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意象的營構外，語體風格的變化和創新也是詩歌作品重要的美學特征。現代新詩在發展過程中出現過許多優秀的詩歌作品，他們都以獨特的詩歌形式表達了詩人的美學追求。郭沫若的《天狗》自由奔放，徐誌摩的《再別康橋》和諧婉轉，艾青的《手推車》凝練深沉等，他們的創造成為後來者的精神財富。80年代大學生詩人一方麵承襲了現代詩人們的優秀成果，一方麵又推陳出新，在詩歌語言和詩歌外形上形成自己的群體風格，凝練含蓄、簡潔明快、清新流暢、質樸真誠，具有藝術的階段性和青春性特征。
80年代初期的大學生詩歌對傳統詩歌進行了揚棄，打破重疊、排比等“均衡和諧”的審美理念，以自然的節奏傳達真實的感情，自我感情總是與時代精神聯係在一起，詩歌的外形因感情內向沉鬱而變得凝練簡明。“我的歌／是和秋葉聯歡的紡織娘／是從夏日的傍晚／濃濃的葉子裏／擠過的一絲微風／生活／不會因為沒有我的歌／而失去光彩／可我／沒有這支歌／就會枯萎得沒有一點顏色”。孫武軍《我的歌》，載《詩刊》1980年第8期。他們一反傳統詩歌語言鋪陳、意象羅列的表達方式，吸收了象征主義詩歌的表現技巧，選擇富有暗示性和跳躍感的意象組合成句，使詩歌語言產生了極大的張力，形成含蓄朦朧的整體風格。“秋暮，一塊黑色的土地／在我黑色的瞳孔裏深藏／遠處一道道彎曲的山溝／係著我的肝腸／土地，閃著被太陽曬黑的光／我俯下身去／決不再隻用目光去播種希望”。呂貴品《土地》，《朦朧詩新生代詩》，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247頁。
80年代中前期出現了大學生詩歌的繁榮局麵，改革帶來的變化和社會的鼓勵使年輕的校園詩人看到了光明，他們讚美生活，歌唱青春，洋溢著樂觀明朗的情緒，輕快流暢的語言成為詩歌創作的流行風格。“我從曆史博物館／長長的走廊走出／迎麵和七點鍾的太陽撞個滿懷／工人，為新落成的乳白色公寓／釘門牌／道路——未來／標號——1983”（宋琳《中國門牌，1983》）。口語的大量入詩，改變了前期創作凝重晦澀的詩風。運用短句簡潔明快，“先是月呀／你圓了我不願／然後人淡如菊／人淡如煙……”（呂賓《思念》）；綿長的詩句則體現了流動的音樂美，“我們，我們就是不願意停留在生活的坐標上／看海去看海去，沒有駝鈴也要去遠方”（潘洗塵《六月，我們看海去》）。年輕的詩人還創造了一批特別的詩歌語彙，“季節風”、“春天的旋律”、“渴望的土地”、“遠行的帆船”、“陽光奔走”、“穿越時間”、“翠綠的青春”等意象出現在他們的作品中，給當代大學生詩歌留下了鮮明的時代印記。他們的作品如《三十歲的夜大生》（伊甸）、《中國夏裝》（孫曉剛）、《多夢時節》（張小波）、《雨季來臨》（程寶林）等都集中體現了這一時期大學生詩人輕鬆明朗的語體風格。
到了80年代中後期，大學生詩歌藝術逐步走向成熟。理性的強化使情感趨於平靜，語言平實卻更富有表現力，“父親從地上走到了牆上／再也沒有下來／他永遠坐在／他喜愛的那把藤椅上了／黑漆鏡框／把椅子固定得很牢／他正擰著眉抽著煙／像每個午後毫不例外的那樣／在考慮下一天的事情怎樣安排”李鬆《姿勢》，載《詩刊》1987年第8期。，詩人懷念父親的感情掩藏在樸素的文字中，抒情的語言完全被敘事的語調所代替。杜愛民的《夏天》則從一個特別的角度描繪了都市生活的繁榮與快樂，以強烈的對比反襯了唐古拉山軍人生活的單調與寂寞：“唐古拉山是沒有夏天的／你說北戴河的女人都穿遊泳衣／你還看清了她們皮膚上的皺紋／讓海水衝掉的顏色／你喜歡她們／愛她們倒在陽光裏的樣子／然後／你把這一切叫夏天／唐古拉山是沒有夏天的。”杜愛民《夏天》，載《飛天》1985年第1期。詩歌情感的淡化是詩人在語言技術上的冷處理，通過角度的變化或轉移，拉開與描寫對象的距離，可以更好地創造出詩中的審美意境，創造出現代新詩的思辨之美。艾略特說過：“詩歌不是感情的放縱，而是感情的脫離，不是個性的表現，而是個性的脫離。”艾略特《艾略特文學論文集》，李賦寧譯，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4年，第14頁。當詩人們不再放縱自己的感情，回到內心進行冷靜思考時，他們便一步步接近了詩的本質。
閱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體會藝術變革的潮流帶來的變化，可以看到年輕的詩人在藝術上的探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從意象的創新到語體風格的形成，大學生詩人都有自己獨到的追求，年輕詩人們創造的意象化寫作、口語體寫作，以及自由流暢的詩歌風格，使它足以在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留下精彩的一頁。它的出現給現代新詩的多元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也為當代文學貢獻了一大批優秀的詩歌作品，形成了獨特的“大學生詩歌”文本。可以這樣說，80年代大學生詩歌盡管不是新時期文學的開創者，但卻是新時期文學的推動者和建設者。大學生詩人承續了現代新詩探求藝術真諦、追求藝術創新的精神，通過自己的辛勤耕耘，創造了新時期詩歌的繁榮和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