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對人道主義精神的弘揚
弘揚人道主義精神，張揚個性解放意識，探尋生命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恢複了詩歌的內在品性。創作主體的情感抒寫原本是詩歌創作的精神核心，也是現實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幾十年的政治運動強調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抹殺了文學的人情和人性因素，使文學失去了人道主義的美麗光環。新時期文學複蘇的過程，是現實文學人性美人情美回歸的曆程，大學生詩歌正是這一潮流的湧動者，“友誼與愛情”常常成為大學生詩歌的基本主題。他們是愛情的尋夢人，總是喜歡在詩中歌唱浪漫的愛情。程寶林的《季節》傳達了年輕人對愛情的渴望：“三月我在桃林裏讀書／四月便轉入梨花深處／五月我開始營築一間小屋／守候那棵／即將掛滿紅燈籠的／石榴樹……”程寶林《季節》，載《星星》1984年第11期。詩人把愛情設計在一串“時間”的甜蜜等候和想象裏。古人有“紅袖添香夜讀書”的虛構，80年代大學生對愛的渴望則被表述為自然的蘇醒，三月桃花、四月梨花、五月石榴樹，這無疑也象征著人的自然欲望的打開，人性美得到了充分的表現。他們呼喚真情，呼喚人道主義的回歸。許德民在《紫色的海星星》中寫道：“當奶白色的海月水母／伴隨你巡視潔白的珊瑚林／你是驕傲的小女王／……而我隻用了幾枚小小的硬幣／就換取了你／我後悔／不該用你凝固的眼淚／裝飾說不出話的牆壁……”許德民《紫色的海星星》，載《青年文學》1982年第7期。詩人以憂傷的筆調抒寫了自己對弱小生命的同情與珍惜，表達了對善良美好人性世界的渴盼和追尋。
80年代改革開放的社會背景和活躍的校園文化給詩人們帶來了豐富的精神營養，他們發現了“自我”的價值，感受到主體意識覺醒後強大的精神力量。吳稼祥在《我歌唱第一個直立行走的人》中寫道：“當遠古的曠風吹拂著一個直立的形體／時間和空間都大吃一驚／……劍齒虎從石器劃出的拋物線上／認識了將要統治自己的‘暴君’。吳稼祥《我歌唱第一個直立行走的人》，載《飛天》1982年第2期。詩人借人類的進化史歌頌了叛逆者形象，表達了當代青年個性獨立和進取創造的心聲，張揚了個性解放和生命的主體意識。到了80年代中後期，大學生詩歌更多地體現出理性的探索和反思精神，詩人的個體意識進一步強化。苗強在《關於樹》中寫道：“它們站在草坪裏/他們是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樹／是一些意識到自己生命的樹／意識到如何支撐一個個冬天／進入一個個春天……”苗強《關於樹》，載《飛天》1984年第1期。詩人借平凡普通的“樹”的形象寫出了對自我生命意義的哲學思考。當代大學生吸取了西方現代文學的理性精神，用哲學的眼光審視世界，觀照自我，凸現了生命存在的價值，使現實主義精神得到了深化。校園中的“第三代”詩人們常常解構生活，但他們仍然關注“自我”，找尋人類的精神家園：“黃土地有黃土地的層次／下麵是黃沙／中間是高粱／上麵是人／人上麵是什麼／我們曾爬到樹上麵去找過／去找過又怎麼樣／人是我們／我們是人。”赫建人《層次》，載《飛天》1985年第8期。詩與哲學互為溝通，使詩歌以思辨之美呈現出獨特的思想價值。大學生詩歌以現實主義的內在精神，推動了思想解放的進一步發展。
丹納說過：“要了解一件藝術品，一個藝術家，一群藝術家，必須正確的設想他們所屬的時代精神和風俗概念。”［法］丹納《藝術哲學》，傅雷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第7頁。從文化的共時性影響看，文學創作和文學思潮都是一種特定的社會文化的直觀顯現，它介入了人類普遍的文化活動和意識形態，並和一定的時代心理息息相通。透過大學生詩人的作品，我們看到了80年代大學生詩歌在思想上鮮明的印記和獨特的追求。改革開放的時代潮流給年輕一代帶來了心靈的蘇醒和個性的解放，他們在作品中大膽打破思想的禁錮和題材的限製，表達了對理想的追尋。他們的不少作品都體現出深厚的曆史意識和時代使命感，表現出對民族發展、社會變革的深情關注。在對自我價值的理性思考中，找尋著當代青年的人生意義和價值定位，表現出強烈的探索精神和創新意識。詩人們站在曆史的交彙點上，承襲了中國新詩的現實主義傳統，恢複了被極“左”思潮踐踏的現實主義精神，同時也吸取了西方現代主義詩歌中的營養，張揚了當代青年的主體意識和人格力量，成為新時期文學橫向連接、縱向溝通的橋梁。作為一個特定的文學現象，80年代大學生詩歌在思想上的開拓與創新，為現實主義精神的弘揚作出了重要貢獻，並為90年代新詩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