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主義是中國現代文學傳統。五四以來，作家們堅持“文學為人生”的創作主張，關心民生疾苦，投身社會變革的曆史大潮中，寫出了許多具有深厚現實主義精神的作品。聞一多、艾青、戴望舒等詩人們都在民族解放的苦難歲月裏寫下了許多流血流淚的詩篇，使現代新詩具有感人肺腑的思想品質。新中國成立以後，因政治環境的複雜和極“左”路線的影響，現實主義遭到不同程度的扭曲和遮蔽，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詩歌創作推向了庸俗社會學的邊緣，現實主義精神被政治理念取代，文學變成了簡單的政治符號，空洞的感情、雷同的意象使詩歌走上了“偽現實主義”之途，從而失去了精神血肉，也失去了生命的活力。70年代後期的政治變革使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思想解放不僅帶來了社會經濟的全麵發展，也促使文學朝著真正的現實主義方向回歸。傷痕文學的出現，反思文學的興盛，再次顯示了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對社會變革的巨大影響力。朦朧詩崛起後，詩人們以真誠的呐喊打破了長期以來形成的虛情矯飾的詩歌模式，帶來了現代新詩的又一次革命。年輕的大學生詩人直接參與了這場轟轟烈烈的新詩潮運動。他們熱情關注社會變革，殷切期待民族精神的現代化，給新時期文學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思想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一）對文學真實性的重新詮釋
現實主義是一種創作方法，更是一種精神品質。反映時代的真實麵貌，表現作者的真情實感，是現實主義文學的基本特征，但這種文學創作的基本主張在極“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卻遭到了嚴重的扭曲，文學被當做政治運動的傳聲筒，無法表達寫作者真實的聲音。五六十年代流行的頌歌、戰歌使不少詩人的歌唱因缺少真情而顯得浮泛空洞，到後來演變成了假大空的“文革”文學。新時期到來後，經過思想解放運動的衝擊，這種虛情假意的創作文風受到指斥，朦朧詩崛起後，更是予以了大力撥正，使詩歌重新回到了現實主義道路上。大學生詩歌正是這場“文學革命”的參與者，其現實主義精神首先表現為對社會生活的真實描繪，個人感受的真誠抒寫。王小妮的《碾子溝裏，蹲著一個石匠》描寫了這樣一位老石匠形象：“他深深地埋下頭／他的棉衣跟石頭一般顏色／他的眼光跟石頭一樣呆滯／他的身軀跟石頭一個形狀／叮當，叮當……”王小妮《碾子溝裏，蹲著一個石匠》，載《詩刊》1980年第4期。每個讀者都能從詩中感受到“老石匠”的堅毅，同時也能感受到詩人的憂傷。詩人在樸實無華的語言裏抒發了真摯的情感，包含著對下層勞動者苦難命運的深深同情，這與“文革”時期大唱工農兵的讚歌相比，對真實性的表現令人震驚。徐敬亞喜歡抒寫經曆“文革”後年輕一代的憂患意識，把個人與民族命運融為一體，表現出強烈的社會參與意識和文化變革欲望：“寒冬時我皺眉，那是因為陰風抽打著皮肉／早春時我皺眉，那是因為霜雪還殘留在心頭／如今我皺眉，是因為我總嫌世界熱得不夠……”徐敬亞《別責備我的眉頭》，載《詩刊》1980年第6期。一句“總嫌世界熱得不夠”，表達了當代青年渴望變革的真誠呼喚。然而憂患並非消沉，詩人們經曆了寒冬，更感到了春天的溫暖，他們在校園裏充滿夢想，對未來充滿期待。張曉波在《多夢時節》裏寫道：“我們希望／在暖色調的閱覽大廳／默默思索藝術和哲學／……希望太陽和風暴／從雙肩誕生／讓筆記塗滿積雪／塗滿臨別贈言／和遠行車隊”張曉波《多夢時節》，載《飛天》1984年第2期。，詩中描繪了校園生活的充盈，憧憬了美好的人生理想。大學生詩人重新在詩與生活、詩與人民、詩與自我之間建立了真實的感受和意義關聯。他們對現實生活的真誠描寫和深切關注，恢複了被極“左”思潮扭曲的詩歌傳統，重新詮釋了現實主義的真實性內涵。
現實主義的真實性還體現在對社會生活的熱情關注上。80年代經濟改革使詩人們看到了改革帶來的社會變化，他們用美麗的詩行，描繪了時代變革閃光的亮點，同樣是頌歌，卻表現出年輕一代對生活真誠的祝福和熱切的期待。孫曉剛的《我們的城市換了櫥窗》滿懷喜悅地描繪了都市的變化：“櫥窗換了／兩排乳白的玻璃／像大街明晃的臂肩／背掛無軌電車的電纜／擦亮一輛一輛汽車的眼睛”孫曉剛《我們的城市換了櫥窗》，載《飛天》1982年第5期。；張建華的組詩《中國的一座小城》很有代表性，詩人力圖通過對小城生活側麵的描繪，展現新時代明朗樂觀的精神風貌。《街頭，又支起一片鮮亮的貨攤》這樣描寫經濟改革給小城帶來的巨大變化：“集日是小城漲潮的時間／從街道的河流溢出來太多的色彩／將每條街沿都連綴成開花的河岸。”張建華《中國的一座小城》，載《青年文學》1984年第2期。在近似白描的意象背後，湧動著歌唱社會變革的主旋律。也許年輕的詩人對生活的觀察和思考並不深刻，但炙熱的心靈與單純的情感卻顯得彌足珍貴，他們感受到了生活的變化，顯示了詩歌素樸和昂揚的美，也拓展了大學生詩歌的創作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