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芝姐！”
這一聲，把殘酷的現實喚了回來，重逢的喜悅頓時崩坍了，兩人禁不住失聲痛哭。
這是我一生中最痛快淋漓的一次哭！
從她的住處出來，天色近晚，我在黃昏的行政區徘徊。我踏著殘雪，踏著黃昏織出的陰影，穿過花園路，穿過緯四路和緯五路，穿過嘈雜的人群和沉默的雪地，走著走著，不時地拍打著路邊的梧桐樹，漫無目的地走著走著。牆上的大字報與我無關，帶高音喇叭的宣傳車與我無關，最新的“北京來電”與我無關，周圍的一切都與我無關。我想著病床上的秀芝姐，耳畔響起歌聲。請你給我唱《可愛的陽光》，唱《多年以前》，唱《菩提樹》，唱《桑塔露西亞》……
我用拳猛擊無辜的梧桐樹，老梧桐抖動了，要把掛於枯枝頭那彎早升的清清的冷月搖落。微光在積雪的樹枝間晃動，點點斑斑，像飄灑一樹淚雨。西天的一片烏雲退去，落日鑽出來，最後一跳，給大地潑了一盆鮮血，淚雨霎時變得血紅。
1969年8月，我由幹校回鄭州養病，又見到秀芝。我把1968年3月第一次見她斜臥病床的感受，寫了一首詩——《被欺淩的春天——給秀芝姐》拿給她看。過了幾天表哥來找我，說大姨要我過去。到了表哥家，一向十分慈祥並對我偏愛的大姨嗔怒地責怪我：
“你還小？你還能像小時候那樣總同你秀芝姐吵鬧。你看你秀芝姐的身子都成啥樣子了，你還氣她？”
“大姨，我沒有同秀芝姐吵嘴，真的沒有。”我說。
我問大姨怎麼回事，大姨告訴我，兩天來秀芝拿著一個本子總在暗暗流淚。我明白這是由於我寫的詩的緣故，趕快把那個本子要了回來。寫詩的本子如今還在，事隔二十七年之後，現在我想把這首詩發表出來。
1969年餘下的時間，我是在鄭州度過的。我家住在花園路口東己院，離表哥的住處很近，我經常去探望秀芝。她仍在醫治，常被人背著去中醫院，去按摩醫院，隻是療效不明顯。她的房間裏仍然是那張病床，那張三屜書桌和那幾張椅子，隻是多了一架鋼琴——這架鋼琴長期伴隨她。有了這架鋼琴，她的精神與意誌奇跡般複蘇了。歌舞團的陳錦生、孟憲生和其他一些文藝界的朋友常來看她，大家在一起談音樂、談戲劇，有一些更年輕的演員，來請她指導。我坐在一旁看她教學生，感到教聲樂簡直是一種體力勞動。學生唱不出來或唱不到理想的高度，她一麵彈琴，一麵領唱，又一麵打著強烈的手勢，好像要把聲音從學生的喉嚨裏拉出來，這對身有沉屙的她來說簡直是種勞役。往往一個學生走後，她拄杖回到病床，一麵抹著滿額的汗珠，一麵劇烈地喘息。每當這時我就勸她不要再教了，她不語，蒼白的臉上泛起一縷微笑。
“漢生，你們要我不教學生，不教音樂，難道要我整天躺在病床上活著？”
找她交談與學習的人越來越多，她的住處越來越像一個藝術沙龍。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說不定什麼時候一頂“複辟”“黑手”之類的帽子扣下來，她又要慘遭橫禍。親人們都提醒她，勸她！她不回答，隻是搖著頭慘淡地微笑。我明白，一個視藝術高於生命的人，你是無法讓她放棄藝術的。她苦鬥，她義無反顧地苦鬥，她在為音樂、為真善美的苦鬥中，精神得到滿足與升華。
我不敢說在鄭州那些個漫長的暗夜裏，她的窗子是唯一的藝術窗口，但起碼是這種為數不多的窗口中的一個；我不知道若幹年後，人們是否還記得從這個閃著燈光的窗口，飄出的一個個音符……
1976年前後，她回到開封師範學院。她與年邁的母親相依為命，身體一直不好，全靠學生輪流照顧，生活是艱難的。但在教學與科研方麵，她不斷取得新的成績，迎來了事業上的輝煌。
1995年9月我再次見到她時，她已從開封遷居鄭州郊區馬寨，由河南大學藝術係主任改任該校民族音樂研究所所長。研究所設在馬寨一家工廠的辦公舊址，剛剛搬來，房間很淩亂。研究所附設的黃河藝術團也在這裏。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了，但談起她的“三結合”，談起“假聲位置真聲唱”，談起民族音樂的發展，她仍然是那麼癡迷。
從樓房那邊傳來黃河藝術團學員們的琴聲、歌聲，她正為黃河藝術團走出國門精心擘畫。但一談起經費，隻有皺眉。望望淩亂的尚待整理的房間，我想屬於她的大概隻有那張狹床和那架老鋼琴。但不能說她不富有，屬於她的還有她身邊的和已離去的學生。
今年傳來了好消息：黃河藝術團要去香港演出了。香港市政局邀請中國音樂劇研究會秘書長、女高音歌唱家鄒德華編劇的《秧歌浪漫曲》參加香港第16屆亞洲藝術節，黃河藝術團擔負演出任務。香港市政局承擔一部分經費，但經費不足。秀芝姐又在發愁。
她坐在鋼琴旁苦思冥想，誰說她的黑發不會變白？她的白發漸漸多了。
幾個音符傳來。嘔心瀝血的幾個音符……
我又聽到杜鵑的啼聲。我回到兒時的夢中。
1996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