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差大臣》reference_book_ids\":[6885615149432966151]}],\"17\":[{\"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7,\"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32,\"start_container_index\":17,\"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26},\"quote_content\":\"《我的祖國》reference_book_ids\":[7359569140165659673]}],\"66\":[{\"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66,\"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41,\"start_container_index\":66,\"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37},\"quote_content\":\"《沉船》reference_book_ids\":[7348306169603066942]}]},\"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這座大廈是有靈性的，它有它的苦難與興旺，沉痛與歡樂。
1954年之前，廣州還沒有一座名謂“南方”的大廈，那時在西堤二馬路有一座經曆過火劫的水泥架子。我從單位所在地詩書新街，往位於沙麵新沙遜銀行舊址的商業廳開會，就要經過西堤二馬路。
馬路靠江一麵矗立著的這座焚燒過的焦黑的水泥框架，很高大，據說，它代表了當時廣州建築物的第二高度（第一高度為愛群大廈）。它殘破陰森，在它雜亂的幾乎沒有通道可行的空間裏，蟄居著一些乞丐與無業遊民，這更加重了人們對它的恐怖感。傍晚之後，婦女們都害怕經過它的旁邊。
這座像骸骨一樣的大廈殘架，原本是中山籍澳洲華僑蔡昌、蔡興兄弟於1918年投資興建的城外大新公司，當時城牆尚未拆除；而先建的城內大新公司，則位於今中山五路新大新公司處。城外大新公司高十一層，融商場、酒店、遊樂於一體，極一時之盛，在1937年愛群大廈落成之前，傲然俯瞰廣州近二十年。1938年，日軍向廣州發動進攻時，它不幸焚於戰火。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民政府大力恢複生產，整頓市容，療治曆年留下的戰爭創傷，與城外大新公司同時遭火劫的對麵街區進行平整施工，於1951年10月14日至1952年2月14日成為舉辦華南土特產展覽交流大會會址，並且在交流大會簡易建築的基礎上，建成了供遊樂與博物展覽的嶺南文物宮，即後來的廣州文化公園。
而靠江的大廈殘架，卻依然滿目瘡痍地孤懸於珠江之濱。
省市領導曾議論過修複大廈的事，一則資金難籌，二則親領其事的人選難定，議而不決，因此，這件“標誌性恢複工作”難以進展。正在這時，一個戲劇性的情節發生了。
當年解放軍向南進軍，每收複一個城市，必成立糧食公司、土產公司、貿易公司、物資公司等等，多者有八大公司之稱，加上新華書店，構成新區物資供應係統，廣州亦如此。
省貿易公司經理姓王，是個知識分子幹部，團政委轉業，有文化有魄力，是商業係統的一員猛將。1952年，省貿易公司改組為省食品公司，他仍出任經理。
這個食品公司的主要任務，一是抓生豬收購與供應，二是抓香蕉、菠蘿、潮州柑等水果的收購、供應與對蘇聯出口。對蘇聯出口的任務壓倒一切。據說，斯大林曾在一次宴會上一麵吃著潮州柑，一麵誇潮州柑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東西。
有關領導多次傳達斯大林同誌“這一親切而偉大的指示”，食品公司全體員工振奮之至。但是，把香蕉、菠蘿、潮州柑這些動輒黴爛變質的鮮活商品，不遠萬裏地送到蘇聯老大哥手上，雖屬光榮任務，卻完成不易。火車由廣州開往滿洲裏，不搖晃個十天半月是到達不了的。就是在1952年6月開通中蘇聯運直達列車之後，也要七天時間，當年號稱我國鐵路史上創舉的這條“綠色通道”，絕不似如今行駛的空調車，它為了降溫與保暖，夏日冰塊冬日煤爐，得由押運大隊的押運員們在車廂內精心侍候著，稍一不慎，水果不是凍傷就是腐爛。車到滿洲裏後，蘇聯那邊的檢驗員驗收嚴格，稍不稱意就退貨。當然，故意刁難者有之，本不足為奇。
領袖一聲號令，全國人民“向蘇聯學習”“一邊倒”，甜膩膩地喚“老大哥”。這老大哥叫多了，也會叫出一種毛病來。當時坐鎮滿洲裏的蘇聯老大哥，可能已經染上了這種毛病。這些被中國人尊為專家的檢驗員、驗收員們，脾氣大，派頭足，一不高興，就要把曆經千辛萬苦、萬裏迢迢運過去的水果打回來，令人心痛。被打回來的水果，有些質量確有微疵，有些則屬誤檢。
來過廣東的蘇聯專家有個長久不解的疑問：為什麼在你們這裏吃菠蘿那麼好吃，而運到莫斯科的菠蘿則不好吃呢？為什麼你們吃熟香蕉，而把青香蕉往莫斯科運？他們不明白菠蘿是在樹上長熟才好吃，而長途運輸隻能摘青菠蘿；而在樹上長熟的香蕉不好吃，必須是青香蕉經過加工烘熟才好吃。果農同專家說不明白，食品公司的技術人員的解釋，他們未必盡信，因而誤會難消。專家們疑慮重重，後果就是退貨連連，省食品公司損失嚴重。
經理老王急火攻心，竟對專家少了必須有的客氣與虛心。有一次，專家抓住一點小毛病，扣住幾車水果不能按時發運，眼看水果可能積壓變質，他與老大哥發生了爭論，並千不該萬不該還在稍後發牢騷說：“他不是我爹，也不是我娘，我為啥要那麼孝敬他！”
專家將老王的“不合作態度”反映到領事館，領事館又將情況層層反映到省委，加上一紙義正詞嚴的檢舉揭發信也及時到了省委某部門，於是，不願甘當小弟弟的老王就被撤了職。
省委組織部長在幹部大會上批判老王時講的一段話十分精彩，幾十年後還能讓人記起。他指著老王厲聲道：“你說他不是你爹你娘，你可知道你運去一噸香蕉、菠蘿，就能換回一噸鋼材或一台拖拉機嗎？這難道不比親爹親娘還親？大家都認為，一噸鋼材或一台拖拉機要比一噸香蕉、菠蘿珍貴得多，中國人吃什麼香蕉、菠蘿，沒有鋼鐵怎能建成社會主義大廈？你老王活該挨批受處分！”
沒有人替老王說話，都是“一邊倒”。
那幾年，《喀秋莎》《山植樹》《燈光》《共青團員之歌》《我的祖國》等蘇聯歌曲，唱遍機關學校，有誰不是唱得動心動情？1952年底，蘇聯芭蕾舞團與蘇聯紅旗歌舞團來到廣州，中蘇友誼之聲響遏行雲，烏蘭諾娃和紅旗歌舞團在越秀山體育場和中山紀念堂的演出，成了廣州人的節日。紅旗歌舞團的一場表演，除了五萬現場觀眾之外，尚組織三十萬人通過大街上的高音喇叭收聽實況廣播，其盛況可能是世界演出史上少見的。
老王和大家一樣高唱《莫斯科——北京》，卻忽然犯了“反蘇”的大錯誤，冤哉乎也，但卻無人出來為他說話。
應該肯定，在我國進行工業建設初期，蘇聯援建的一百五十六個重點項目，意義重大，但也不必要求中國人民對蘇聯敬重到神經質的程度。
一位蘇聯派來的女檢驗員是位寡婦，常同我們食品公司的一位俄語翻譯到各地檢驗出口水果，兩人接觸比較密切，而我們的男翻譯則是單身漢。領導接受老王的教訓，按照傳統的思路，急忙將男翻譯調開，據說是擔心影響國際關係，可見當日的所謂“國際關係”，是何等的神聖而脆弱。
到了1953年下半年，聽說焚毀的大新公司要修複了，帶領修建隊進入那座水泥框架裏去的，正是老王。老王成了這一修建工程的負責人。一年之後，用去修建費一百多萬元，大廈煥然一新，出脫得像一隻浴火後騰飛的鳳凰。據說，除大廈東側一條通往遊藝場的斜形車道，改建成為連接主樓的樓體之外，其他部分基本恢複了原貌。
自此後，廣州便有了一座名謂“南方大廈”的大廈。這座銀白色的大廈婀娜多姿，麵對滔滔珠江，左攬十裏長堤，右挽郵政大樓和海關大樓，將珠江岸邊的高樓連接成一隊風中的舞者，舞出了廣州最美的一道風景。它成了這座城市的一顆明珠，一個驕傲。
民間一般將南方大廈看作一間百貨商店，其實在開始啟用時，五至八層為機關辦公所用，九至十一層則是酒店，天台為屋頂花園。我曾三度在這裏辦公，因此，每當我乘花尾渡從外地出差歸來，在江麵上一看到它頂部鍾樓上不停旋轉的霓虹燈光，就有一種“回來了”的感覺。
南方大廈百貨商店開張時，正名是“廣州國營西堤百貨公司”。當時在廣州乃至於整個中南地區，它都是最大的百貨商店。
1954年10月3日開張那天，廣州市民蜂擁而至，人山人海。生性好新奇好熱鬧的廣州人懷著興奮的心情，本想領略一下修複的大廈和新開的“國營”商店的風采，不意悲劇卻倏然發生了：當晚，由於顧客過多，疏導不暢，竟擠死數人，擠傷若幹人。我也是前往湊熱鬧的一個，但我到達時已在清場。呼嘯的救護車飛奔來去，給節日添加了一種怪異的不和諧調音。
事後我想：如果不是著意在西堤百貨公司前麵加上“國營”二字，如果報紙不對這“國營”二字大加渲染，也許那晚西堤百貨公司的開張典禮，就不會吸引那麼多人去觀看。那幾年，人們生活在浪漫的甚至有一種虛幻的感覺之中，對“國營”“集體”“計劃”之類的字眼都特別傾心與鍾情。新鮮事物目不暇接，充分調動起人們對未來的幻想，而且幻想往往趕不上現實。大家正呼喊著為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而奮鬥，連青年群眾的先進組織——青年團，也名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卻忽然有一天，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宣布過渡時期總路線時宣稱：“自1949年10月1日建國那一天起，我國已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人們已在社會主義社會幸福地生活了幾年，可自己還不知道，這又怎能不驚訝，不興奮，不幸福得找不到北呢？說到“國營”，就等於是說社會主義因素，就等於是說“風景這邊獨好”，誰不想去先睹為快，去光顧一下！
人們對剛開張的南方大廈百貨商店如此，對其他社會主義性質的商店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