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麵的肆意揮霍，大興土木就不必再詳細分析了，大部分都是胡編亂造，無稽之談!
還有通常指責萬曆的一點是說他造成了黨爭激烈的局麵，埋下禍端。這個指責也沒有必要多說，事實上黨爭是明代社會的經濟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發生的情況，如果不改變明代的基本政治製度，那無論如何黨爭都會出現，乃至愈演愈烈。將黨爭推到萬曆頭上，那就未免把萬曆的能力看的太大了一點。
我們最後要著重分析的一點是，許多人認為萬曆不過是個昏聵無能的皇帝，縱然他並沒有上麵這些過錯罪惡，但當政幾十年，也足夠把明朝拖入滅亡深淵了。對這種觀點怎麼看？我覺得還是用事實來說話。我們不妨重點分析一下萬曆三大征，以及遼東戰局，看一下萬曆究竟是否象某些人說的那麼無能？
有許多人大概認為萬曆之所以能贏得三大征的勝利不過是運氣好，僥幸而已，沒有什麼希奇的，換一個別的皇帝照樣能夠取得這些戰爭的勝利。在不了解事實的情況下，這麼說可以理解，但如果真的去了解一下三大征前後經過，就可以發現，事實可能正好相反，萬曆的運氣不但不好，相反可能很差，幾乎每次都是在不利情況下扭轉情勢的。
……
其他的部分等我大文章全部寫完，參考文獻以及注釋全部給出之後再貼出來。以下還有萬曆四大征的內容，以及對崇禎皇帝這位民族英雄的辯白，還有明朝滅亡真正原因的分析。但這些僅僅是明朝部分中的一小塊。我的文章是從春秋戰國時候開始一直分析到清朝，內容相當龐大，因此完成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我再挑選幾段關於萬曆皇帝的部分貼出來吧，讓大家對這個皇帝有一個全麵公正的了解
萬曆三大征(二)
萬曆三大征中的第二場就是有名的抗日援朝戰爭，也是三大征中，規模最大的，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當時豐臣秀吉剛剛結束了日本的戰國時代，統一了全國，日本軍隊武裝也達到了頂峰。然而豐臣秀吉的野心卻並非僅僅滿足於統一日本，而是夢想侵占整個東亞。在1592年的時候，豐臣秀吉的一封信裏就提到“構建以北京為首都的‘大東亞帝國’的夢想”[p446]，事實上在一年前，他的一份文書中就已經說“今也欲征大明國，蓋非吾所為，天所授也”，到了朝鮮京城漢城被日軍攻占以後，豐臣秀吉更是為征服明朝列出了詳細的時間表，甚至連侵占中國以後的計劃都已經做了具體的安排，一共列出了二十五條“大陸經略計劃”，其中有“把天皇移行至北京（第十八條），日本本部的天皇則由皇子或皇帝出任。豐臣秀吉自己則移駐日明貿易要港——寧波”。所以日本侵略朝鮮，當時不過是作為侵占中國的一個跳板，而並非目的本身
如果豐臣秀吉的計劃得以圓滿實現，那麼估計現在的屏幕上到處飛舞的就不是辮子戲了，而是倭人發髻，至於什麼《天皇秘史》，《秀吉大帝》，《大日風雲》（假設“日”是日本侵占中國後的朝代名稱）之類的電視劇估計是不會缺少的。專家學者們估計也早有大篇論文論證，大和民族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優秀成員，大和民族統一中國對中華民族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貢獻，以及明朝如何腐敗不亡沒有天理，日本統一中國正是順應天意民心，中國幸虧被日本統一了，所以才有這麼大的領土，明朝皇帝是如何昏庸腐敗，日本天皇是何等勵精圖治，得民心者得天下等等論調都是可以想見的。
不過可惜的是曆史沒有讓這種可能變為現實。當日軍侵占平壤以後，明神宗接到來自朝鮮的求援報告，當即下令兵部“朝鮮危急，請益援兵，你部裏看議了來說。王來，可擇一善地居之”。樊樹誌說“盡管有一些傳聞，神宗還是毫不猶豫地作出了東征禦倭援朝、接納朝鮮國王避難的決定”。[p499]
決定是作出了，但這次依然是開局不利！首先兵部依然是企圖搪塞敷衍了事，“隻派遊擊史儒率少量兵馬前往平壤”，結果兵敗陣亡，“副總兵祖承訓隨後統兵三千渡鴨綠江增援，又遭挫敗，僅祖承訓隻身逃回”。
隨後主持抗倭援朝事宜的經略宋應昌，兵部尚書石星等人都是怯敵懦弱，膽小怕事，昏庸無能之輩。宋應昌，才剛上任就想辭職。兵部尚書石星更是懦弱無能，一心想求和招撫，結果兩人被神宗狠狠痛斥了一頓。“浮言反重於朝命，國紀何在？倭報已緊，宋應昌可即日擇行。九卿科道依違觀望，今亦不必會議。……再有瀆擾的，一並究治。”
石星推薦到軍前擔任遊擊將軍的沈惟敬也是一個無賴出身，行同漢奸，唯一的長處就是精通日語。此人到了朝鮮，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試圖與日軍接觸求和。
幸而神宗這時也任命了李如鬆為提督薊遼保定山東軍務，東征前往朝鮮戰場。李如鬆到達朝鮮後，正月初八日，即與當時日軍將領小西行長展開激戰，結果日軍大敗，“半夜，小西行長提兵渡過大同江，退保龍山”，隨後明軍“乘勝追擊，一氣收複開城、黃海、京畿、江源四道”。到了四月十八日“日軍放棄王京南撤，退保釜山，漢江以南千餘裏朝鮮故土得以收複”[p453]
日軍和明軍在朝鮮的第一次交鋒，以日軍失敗告終，隨後兩國開展談判。萬曆皇帝致信給朝鮮國王，要他以後吸取教訓，改弦易轍，勵精圖治，不要再玩忽懈怠。同時表示明軍從朝鮮撤出，自己無意於朝鮮的一寸土地，朝鮮以後也應該自強，不能總是指望明政府救援“大兵且撤，王今自還國而治之，尺寸之土，朕無與焉。其可更以越國救援為常事，使爾國恃之而不設備，則處堂厝火，行複自及。猝有他變，朕不能為王謀矣”
十二月，神宗下令大兵盡撤，但同時強調，雖然撤兵，“但倭情狡詐，未可遽稱事完”。
事態的發展果然被神宗不幸言中。豐臣秀吉侵略朝鮮被明軍挫敗，早就惱羞成怒，又豈肯善罷甘休。盡管表麵上撤出朝鮮，並接受了明朝政府的冊封，甚至對神宗皇帝冊封誥命中的“萬裏叩關，懇求內附”的話內心惱怒，但也隻能忍氣吞聲的接受（日本書中說豐臣秀吉當時就撕裂冊書，不過是騙人的），第二天還“身穿明朝冠服，在大阪城設宴招待明朝使節”。但實際上早就在積蓄力量，醞釀再一次對朝鮮大舉進攻。而當時經辦與日本談判的石星沈惟敬等人又一心欺瞞蒙混，竭力對萬曆皇帝掩蓋豐臣秀吉的真實意圖，妄圖僥幸無事。
結果到了萬曆二十五年正月，豐臣秀吉就發動了第二次對朝戰爭。這次來勢更加洶洶，準備更加充足。神宗得訊後，知道使臣和兵部沒有把日本方麵的真實意圖動向報告朝廷，一心求和，竭力欺瞞。當即大怒，馬上果斷下令，
革去兵部尚書石星等人的職務，令邢玠以兵部尚書出任總督，都禦史楊鎬經略朝鮮軍務，再次出兵抗倭援朝。同時下諭旨聲明石星罪狀“倭奴狂逞，掠占屬國，窺犯內地，皆前兵部尚書石星諂賊釀患，欺君誤國，……著錦衣衛拿去法司，從重議罪來說”
根據晚明史一書的記述，當時在朝兵力，明軍遠低於日軍，豐臣秀吉調動的侵朝兵力，這時候已達十二萬之多，而“明朝方麵的援軍，最初預定七萬，實際最多時才四萬。”後來才陸續增兵，“朝鮮李朝《宣祖實錄》的記載，明軍達十一萬人。不過這些數字都是萬曆二十六年的事，萬曆二十五年戰爭初期兵力沒有達到這一水平，日軍明顯占據優勢地位”
所以一開始明軍在朝鮮的形勢相當困難，據守的城市接連失陷，進攻也遭到挫敗。但在萬曆堅定不移的支持之下，形勢開始逆轉，日軍逐漸抵擋不住明軍的攻勢，
根據朝鮮人趙慶男《亂中雜錄》記載：“丁酉九月六日，天將副總兵解生等，大敗賊眾於稷山金島坪，清正等退遁，流下嶺南。。。。麻貴領大軍啟行，至水原下寨，遣兵埋伏於芥川上下，以為後援。。。。。七日黎明，天兵左協出柳浦，右協發令通，大軍直從坦途，鑼響三成，喊聲四合，連放大炮，萬旗齊顫，鐵馬雲騰，槍劍奮飛，馳突亂砍，賊屍遍野，一日六合，賊逝披麾。。。。翌日平明，賊兵齊放連炮，張鶴翼以進，白刃交揮，殺氣連天，奇形異狀，驚惑人眼。天兵應炮突起，鐵鞭之下，賊不措手，合戰未幾，賊兵敗遁。合戰未幾，賊兵敗遁，向木川清州而走”
日軍遭此慘敗之後，明軍乘勝追擊，接連獲勝，二十三日又攻取蔚山，最後把日軍將領清正率領的軍隊圍困在島山，眼看饑渴欲死，清正也到了要拔劍自殺的地步，但這時候日本大批援軍到來，天又下大雨，解了清正部隊之危難，這時候明軍的經略楊鎬又指揮失誤，倉促撤軍，反而使明軍遭受了損失。可笑的是滿清編寫的《明史》，借此大做文章，肆意渲染誇張，結果把明軍在朝鮮戰場上總體性的勝利完全淡化，把勝利中一場小失敗，無邊誇大，完全顛倒了事實真相。《晚明史》中轉引李光濤的考證，指出滿清編寫的《明史》在敘述這一事件中的幾處重大別有用心的訛誤。
首先，滿清編寫者說“是役也，謀之經年，傾海內之力，合朝鮮通國之眾，委棄於一旦，舉朝嗟恨”，而實際上“所謂傾海內之力過於誇張，不過是‘分四萬人為三三協而已’，而當時明和朝兵力合計有十四萬二千餘。所謂的
‘合朝鮮通國之眾’也顯然誇張，當時所調朝鮮各道之兵，不過一萬二千五百人”
其次，滿清編寫者說“諸營上軍籍，死亡殆二萬”雲雲，占了當時參戰兵力的一半，然而“朝鮮《宣祖實錄》記載，此役之後，明軍大勢依然，二萬之死亡雲雲當係虛說”。朝鮮的《宣祖實錄》和滿清編寫者的記述究竟哪一個更符合事實的真相，相信是任何人都能做出的判斷。滿清的編寫者顯然是硬把大捷指為大敗。
再次，滿清編寫者給日軍當時失敗找的理由是“地泥淖，且時際窮冬，風雪裂虜”，而實際上“查《宣祖實錄》，當時蔚山一帶隻下雨並未下雪”，所謂的“風雪裂虜”，顯然是臆測之詞。而且日本許多地方冬天苦寒，而明軍中有不少是從浙江等南方調去的士兵，要說耐寒能力，對寒冷的適應能力，那日軍顯然也在明軍之上，如果冬天真能造成什麼優勢，那優勢也在日軍一方。退一步說，即便真有所謂的風雪，這風雪大概也不會向定向導彈一樣，隻去裂虜，不去裂明軍吧？用這種借口為日軍失敗尋找理由，竭力貶低醜化明軍成就，真是可笑到極點！
事實上，即便是日本人自己都不得不承認這場戰役，真正限於艱苦境地的是日本方麵，“三田村泰助的《明帝國和倭寇》指出：明援軍……大舉進攻加藤清正據守的蔚山，清正率軍惡戰苦鬥，直到次年毛利秀元的援軍趕到，才擊退明軍。此次蔚山之役，是日本出兵朝鮮期間最艱苦的戰鬥”
事實上仗打到這個地步，被明軍教訓的頭破血流之後，在朝鮮的日本軍隊已經普遍陷於絕望境地。想要占領朝鮮固然已經是不可能，至於侵占萬曆統治下的明朝中國，則顯然更屬癡人做夢。到了這個地步，日本方麵，仍舊想要把仗打下去的，大概也就隻有豐臣秀吉一人。但即便是豐臣秀吉也明白，這個仗越是打下去，對日本就越是不利，勝利的希望更是渺茫到不可捉摸的地步。在巨大壓力麵前，在氣急交加之下，豐臣秀吉終於一命嗚呼。豐臣秀吉一死，本就處於崩潰邊緣的在朝日軍更是急著要回家了，沒有人再想繼續留在朝鮮和明軍交戰，更沒有哪個日軍將領認為還有獲得勝利的希望和可能。一開始他們還半遮半掩的試圖和明朝政府討價還價，有條件撤出朝鮮，但結果在明朝聯軍接連不斷的打擊之下，就隻能撤掉遮羞布，什麼條件都不要了，演變成一路大潰敗，大逃亡，日軍死傷無數，在明朝聯軍的有力追擊之下，朝鮮幾乎成了日軍的地獄，哭爹喊娘之下，能夠逃出生天，回到日本就已經是大幸了。
可笑的是滿清的禦用文人走狗為了醜化明朝，把這場抗日援朝的勝利歸因於豐臣秀吉的死，實在是荒謬無恥已極！事實是當時的在朝日軍本已經在接連失敗的打擊之下處於崩潰邊緣，已無戰心鬥誌，日軍在朝鮮的失敗本身就讓豐臣秀吉急火攻心，氣惱鬱悶交加，成為送他去見閻王的一道催命符。而豐臣秀吉的死不過是加速了日軍崩潰的到來而已，對整個戰局的改變並無實質性的影響！這才事情的真實麵目。
所以樊樹誌針對《明史.日本傳》中的這一段話“秀吉死，諸倭揚帆盡歸，朝鮮患亦平。然自關白侵東國，前後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朝鮮迄無勝算。至關白死，兵禍始休，諸倭亦皆退守島巢，東南稍有安枕之日矣。”評論說“這種說法與史實有很大出入！”
實際上豈止是有很大出入，完全是徹底歪曲真相！後來日本和滿清發生甲午戰爭，滿清殘敗，滿清的走狗更是用《明史》中這段歪曲真相的記述，來為滿清遮羞！
實際上，自從這次萬曆年間，日本侵朝被明軍打的慘敗，此後將近三百多年的時間，日本隻敢龜縮本土，再不敢侵犯朝鮮和中國半步，可見這次慘敗對他們的教訓是何等巨大，造成的記憶是何等深刻！也更可見這場萬曆年間抗倭援朝戰爭勝利的重大意義！這決不是滿清的幾個皇帝和禦用文人走狗所能夠貶低醜化得了的！
(遼東問題)
萬曆三大征都是最終以明朝取得勝利而告終，接下來有必要再看看在明朝失敗的遼東戰局中，明神宗的表現究竟如何。這應該說比以上對三大征的分析更有意義。
萬曆四十六年，奴兒哈吃起兵反明攻占撫順，神宗接到報告後反應還是相當迅速的，他馬上就向兵部指示“狡虜計陷邊城，一切放剿事宜行該地方相機處置，軍餉著上緊給發。其調發應援，該部便酌議其奏”。但正如樊樹誌所說，當時擔任代理兵部尚書，“身為軍事主管首長的薛三才對此次遼東戰事的嚴重性估計不足，僅僅把它看成先前常有的一般xing騷擾”，所以找出種種借口推脫搪塞，反倒是萬曆皇帝，比薛三才這些文官要敏感得多，“意識到遼東事態的嚴重性，下旨要九卿科道研究‘大舉進剿’事宜”。
緊接著明神宗又作出一係列的部署調動，起用杜鬆駐守山海關，批準河南道禦史熊化的方案，並且補充了五點自己的意見。此外“為了部署遼東的戰略反功，……在命令薊遼總督汪可受出關調度，杜鬆出任山海關總兵的同時，又命令熟悉遼事的兵部右侍郎楊鎬為遼東經略兼巡撫，把懦弱無能的馴服李維翰革職聽勘，還要都察院速差有魄力的禦史代替楊一桂出任遼東巡按”。他賜給楊鎬尚方寶劍，“總兵以下不用命者得以軍法從事，先斬後奏，企圖以此激勵各總兵立即出關迎敵，擺開決戰的架勢”
對於神宗一開始重用楊鎬，現在當然遭受了曆史學家嚴厲的指責和非議。尤其是最終的事實表明楊鎬的指揮混亂失誤是導致薩爾滸之戰失敗的罪魁禍首。但在當時，我認為對於神宗起用楊鎬這一點是並沒有可以過多指責的地方。為什麼？道理很簡單，神宗皇帝並非是神仙，不經過實際檢驗，他是無法知道每個人的具體能力究竟如何的？之所以起用楊鎬，在當時情況下，還是有他自己的道理。首先正如上麵引文中所說，楊鎬熟悉遼事，這一點是他的優勢，其次楊鎬有實際的戰爭經驗，他親自經曆了規模巨大的抗倭援朝，盡管最後遭受了一些小失敗，但畢竟最終的結果是這場戰爭取得了勝利。失敗有時候比勝利更能鍛煉人，因為按照常理推斷，有對遼事熟悉，有著實際戰爭經驗和失敗教訓的楊鎬應該是比其他官員更為合適的人選。當然最終的結果是表明，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楊鎬不是有沒有經驗的問題，而是根本上能力不夠，無法勝任。但我們用事後諸葛亮的態度去苛責神宗用錯了人，也並不合理。那種認為皇帝或統帥應該神機妙算，應該用哪個人，不應該用哪個人，半點沒有錯誤，不過是小說看多了的後果。事實上即便是被人神化的諸葛亮都有用錯人的時候，否則也不會有街亭之敗。
關鍵不是犯了錯誤，而是能否迅速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及時扭轉因為錯誤所造成的不利局麵。事實證明萬曆皇帝確實是有能力做到這一點的。其實萬曆三大征中前兩場的征中，一開始所有的人都是有問題，平庸無能，都是萬曆皇帝及時發現，作出調整，最終取得了勝利。種種跡象表麵，這一次萬曆皇帝同樣能夠做到這一點。
薩爾滸之戰的失敗說大也大，說不大也不大，事實上明軍在薩爾滸之戰中，所謂四路人馬，號稱四十七萬，而真正的總兵力才十萬左右，戰役失敗之後的損失是“文武將吏三百，士兵四萬、馬匹二萬八千”。我們不妨把這個失敗和明成祖時期的一場失敗對照一下，永樂七年，明成祖派邱福率領十萬大軍北征蒙古，結果同年，邱福率領的這十萬大軍在蒙古全軍覆沒，邱福、王聰、霍親、王忠、李遠五員大將也全部戰死。這樣的失敗比起薩爾滸之戰來如何？顯然遠遠大於薩爾滸之敗。但對於明朝當時依然保持對蒙古的決定性戰略優勢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影響。
如果通過薩爾滸之戰的失敗，明朝政府能夠即使調整戰略，選拔合格將帥，那麼戰勝奴兒哈癡依然隻是早晚的問題！而事實上，明神宗正是這麼做的！
失敗的消息傳來以後，神宗馬上下令“逮捕此次戰敗的主要責任者楊鎬，將他關入錦衣衛詔獄論死”，同時下令“起用熊廷弼為遼東經略”，來對付遼東局勢。
可以看到，在這裏，遼東的戰局已經回到了以前萬曆三大征獲得勝利的軌道。一開始起用的負責人員昏庸無能，初戰不利，通過開始階段的考察，萬曆果斷撤換昏聵無能者，並迅速起用提拔真正有才幹的人，給予他真正的信任，然後上下協力，最終取得勝利。而且通過以上的敘述可以看出，
萬曆用人的原則是我既然使用了你，就信用了，給予你最大的權力和支持，不管別人議論，都會給你施展才幹。但如果你在得到這樣的任用之後，仍舊不能打開局麵，仍舊是失敗，那麼我可以再給你一次機會，並且重申對你的信任，但如果再給了你這次機會之後，你還是失敗，那就不客氣了，馬上換人。對平定寧夏征戰中的魏學曾是這樣，對待抗倭援朝中兵部尚書石星是這樣，對待楊鎬，萬曆同樣是這樣。這樣的做法，初看起來似乎很費勁，很麻煩，但實際上卻是最合理的。一方麵，給每個人都以最大的機會，不至於因為一次的失誤，一次的失敗就把人一棍子打死，把有用的人才廢棄不用，同時也給每個人機會從失敗中吸取教訓，提高改進的可能；另一方麵，也能不至於讓昏庸無能的人總是占據領導位置，在事態發展到不可收拾之前，就能做到讓庸者下，能者上。這種用人策略，從短期看，或許成本很大，但從長期看，卻是最合理最優的用人方針。
事實上從萬曆果斷起用熊廷弼之後，遼東局勢正朝著以前萬曆三大征獲得勝利的那個方向發展，局麵迅速開始好轉。
熊廷弼的一切方針政策得到萬曆皇帝毫無保留的支持，兩人堪稱軍事戰略上的知己之交。比如熊廷弼認為收複開原為保衛遼東的當務之急，神宗馬上就下旨“恢複開原乃禦虜安邊急務，應用兵馬、器械、錢糧、芻豆各項，著各衙門火速處辦，毋得借口缺乏，致誤軍機”，還賜
熊廷弼尚方寶劍，“重其事權”。
熊廷弼出關以後，馬上就大刀闊斧的進行整頓，“勸逃亡者回歸，斬逃將以祭死節將士，殺貪將陳倫，罷免總兵李如楨，以李懷信代替。同時監督軍士建造戰車，火器，疏浚城壕加固城牆，作好長期守禦的打算”。接著他向神宗皇帝上疏，認為“從當前形勢出發，漫談恢複、進剿顯然過於草率，不如以固守為穩著，當住後金的進攻勢頭，主張‘步步為營，漸進漸逼’，以守為攻”.
這一戰略方針，得到神宗的激切讚賞，他馬上批複熊廷弼說“審度賊勢，分布戰守方略，頗合機宜。防守既固，徐圖恢複進剿，尤是萬全之策”
熊廷弼在神宗的全力支持下，僅僅一年，就使遼東形勢改觀，“遼陽頹城整修一新，逃亡人民紛紛回歸，……原先奉集、沈陽兩座空城，儼然成為重鎮”。
其實即便從《明史》熊廷弼傳的記敘中（《明史.列傳第一百四十七》），我們也可以看到萬曆對熊廷弼的支持。凡是熊廷弼向萬曆的上疏都是“疏入，悉報允”，“疏入，帝從之。”
萬曆皇帝對熊廷弼的支持從來沒有半點動搖過。熊廷弼此人脾氣剛硬耿直，喜歡漫罵，在朝廷的文官中人緣相當不好，言官們幾乎把他當成眼中釘，肉中刺，攻擊詆毀誹謗大概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幾次逼得熊廷弼辭職。萬曆和言官打了幾十年的交道，知道這些人是怎麼回事情。針對這種情形，他毫不含糊地下諭說“遼事敗壞，皆地方官玩曷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複封疆，朕深切依賴。今夷情甚急，豈經略釋肩之時，自棄前功！著益殫忠任事，與諸臣協心共濟，毋為人言所阻”。
萬曆皇帝一個“深切依賴”就把他對熊廷弼的賞識和信任表露無遺，以皇帝之尊而公開向眾人表示對一個臣下“深切依賴”，這是不多見的。這句話從皇帝嘴巴裏本身就非同尋常，帶有的已經不是皇帝對下臣表示恩惠的意味，而更類似朋友之間表達的信任和支持。
至於“今夷情甚急，豈經略釋肩之時，自棄前功”，這就更不象一個皇帝居高臨下對臣僚說的話，倒更象是對自己知己朋友語重心長的勸導。
最後一句“毋為人言所阻”，更是萬曆和那些文官打了幾十年的交道的經驗之談。他是知道這些動輒擺出正氣凜然模樣的文官嘴巴裏發出的所謂人言是怎麼一回事情，當年既然他們可以肆無忌憚捕風捉影的汙蔑自己是所謂酒色財氣，那麼現在他們汙蔑熊廷弼的所謂人言裏究竟有多少可信度？自然可想而知。正因為自己有了幾十年的切身經驗，所以他才語重心長的告訴熊廷弼“毋為人言所阻”。
從這番話裏可以看出，當時整個朝廷裏，頭腦最清新，對事態的認識最明白，對熊廷弼最理解的人並非是那些滿嘴漂亮話大道理的文官大臣，而正是被許多人醜化的不成樣子的萬曆皇帝。
萬曆對熊廷弼的信任可以說到了推心置腹，無以複加的程度，甚至到了他臨死前，身患重病，難以支撐的時候，他依然“對熊廷弼仍分外關注，別的奏疏可以不看，惟獨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無一不批答。隨上隨下[《明神宗實錄》卷591]”至死方休！[p769]
我可以說神宗和熊廷弼的關係已經不單單是君臣關係，可說得上肝膽相見的知己！神宗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在保護熊廷弼，隻要他一天不死，熊廷弼就一天也不會被其他那些文官排擠下台。假如神宗壽命能夠再長個十年，則熊廷弼一定能夠不負他的重托，徹底解決遼東問題！萬曆三大征也將以萬曆四大征流傳後世。
然而遺憾的是，萬曆皇帝已經油盡燈枯，走到了生命的終點。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逝世，告別了他這個治理了將近四十年的國家，告別了他與之苦鬥了一生的文官集團，也告別了他在生命的終點臨死前還在鼎力支持保護的熊廷弼。
幾乎是在萬曆皇帝一死的當下，那些早就對熊廷弼不滿的言官文臣就立刻磨刀霍霍，自以為掃蕩萬曆弊症，施展他們才華抱負的時刻已經到來。神宗大力支持保護的熊廷弼當然也在弊政之列，是非掃除不可的。於是僅僅在泰昌元年，攻擊熊廷弼的言論就如雨後春筍，蜂擁而出。按明史的記載，這些人“詆廷弼廢群策而雄獨智，且曰：‘軍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親附，刑威有時窮，工作無時止。’複鼓其同類攻擊，欲必去之。禦史顧慥首劾廷弼‘出關逾年，漫無定畫；蒲河失守，匿不上聞；荷戈之士徒供挑浚，尚方之劍逞誌作威”
還有“禦史馮三元劾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謂不罷，遼必不保。詔下廷議。廷弼憤，抗疏極辨，且求罷。而禦史張修德複劾其破壞遼陽。廷弼益憤，再疏自明，雲‘遼已轉危為安，臣且之生致死。’遂繳還尚方劍，力求罷斥。給事中魏應嘉複劾之。朝議允廷弼去，以袁
應泰代。”
結果僅僅是在萬曆死後沒有多久的泰昌元年十月（這個時期是所謂的“正人盈朝”的時期），袁應泰就取代了熊廷弼成為遼東經略！
袁應泰此人作為一個行政官員應該說還算稱職，個人品德也還過硬，但在軍事上，則和熊廷弼差了兩三個檔次不止！結果僅到了第二年，就讓滿清攻占沈陽，他本人也身死。再以後，雖然再次起用熊廷弼，文官集團對熊廷弼卻還是不放心，又用一個王化貞牽掣幹擾，最後直到把熊廷弼作為王化貞的替罪羊斬首才算滿意。
這樣的事情，在萬曆時期是難以想象的。事實上當時的情況，如果說誰還能對那些如狼似虎的文官集團有辦法，那恐怕也就是萬曆皇帝罷了。萬曆皇帝對付這些文官知道來硬的是行不通，使用太極推手，以柔克剛。萬曆皇帝一死，則無人能對付他們了，最後隻是讓文官借了魏忠賢這個由頭彼此內鬥，狗咬狗，黑吃黑，最後弄成個兩敗俱傷！後來崇禎皇帝試圖用硬的對付文官集團，結果還是被文官集團操縱愚弄，這就是崇禎和他祖父之間的差距了。
從以上的敘述分析可以看出，萬曆皇帝遠非如同一些人醜化的那樣昏聵無能，相反，他在許多事情上，都是頭腦相當清新，判斷相當準確，處事相當果斷英明的一個皇帝。萬曆三大征的勝利，和他出色的用人調度能力是有著密切不可分割的關係。他並非是某些小說或神話裏的那種天才，一眼就能看出哪個是賢能棟梁之才，哪個是無能昏庸之輩。但是卻是一個能夠最有效的利用實踐而不是用那些浮言空論來檢驗人才的皇帝。所以萬曆時期的每次征戰，他最後總能選拔出真正合適的有能力的人擔任平定叛亂的負責統帥，一旦任命，就放手信任支持，決不橫生枝接，外加牽掣。可以說如果奴爾哈癡的叛亂早進行十年，大概他的和他的子孫的下場也隻有被明軍活捉或者斬首的份了。
當然，這並不是說萬曆已經能夠解決導致明朝滅亡的問題（明朝的滅亡關鍵並不在於奴爾哈癡和他的那幫專業搶劫殺人團夥），但至少說那種把明朝滅亡歸因於萬曆的說法不過是無稽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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