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裏的往事(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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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象著黃河岸邊正在落雪,雪地上印上一串腳印。

雪很美,但那一串長長的腳印卻是淒美的。

表姐武秀之是大姨許文賢的女兒,原名武秀芝。20世紀20年代,大姨畢業於開封女師,以後一直任教於河南省立第三小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改名為開封市第五小學)。秀芝姐幼年喪父,抗日戰爭期間跟著母親隨學校不斷遷移,日無定所,顛沛流離,在極端困苦的環境裏讀完了小學,後在鎮平考入當時遷往那裏的開封北倉女中。抗戰剛勝利,她同幾個年齡相仿的女孩子在兵荒馬亂中,幾乎全憑徒步,從鎮平回到開封,考入河南省立開封女中,1949年參加革命。

大姨從我大哥教到我弟弟,範家的孩子幾乎都是她的學生。有幾年——我念中學的時候——我們兩家同住一座宅院,所以關係十分親密。大姨一生自甘清苦,為人正直,她的品格和學問,影響了我們這一群孩子,尤其是她特別寵愛的秀芝。秀芝從大姨身上繼承了自尊、堅毅、剛正的品德,但因受寵和天資聰慧的緣故,性格中比大姨多了敏感、活潑與好勝;她比大姨少了幾分沉穩,多了幾分激烈。也許因為這一點性格差異,加之天賦條件——上帝給了她一副好嗓子——所以她雖然也是一生為人師,但遭遇的大波大浪,是大姨和我們任何人起初所想象不到的。

小時候,我喜歡聽她唱歌,又不喜歡她“唱歌”。每當她的老師帶她去參加音樂會,我心中就湧起一種不滿的情緒,我下意識地感到“唱歌”會給她帶來不幸。我說她是咕咕鳥。在我們家鄉,人們把不停歌唱的杜鵑喚作咕咕鳥。那時我怎麼也想不到這個比喻會包含那麼多不祥、崇高與悲哀。

秀芝姐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直歌唱著,從五十年前我第一次聽她唱《可愛的陽光》(即《我的太陽》)至今,她一直歌唱,她是一個堅韌的執著的對人民懷有無限深情的歌者和播種者。她培養歌者,她給予人以溫煦的陽光,但陽光對她卻太吝嗇了。生活給予她非常人可以承受的陰冷、不幸和磨難。她始終不悔,她對她的歌、她的學生、她的人民無限眷戀。因此我常常想起“望帝化鵑”的故事,我常想她就是一隻杜鵑,一隻從歌喉裏啼唱出縷縷血絲,染遍層林,染遍漫漫人生路的杜鵑。1969年8月,我曾經寫給她一首詩,其中兩句是:“隻有一隻凍僵的雲雀,倒懸在光禿的白楊樹頂。”這兩句詩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她當時處境的寫照,甚言之可作她半生的寫照。但她是堅強的,她在“倒懸”中並未“凍僵”,或者是她一次一次掙紮著蘇醒過來。於是她繼續唱,繼續從喉嚨與心頭啼出縷縷血絲。

我是很敬重她的,雖然小時候我常無端同她爭吵。小時候,她是一個十分活潑、開朗和聰慧的女孩子。不僅歌唱得好,功課也好。她在開封女中讀書時,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學生。她是我的小先生,她比我高兩個年級,每星期天,她都幫我複習功課,帶我去看電影,給我講許許多多新鮮見聞。我的學習成績絕對同她的幫助分不開,我能從初二考入開封高中,多賴她的輔導。兒時談理想,她說她要當醫生。如果開封那座小院的生活一直平穩地延續下去,也許她真會成為一名醫生。她那柔軟細長的手指適合彈琴也適合拿手術刀,但生活給她選擇了前者,給她選擇了一條像琴鍵般激蕩的跳動不安的道路。

1948年,由於時代潮浪的衝擊,我們忽然長大了。1949年6月間我在中原局一個幹部訓練班學習,住在開封西棚板街,她從江南回來後立即到訓練班看我。分別不到一年,我覺得已經分別了許多年,見麵十分驚喜。她穿件白襯衫、藍布褲,襯衫束在腰裏,短發齊耳,麵色紅潤,仍然是個中學生的樣子。但她的神情卻有細微的變化,微笑像浸在兩泓流著月光的湖水中,明靜而含蓄。我感知到並驚異於她的變化,她長大了。我認為我也是個大人了,急忙向她炫耀半年多來學到的革命理論,不料她隻吟吟淺笑著靜聽,不同我爭論,偶爾糾正我的一兩個錯誤。這一年,我實際年齡十五歲,她十七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