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起於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又稱“新科技革命”。它以原子能技術、航天技術和電子計算機的應用為代表，另外還包括人工合成材料、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等高新技術。它極大地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這一浪潮至今方興未艾。
19世紀末20世紀初，科學理論的重大突破成為新科技革命的理論基礎。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提出和量子力學的誕生，在物質觀、時空觀、運動觀和方法論方麵，將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從宏觀世界引向微觀世界。原子物理學揭開了核裂變的奧秘，使人工利用原子能成為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由於戰爭的需要，各國都集中物力、財力和人力，研究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戰後，蘇、美、英等國為了增強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加大科研方麵的投入，大力開發新產品，促使科研水平不斷提高。而戰後初期形成的控製論、信息論和係統論成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理論依據。
第三次科技革命具有不同於先前科技革命的明顯特征。首先，科學技術在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方麵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科學技術直接轉化為生產力的速度加快。其次，科學和技術密切結合，相互促進，形成科學、技術、生產一體化的趨勢。第三，科學技術各個領域之間相互滲透和分化，在高度分化的基礎上又高度綜合。現代科技發展出現了兩種趨勢：一方麵，學科越來越多，分工越來越細，研究越來越深入；另一方麵，學科之間的聯係越來越緊密，科學研究朝著綜合的方向發展。
無論在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第三次科技革命都對世界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
第一，它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國民財富的增長。據統計，從18世紀以來，世界工業的年增長以1951年到1976年間的速度為最快。如果以1950年各國農業生產指數為100計算，那麼到1977年各主要西方國家的農業生產指數分別是：法國187，英國171，聯邦德國181，意大利170，美國181，日本248。可以說，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優勢地位，主要是通過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知識創新實現的。在新科技革命下，提高勞動生產率，主要通過生產技術的進步、勞動者素質和技能的不斷提高實現的。而電子計算機控製的自動化技術，使人的勞動從直接參加生產轉變為對生產過程的控製，這就要求勞動者必須具備相應的文化水平和科技水平，否則無法同現代化的生產資料相結合。新科技革命由於采用現代管理與決策理念，使勞動組織的管理日益科學化，對企業管理的“民主參與”也就應運而生。
第二，它促進了社會經濟結構和社會生活結構的變化。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民經濟中的第三產業的比重上升，超過了第一、第二產業；產業結構中的技術密集型企業發展速度大大超過傳統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信息產業逐漸興起。
人們的日常生活也發生變革。它所創造的大量新產品改變著人類的生活，甚至影響著人類的思想道德觀念。現代化通訊手段的出現，改變了人們交流信息的傳統方式，也改變了傳統的人際交流方式。國際互聯網使人們觀察、認識外部世界的方式和方法也發生變化。
第三，它推動了國際經濟格局的調整，拉大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科技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新科技革命加速了生產和資本的國際化、一體化和集團化。隨著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經濟區域化趨勢加強，如以歐共體為中心的歐洲，以美國為中心的北美經濟一體化，以日本為中心的亞太經濟圈。這對發展中國家的地位越來越不利。西方七國1987年的經濟實力占世界的60%，而人口隻占12％。1950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相差23倍，1985年擴大為44倍，1990年更擴大為56倍，並且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隨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發展，知識經濟已經初露端倪。為了增強自己的地位，科技立國、科技興國、科技強國日益成為許多國家的國策。
中國的民族複興
中國這個擁有悠久曆史，璀璨文化的文明古國，在世界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天朝上國卻在鴉片戰爭之後，在西方列強的侵略之下，淪為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國際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這一百多年的時間裏，中國人民經過不斷地努力奮鬥，最終迎來了民族的複興的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揭開了中國曆史的新篇章，標誌著一百多年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同封建統治者勾結起來的奴役壓迫中國人民的曆史和內外戰頻仍、國家四分五裂的曆史從此結束。中國曆史由此開辟了一個新紀元。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政局也出現了一些新特點。一方麵是人民力量有了很大的發展；另一方麵是美蔣勾結搶奪抗戰勝利果實，內戰成為國內的主要危險。國共兩黨重慶談判盡管簽訂了《雙十協定》，並依協定舉行了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一係列決議案。但事實表明，國民黨毫無誠意來結束其一黨獨裁，無意與中共及其他民主力量攜手共建新中國。蔣介石企圖以武力來解決問題，大規模內戰的危險，威脅著中國的和平、民主和團結的前景。
民眾的呼聲及新聞輿論雖然給國民黨集團以巨大壓力，但迷信武力解決一切的蔣介石卻一意孤行。1946年6月，中國內戰再一次爆發。抗戰勝利後中國民眾對勝利的歡呼和對和平的祈禱，瞬間化為烏有。然而，“多行不義，必自斃”，曆史的警言再一次從國民黨逆民意、悖民心的所作所為中得到有力的證實。自恃在軍事上與經濟上占有絕對優勢的蔣介石，不僅沒有從全麵進攻和重點進攻中達到既定的目標，相反，經過一年的作戰，已有的優勢淪為劣勢。南京國民政府的軍事、經濟、政治都出現了空前的大危機。國民黨政權陷入了全民的包圍之中。
1948年下半年，中國戰局已進入戰略決戰階段。國民黨已被迫由“全麵防禦”轉為“重點防禦”。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經濟危機日益嚴重，國民黨政權已經搖搖欲墜。戰局的發展表明，人民解放軍進行戰略決戰的時機已經成熟。中國現代戰爭史上最著名的遼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戰役的勝利是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三大戰役的勝利，為人民解放軍南渡長江解放全中國的作戰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經過三大戰役，國民黨反動統治麵臨崩潰的局麵。就在國民黨拒絕簽訂和平協定的第二天，即1949年4月21日，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發出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規模巨大的渡江戰役由此開始。國民黨苦心經營的長江防線一天之內即宣告崩潰，劃江而治的構想被徹底粉碎。到1949年底，解放軍全部殲滅了中國大陸上的國民黨軍隊，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國大陸。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內取得了勝利。
在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夕，1949年3月，中國共產黨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對新中國的建立從思想上、組織上和政策上進行了準備。隨後，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召開。大會決定新中國的名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北京。在會議上，選舉了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劉少奇、朱德、宋慶齡、張瀾、李濟深、高崗六人為副主席。經過毛澤東提名，周恩來任政務院總理，並且決定了政務院各個部委的部長，為開國大典提供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