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的老師哈羅德·英尼斯從傳播媒介與時間空間的關係，考察了媒介對社會發展的曆史性影響，為我們探究大眾文化與精英藝術的傳播特征提供了又一途徑。
英尼斯的基本觀點是：傳播的坐標係無非是由時間和空間兩個軸向構成：跨越時間的傳播與跨越空間的傳播。所謂偏倚時間的媒介，就是具有穿越時間傳播優勢的媒介；所謂偏倚空間的媒介，就是具有穿越空間傳播優勢的媒介。但是，英氏從偏倚時空的角度來區分媒介的理論，遠不如憑此來識別精英藝術與大眾文化在傳播特征上的本質區別更具有可操作性，即通過信息在時空兩個方向上的延伸可見精英藝術與大眾文化的不同追求。從英氏的媒介時空偏倚理論中似乎可以建立這樣的假說：大眾文化多看好偏倚空間的媒介，追求偏倚空間的傳播；精英藝術更偏好偏倚時間的媒介，向往偏倚時間的傳播。比如，作為大眾文化的色情光盤其目標一定是短時間內捕獲盡可能多的大眾，偏倚的是空間傳播，而小說《金瓶梅》近400年的傳播曆史已經證明它是偏倚時間的精英藝術，盡管它遠比色情光盤更能讓人感受到性的誘惑，也完全可能被當做色情小說來消費。報紙之所以能使信息得到延伸，主要是因為它是追求時效性的具有空間發行優勢的媒介，即是偏倚空間的延伸，隨著信息時效性的消失很快就會被當作廢紙處理掉，昨天報紙上的頭條新聞絕對不會再成為今天的重要話題，[90]因此，作為大眾文化的報紙追求的是偏倚空間的傳播；[91]小說《紅樓夢》之所以能使信息得到延伸，卻是因為精英藝術更青睞於偏倚時間的傳播、偏倚時間的延伸，《紅樓夢》所承載的信息不僅不會因時間的流逝而退色，相反卻會在漫漫曆史長河中被眾多接受者無數次重新再解讀、再發現，生出無數不同的綿延不絕的“第二文本”，並擔當著精心照料贍養世世代代紅學研究專家們的重任；而它一旦追求空間的傳播效應，也就必然求助於偏倚空間的媒介——電視，搖身轉變為大眾文化的藝術形態——電視劇。可見，在使信息向時間或空間兩個方向延伸的問題上，同樣是印刷媒介，報紙與小說的訴求和優勢是完全不同的。報紙的編輯一定希望他們傳播出去的新聞立即引起世人爆炸性的閱讀，而小說的作者如果隻期望他的故事紅極一時，而不介意是否流芳百世，那他一定止於一個流行小說家。一句話，精英藝術抱著“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理想執著於偏倚時間的傳播，大眾文化傾向於偏倚空間的傳播，是想“過把癮就死”（這也又一次佐證了大眾文化的後現代性）。
英尼斯的另一個觀點也契合了我們對精英藝術與大眾文化的理解。英尼斯認為，偏倚時間的媒介在某種意義上是特權媒介，傳播者對媒介具有一定程度的壟斷，並在傳播中表現出一定的權威性、等級性；而偏倚空間的媒介憑借其科技優勢，較偏倚時間的媒介來說使傳播更具直觀性、在場感、大眾化、世俗化，也更為現代化。可見，媒介本身的特性決定了它們在傳播中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對思想文化進行控製和壟斷：偏倚時間的媒介以特權性壟斷著藝術，而偏倚空間的媒介則以大眾化的手段操縱著文化，而藝術和文化都是思想。比如文字媒介較電視媒介來說，是偏倚時間的媒介，即具有特權性的媒介，電視媒介當然就是偏倚空間的媒介，即更為大眾化的媒介。精英藝術多通過偏倚時間的文字媒介而表現其特權性，大眾文化大多通過偏倚空間的電視媒介而體現其受眾普泛的優勢。例如小說《紅樓夢》的特權建立在讀者必須具有深厚的古文功底、文學、曆史、地理、天文乃至藥學、服飾等等各方麵的知識，才能對這部古典小說中的頂峰作品中的豐富信息有較深入的理解接受，並確立一種絕對的闡釋權威——如紅學家；而由於不需要更多的知識作為前提，甚至不需要識文斷字等基本準入條件，任何人都可以通過電視對足球賽的轉播獲得一種在場感的刺激，或是獲得收看情景喜劇的直觀享樂，可見電視媒介的空間傳播優勢與大眾化特性相得益彰。正如施拉姆所說，冷媒介是“需要豐富想象力的媒介”，而熱媒介“無需任何想象上的努力就可以從符號向現實的圖景飛躍。”[92]小說《紅樓夢》使世代紅學家們永遠成為陽春白雪的學術權威——它充分說明了偏倚時間傳播的特權性，而電視媒介可以讓遠隔萬裏的千百萬人聚集在一台台電視機前（實質就是一台台信息接受的終端機），同時收看某一場足球賽或是某一台小品晚會——這卻正是偏倚空間傳播的大眾性。
英尼斯與麥克盧漢師徒二人對媒介各自不同的論述和分類法都不失偏頗，但也都為我們從媒介和傳播出發來思考精英藝術與大眾文化帶來了新的視角。取二位大師可取之處，加上我們新的視角，似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精英藝術提供的信息少而含蓄，[93]需接受者補充的信息多，參與程度高，發揮的想象力豐富，再創造程度高，因此多傾向於冷媒介，並追求高深莫測、傳世永恒，無疑更多青睞於偏倚時間的媒介及傳播。
大眾文化提供的信息多而直白，需接受者補充的信息少，參與程度低，發揮的想象力少，再創造程度低，因此多傾向於熱媒介，並追求一睹為快，以期短期內最快最大範圍捕獲大眾的眼球，傾向“短平快”效應，自然偏好偏倚空間的媒介及傳播。
當然，媒介的冷與熱、具有時間傳播傾向還是具有空間傳播傾向，都是相對而言的。冷與熱，往往與具體的傳播內容相關，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對於現代傳播中的主導媒介來說，征服時空都不在話下，常常是同時體現出時間和空間的優勢。不過，從麥克盧漢與英尼斯二人不乏片麵的深刻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啟示：精英藝術與大眾文化的不同不僅取決於內容的選擇，而且，不同的傳播理想，尤其對媒介的不同青睞，導致了兩種文化形態的根本差別。這又契合了前文的論述：文化的媒介呈現方式及傳播過程改變著文化的狀態，甚至改變著文化的本體性存在。
行文至此，似難以逃脫技術決定論的色彩。在科技日新月異、新的媒介層出不窮的今天，的確不能忽視媒介重塑藝術的問題，這無疑為認識當代藝術所表現出來的新現象、新特征、新屬性開辟了一個新的角度。“傳播媒介……是巨大的社會比喻，它們不僅傳遞信息而且告訴我們存在著什麼樣的世界。”[94]“媒介是社會的先鋒……媒介本身就是先鋒。”[95]媒介開拓著新的世界，引領著我們走向新的生活，重塑著人類新的藝術形態，當代世界已經是媒介化的世界，當代生活也是媒介化的生活，當代藝術更是媒介化的藝術。藝術的世界和世界的藝術正是在不同的媒介呈現方式中、媒介描繪方式中千差萬別。世界和藝術都是隨著人藉由媒介的把握方式不同而不同，世界是媒介的反映，媒介不同，藝術不同，世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