上，從“十五年超英趕美”到“一年等於二十年”，眼看著偌大的一窮二白的中國就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了。
廣州一日出動五十萬人煉鋼，全市機關團體和企事業單位的幹部，大部分停止辦公，把辦公室和宿舍的鐵門、鐵閘、鐵窗、鐵欄拆卸下來，當作“挖掘”的廢舊鋼鐵填進土高爐，即使放不出一個大大的鋼鐵衛星，也要放一個燦爛的“煉鋼衛星日”。
有的領導為豐收的糧食沒有地方存放而發愁，黨報用頭版頭條刊登通欄大標題，號召人們放開肚皮吃飯。
鋼帥糧帥升了帳，橫掃千軍如卷席，怕你狗屁帝修反！那真是長自己誌氣，滅敵人威風的好日子啊！
可惜科學不饒人，土高爐煉出來的是燒結鐵，密植深翻的田裏大減產，就算老天爺願意承擔責任，但人們的肚皮問題它卻解決不了。一度放開的糧食供應，又收了回去，還要求個人減少原先的糧食定量。情況急轉直下，供應狀況愈來愈緊張。再且看——
1959年4月7日起，在飲食店吃飯要收取糧票。4月11日起，實行市民憑票購買豬、牛、羊肉和魚，供應量按貨源定。無奈，從7月25日起，在三元裏、楊箕村等十三個城鄉連接處，開放農貿市場。
1959年12月8日，停止向各單位供應豬肉，實行自養自給；中旬，市委號召“全黨動員，全民動員，立即掀起以養豬為中心的副食品生產運動高潮”。一時間，處處豬圈與辦公室毗鄰為伍。
1960年10月14日，市委發出《關於進一步做好壓低城市口糧標準的指示》。
1960年11月19日，市委推廣小球藻等糧食代用品領導小組在廣州畜牧場召開小球藻、人造肉精、葉蛋白現場會議。12月14日，市委為貫徹中共中央的有關指示，號召全市廣大群眾，開展一個大規模的采集、製造代食品運動，以適應口糧低標準下人民生活的需要。
1961年2月27日起，毛巾、被子、汗衫、背心等十種針織品實行憑票供應。接著，許多日用品如火柴、香煙、白酒等，均實行憑票定量供應。
1961年7月1日起，全市商品憑“三證”（糧油證、副食品供應證，日用品購貨證）供應。
1961年7月16日起，全市實行食鹽憑證供應。
1961年9月，居民食油定量由二兩增加為二兩半。
到此時，在南方大廈能夠不憑證可以買到的東西，已經寥寥無幾。1961年底，市麵上出現不收糧票但每斤價格高達四元的高級餅，南方大廈門前從早到晚排起了“長龍”，雖然動員黨員和幹部不要去排隊。同事周大娟還是冒著受批評的風險排隊買了一斤，把剛從農場回來的我請到家裏款待一番。不過是幾塊餅而已，但這幾塊餅卻包含著那個饑饉年代的無盡情意。漂母賜食，莫敢稍忘！
1962年，我被借調到廳三清辦公室工作。所謂“三清”，就是清產、清倉、清資，許多地方在“大躍進”中盲目生產了大批質次價高或毫無使用價值的產品，商業部門也盲目地將這些收購進來，造成大量積壓，賬目混亂。為了使商業部門弄清家底，卸下包袱，上級決定，在清查的基礎上，對積壓商品及呆賬壞賬進行審批核銷。三清辦公室是一個負責此項工作的臨時機構，具體負責人是林超同誌，我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了三年，得到了很多教益。
1962年秋，由財委、商業廳、財政廳等有關部門領導組成的審批委員會，設在南方大廈酒店九樓，連續進行了幾個月的審批。我作為具體工作人員，也在那裏住了幾個月。
審批的材料真是無奇不有：有將整座山當作稀土收購的，也有為了放收購衛星而指江買魚的；有當地黨政機關強令收購的，也有商業部門強行收購的；農民明明說那東西沒有用處，還非要收購不可。
林超是個有思想的人，常搖頭歎息；我在海南農場勞動過，直接經曆過這種事，有點見怪不怪了。我對老林講過其中的兩個故事。
一個是公社要放財貿衛星，一天，忽然命我們鑽進密林裏砍樹，見樹就砍，不管是不是成材，也不管能否運出，砍了一天，報個數字，財貿部門照數付款，一日收購七萬元的財貿衛星就放了出來。
再一個是，供銷社收購野芋頭。海南的溝溝坎坎長滿野芋，農民整天忙著往供銷社門前送，供銷社的司磅員則整天忙著過磅，野芋堆得像兩座小山，而且繼續升高。我們出於好奇，到供銷社買東西時，便詢問收購這些野芋做什麼用，竟然無人能夠答出。
老林聽了我說的故事，歎息說，如果這僅僅是故事就好了。
現實很嚴酷，整個審批過程，核銷了削價及報廢等項的損失高達兩億多元！這在當時是個天文數字。
不應忘記，修複這座大廈隻用了一百多萬元；1957年，第一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廣交會）成交額為肆仟伍佰萬元人民幣；第二屆成交額為一億七千萬人民幣。
參加審批的各領導同誌也不禁發出一聲聲驚歎，說如果是資本家的話，早就從這南方大廈九樓跳了下去！當然，我們不用擔心會有人跳樓，所幸這兩億多元不是從個人賬戶裏銷掉的！
此後，我再沒有機會住進那座大廈。廣州的大廈千萬座，唯有南方大廈同我有一種不解的緣分。
80年代初，我陪李準、諶容、沙葉新等幾位作家到南方大廈采訪。因為南方大廈百貨公司前一年的銷售額，一躍成為全國十大百貨公司之首，成了全國零售商業改革的一麵旗幟。當時的總經理被譽為改革家、經濟能人，榮升為廣州市副市長。我同他懇談過，他是一位有頭腦有魄力的人，對廣州的商業改革有一整套設想，可惜他很快就退了下來，他的那些設想與藍圖也就未能付諸實現。
到如今，我同那座大廈已有四十多年的交往了。
前幾天，我還走進大廳，望著它琳琅滿目、極其豐盛的陳列商品，不禁回想起幾十年來，從它周圍呼嘯著飄過的那一片片帶有傳奇色彩的煙雲。這，不僅是這座大廈的傳奇，也是許許多多人的傳奇。
2002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