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32章 民族性與現代性:20世紀中國文學審美重建的藝術實踐(9)(1 / 3)

春秋時期,百家爭鳴,道家學說一度興盛。自漢以後,統治者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老莊哲學經道教的傳播流入民間。道家哲學主張“天人合一”,順應自然,把自然之“道”視為最高的生命境界,並倡導返璞歸真的人生理想,與下層百姓渴求自由生活的精神願望融為一體,成為民間文化的精神內核。馬橋方言中有許多詞語表現出道家文化的哲理品性。其一是對待生活的模糊態度。馬橋人生活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對時間的感受相當模糊,他們用“茂公當維持會長那一年”、“光複在龍家灘發蒙那一年”、“張家坊的竹子開花那一年”來指1948年,時間以碎片的形式存在於馬橋人的心目中。他們用“流逝”來作時間副詞,表示短暫的瞬間,孔子“逝者如斯夫”的感歎被馬橋人保留下來,成為一個形象的哲學術語。雖然生命短暫,但他們又視若無睹地讓時間從身邊“流逝”掉了。他們受到道家生命哲學的影響,顯然沒有所謂生命的“價值焦慮”,任意而為,順其自然,模糊混沌,與道合一,生存的體驗成為一個自由流逝、自在自為的過程。他們更多地把注意力轉移到跟吃有關的事物上,但食物匱乏又使他們無法分辨不同的滋味,隻能用“甜”來概括所有好吃的味道。這也是馬橋人生存感受模糊混沌的具體表現。其二是在虛幻的心理感覺中尋找精神安慰。村裏的農民堅信有錢人死後會在口裏長出“萵瑋”,不僅能解決饑餓難耐的口腹之需,而且吃了以後還會長生不老。“津巴佬”兆青挖野墳時總是跑在別人的前麵,想在死人口中找到“萵瑋”。他們以畫餅充饑的方式求得心理的自足和精神的平衡,在虛幻的想象和抽象的語詞中實現“物的存在”。“大道無形”、“虛實相生”,道家的辯證哲學認為事物總是在有和無之間來回遊移,無形寓於有形,有形化為無形,隻要你在心中確信它的存在,它便已經存在。這種哲學思維符合窮苦百姓的心理需求,成為幾千年來掙紮在貧困線上的中國農民的一種精神自慰。

馬橋方言中,最具哲學色彩的詞語當數“醒”和“神”。兩千年前的屈原因為“眾人皆醉我獨醒”而投汨羅江,也許成為後人對“醒”的恐懼的直接原因。他們一邊紀念這位愛國的詩人,一邊又對他“獨醒”深感惋惜,對他投江自殺的舉動更是不可理喻,順便用“醒”這個詞語來表達對此事的評價。“醒”的詞義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移,成為“愚蠢”的同義詞,詞的本義和反義如此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成為語言學研究的一個特例。馬橋人就用“愚蠢”的“醒”來表達與漢語“清醒”的“醒”截然不同的意思,證明了語言的表裏是可以分離的。“神”的本意含有神靈、神秘、神聖的意思,馬橋人把它引申為超越常規的舉動。乞丐王“九袋”的女兒鐵香,年輕時主動投到革命黨本義的懷中,後來又跟流浪漢私奔,讓馬橋人深感這女人“神”到了何等地步。“神”的語義由“超常”演變為“瘋瘋癲癲”,成為“瘋狂”的同義語。從語言的形態上看,“醒”和“神”的本義被扭曲、被顛倒,由嚴肅莊重走向了滑稽可笑的地步,形成奇特的語言悖謬現象。馬橋人用同一個語彙描述事物的矛盾特性,通過表征揭示本質,還原了事物的本來意義,形象地體現了老莊哲學的辯證思維,即事物間的關係永遠處於對立統一中,生與死、大與小、有和無皆相互依存、相互轉化。語詞的意義像人的生命一樣處在變化中。當人們依賴語言而存在時,語言就成為生命形式的一個組成部分,它興盛、畸變、甚至衰亡。“醒”和“神”這兩個特殊的語詞,它的內在構成的矛盾、外形與意義的悖謬,與“快樂”表象掩蓋下充滿“痛苦”的生命形態何其相似!這似乎是馬橋人運用民間語言對道家生命哲學最為形象的注釋。

三、馬橋方言中的佛教文化

馬橋農民生活在一種極端貧困的環境中,長期以來都在生存線上掙紮,他們的語言中留存著許多跟生命和生存直接相關的語彙。“散發”,漢語中一個普通的動詞,馬橋人卻把它當做“死亡”的同義詞。用“散發”來描述對死亡的感受,比“死亡”對死亡的表述更為形象,更接近死亡的本質。馬橋人對死亡的理解如此準確,是佛教文化長期浸潤的結果。在佛教教義裏,生命無所謂生死,無欲而不死,大息則涅槃,死亡不過是生命形式的轉換和輪回,是肉身的“散發”。誌煌的兒子雄獅在荒坡上被一枚陳年炸彈炸得不見了蹤影,生命瞬間被“散發”了,村裏的婦人反複安慰雄獅的母親,說兒子散發得早,少受苦,說明他命好,是“貴生”。“把生死看開點”是下層百姓麵對突然而至的災禍無可奈何的自我撫慰,同時又融入了佛教的生命觀。佛教用“欲望帶來罪孽”的觀點闡釋人生痛苦的根源,認為現世總是充滿煩惱和苦難,今生承受痛苦,來世才有快樂,這種觀點迎合了下層百姓渴望擺脫痛苦的心理需求。馬橋人把自己的苦難命運看做是天定的,他們用“貴生”、“滿生”、“賤生”來描述人生的三個階段,18歲前是“貴生”,36歲是“滿生”,過了36歲就是“賤生”了。如此悲觀的人生態度既表明農民對自己現實處境的深刻認識,又明顯帶有佛教的宿命色彩。他們對自己能夠掙紮著活到“滿生”就相當滿意了。村裏的婦女不僅用“貴生”來安慰雄獅的母親,“寶氣”誌煌、“漢奸”鹽早和許多農民能夠在赤貧的環境中忍辱負重地生存下來,都與佛教文化帶來的精神寄托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