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性別”的概念也並不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相對穩定的生理性別，並在此基礎上，根據自己所處的社會與文化環境對不同性別的要求，習得和塑造了自己的社會性別。但正是由於社會性別是社會文化塑造而成，正所謂男性和女性的特征不是永恒不變的，相對於翻譯，翻譯的性別也不是永恒不變的。翻譯也有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王寧說過：“因為翻譯研究總是包含這樣兩個方麵：研究把一種語言為載體的文化內涵轉換為另一種語言形式的狹義的字麵翻譯；研究把一種語言為載體的文化內涵轉換為另一種文化形式的廣義的文化翻譯，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語言形式的束縛，而後者則有著較大的能動性闡釋的張力”。翻譯的生理性別即兩種語言相對固定的文字和語法背景等不可變化的因素，也就是結構主義者所關注的表麵上的語言轉換，文字和語法背景因素如同人的社會性別所賴以生存的生理肉體，離開了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則無從談起。在翻譯中，如果沒有了原文和譯文的文字及語法背景的物質支撐，那麼翻譯活動就成為空中樓閣而無法進行，當然也不會有社會性別之說。但是真正決定翻譯性別的並不是這些固定不變的文字和語法背景等因素，真正決定翻譯性別的是它的社會性別，那就是文化。可以說翻譯是伴隨著文化一起出現的，“翻譯之事，由來已久”，“不同的文化需要溝通，這種溝通離不開翻譯，因為語言文字是文化最終要的載體。可見，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譯發生的本源，翻譯是文化交流的產物，翻譯活動離不開文化”。文化總是在不斷地變遷，因此如同文化中沒有永恒的男性和女性一樣，隨著文化的變遷，筆者認為翻譯的性別也會產生轉換，它不會永遠居於弱者的地位，而是總是隨著各種變化的因素處於不斷地發展變化之中。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就是致力於改變翻譯的女性性別的力量之一。它產生於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之中，是翻譯理論同女性主義相結合後產生的一種全新的理論，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的色彩，承認文化和語言構建現實的巨大力量，因此，該理論受到女性主義核心理論的影響，首先借助重構女性的性別而為翻譯的性別正名，正所謂：“因為我是女性，所以我翻譯”。重構女性的性別的基礎理論是女性的社會性別是由占主流文化的父權製文化強加於女性的特征，男性與女性的生活經驗有別，所追求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有別，但這種差別卻被父權文化社會無底線的貶低和歪曲，因此女性所表現出來的性別並不是真正的女性性別，故而女性意識到這種性別差異與其背後的權力差異之後，試圖找到屬於自己的真正的女性性別。語言便是女性重構性別身份的主要標誌和主要戰鬥工具。因為語言不僅是交際工具，也是操縱工具，那麼女性要想逃脫被歧視的性別身份就要停止對男性文本的被動接受，從女性自身的真實經驗出發，對文本進行獨立的闡釋。在這一過程中，翻譯作為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起著重要的作用，同時，重視翻譯的性別可一定程度上實現改變女性的性別定位的目的，即“我的翻譯實踐是一項政治活動，目的是使語言替女人說話”。
斯皮瓦克並不將自己的研究局限於特定的領域，而是打破了專業的限製，橫跨多種學科，吸收多種流派的思想，在其他領域也頗有建樹，尤其是在翻譯研究領域，被公認為是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與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其他代表人物，如雪莉·西蒙（sherrySimon）、洛麗·張伯倫（LoriChamberlain）、路易斯·馮·費拉德（LouisevonFlotow）和芭芭拉·戈達爾德（BarbaraGodard）和蘇姍·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等齊名。在女性主義翻譯領域，斯皮瓦克也碩果累累，成就非凡。在其研究初期，因對雅克·德裏達（JacqueDerrida）的解構主義代表作《論文字學》的英譯本的翻譯而成名，隨後她用解構理論對女權主義進行多年的研究，出版了《翻譯的政治》、《關於翻譯的問題：遊移》、《瑪哈斯韋塔·德維
：譯者序跋》、《屬下的文學在現：來自第三世界的婦女文本》和《在他者的世界》等多部涉及翻譯問題的文章。即使是在其後殖民主義的重量級作品中如《賤民能言說嗎？》和《斯皮瓦克讀本》中，斯皮瓦克也談到了翻譯研究的種種問題。 總結而言，斯皮瓦克的女性主義翻譯思想顯示出如下四個特征： （一）解構主義特征 斯皮瓦克的翻譯理念深受德裏達解構主義思想的影響。斯皮瓦克的成名與德裏達有直接關係。當時曾在一所名氣不大的大學任英文係教師的斯皮瓦克，通過翻譯介紹德裏達及其後結構主義理論，一下出了名，並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斯皮瓦克不僅是德裏達著作的主要翻譯者，而且也是對德裏達思想把握最為準確的研究者之一，這主要體現在她為德裏達的代表作《論文字學》撰寫的那篇長達80頁的“譯者前言”以及其後發表的一係列論文中。解構主義者攻擊的是邏各斯中心主義或稱之為二元獨立的思想傳統，提倡打破秩序然後再創造更為合理的秩序。解構主義直接對人類文化傳播載體—語言提出了挑戰。德裏達以人的永恒參與為理由，認為寫作和閱讀中的偏差永遠存在。在閱讀中，文本不能隻是被閱讀成單一作者在傳達一個明顯的訊息，而應該被閱讀成在某個文化或世界觀中各種衝突的體現。一個被解構的文本會顯示出許多同時存在的各種觀點，而這些觀點通常會彼此衝突。將一個文本的解構閱讀與其傳統閱讀來相比較的話，也會顯示出這當中的許多觀點是被壓抑與忽視的。斯皮瓦克的翻譯思想很明顯受益與此。一是體現在解構基於邏各斯中心主義或二元獨立的“宏大敘事”上；二體現在對被壓抑與忽視的“他者”的關注之中。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很明顯也受益於斯皮瓦克和德裏達的解構思想，目的在於解構翻譯研究中的主流話語，對翻譯標準和原則進行徹底的顛覆，並成為翻譯研究一種全新的革命性力量。 （二）後現代主義特征 西方當代文論發展過程中，有三個時期的人文思潮成為翻譯理論的主要源頭。第一時期是古典主義（Classicism），第二時期是現代主義（Modernism），第三時期是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後現代主義始於20世紀50到60年代，以法國反傳統浪潮興起為標誌，福柯（MFoucault）、德裏達（JDerrida）、利奧塔（JFLyotard）等為代表。後現代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思潮，對世界各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當時幾乎所有的文化領域都受到了後現代主義思想的衝擊。它以批判和背離現代主義為標誌，其目的是消除現代理論和摧毀現代文明套在人們身上的枷鎖。同現代主義相比，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基本特征表現為：（一）非深度性。（二）多元共生性。（三）思維的否定性。（四）消解話語權力等等。隨著後現代主義的興起，當時正值婦女解放運動的第二次高潮，女性主義理論也隨之澎湃發展。早在大規模的女性主義運動開始之前，就有一些零星的女性主義思想和代表人物出現。最早的關男女平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古希臘時期的柏拉圖（Platon），美國女性主義哲學家艾莉森·賈格爾就把柏拉圖視為第一個女性主義者。此後，湧現了一大批提倡男女平等的學者，如法國的彼森（ChristinedePisan）、英國的埃斯泰爾（MaryAstell）等等。隨著18世紀法國大革命的爆發，第一次大規模的女性主義運動也隨之興起，並且在這次運動中，產生了最早的女性主義流派—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與之後的激進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一並稱為現代女性主義。現代女性主義可以說是女性主義在沒有與後現代主義相結合之前的主要特征。從表麵上看，後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似乎毫不相幹，後現代主義關注意義、解釋和二元論；女性主義關注實現婦女解放的政治目標。但實質上二者具有較高的一致性。兩者都是有意顛覆現存傳統的理論思潮；兩者都具有努力按照理想計劃來改變現實社會的實踐特性；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它們雖然一直各自獨立地工作在一個共同的領域內，但兩者在反對父權製，反對二元對立，及解構理性、知識、強調差異性和多元論的問題上，有著本質上的一致性。斯皮瓦克作為一名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代表人物，必然的會在她的翻譯理論中烙有後現代主義的特點。 同時身為後現代主義的大師，福柯提出了著名的權力理論，包括宏觀權力和微觀權力。他認為權力的實施創造了知識，知識本身又產生了權力，權力由話語組成，話語是權力的產物，在話語的實踐中潛藏了權力的操作。因此，話語隱含著權力，話語顯現、釋放並行使著權力，話語即權力，話語就是權力的代表。“所謂爭奪權力就是指指爭奪話語權”。斯皮瓦克也對福柯充分認可。她認為“福柯研究真正的曆史、真正的政治、真正的社會問題”。主要是因為福柯的理論揭示了話語和權力之間的政治關係，他曾經說過“真正的話語是一種被暴力所扭曲的形式浮於表麵的”，這與斯皮瓦克所說的“他者”的隱身狀態不謀而合。因此，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把語言作為改變自己命運的主要方式。重視翻譯的性別可一定程度上實現改變女性的性別定位的目的，即“我的翻譯實踐是一項政治活動，目的是使語言替女人說話”。Flotow曾坦率的聲稱翻譯就是重寫，並用種種手段凸現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讓女性在語言中可見，從而使女性在真實的世界裏被聽見或者看見。斯皮瓦克同樣也通過語言和翻譯來改變女性的命運，幾乎在她所有的作品中，斯皮瓦克都是在以女性的名義寫作，所采用都是關於女性文本和翻譯的實例，目的都是呼喚女性覺醒的同時強調語言及翻譯對於女性解放運動的重要性。 （三）後殖民主義的特征 傳統的翻譯研究知識將視角專注於文本本身，而忽視了與文本翻譯相關的政治，社會，社會和曆史，這正是翻譯研究中一個需要突破的領域。因為，翻譯研究是一門跨學科的研究，語言的開放性要求翻譯過程中要與文化等因素聯係起來。後殖民理論是一種多文化和多角度的批評方法的集合性話語，它從意識形態和文化，政治的批評入手，從而突破了傳統翻譯中以純文本為單一中心的局限性，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更加廣闊的文化範圍和研究策略。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時期，這時，西方對殖民地國家對原殖民地進行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全麵占領和控製，使他們仍然處在殖民主義的統治之下，隻不過是殖民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以往堅槍厲炮的侵略方式變為對弱勢的國家實行經濟上壟斷，文化上“西化”滲透，以西方的生活模式和文化習俗對其社會進行和平演變，從而達到瓦解當地居民民族意識的目的。隨著世界局勢的變化，“反殖民”的研究開始出現。“後殖民理論”出現的時間是在19世界後期，使從印度獨立之後開始出現的一種新的意識和理論。該理論從西方激進派思想家，如馬克思，尼采，阿爾杜斯，德裏達，福柯等人汲取了經驗，在對傳統的觀念產生質疑的基礎上，與後現代的一些理論思想結合，對後現代主義的政治話語和文化話語進一步的延伸。“後殖民地理論”關注的是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之間的關係問題，其中既包括殖民者和殖民地之間的關係，也包括西方和東方的關係，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關係，討論的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強勢文化和處於弱勢地位的非西方國家之間的文化關係。 當後殖民理論與翻譯理論相結合時，產生了研究後殖民地翻譯理論，二者的結合讓翻譯理論爆發了奪目的光彩。許多的翻譯理論家運力後殖民地翻譯理論從後殖民地的一對核心概念普遍性和差異性，權力話語，民族主義，文化雜合等多個視角重新審視翻譯現象，為翻譯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後殖民地翻譯理論跟傳統的翻譯理論研究大為不同。傳統的翻譯理論認為翻譯隻是單一的一種文本同另一種文本交流的封閉過程，隻是兩種語言在文字上的轉化，其間不會受到任何外界因素的幹擾。翻譯的本質，也就是它是兩種文化的交流被忽視了。事實是，任何的翻譯活動都會受到各種各樣的外界諸多文化因素的影響。這是因為在傳統的翻譯研究中，普遍的概念一直占據上風，該概念認為不同語言，思維和文化之間的共性遠遠大於特性，所有的差異都可以忽略不算。導致普遍性概念在傳統的翻譯理論中占主要上風地位的原因對差異和權力話語的忽視。 後殖民地翻譯理論的核心思想是對原文中差異的盡量張揚，認為在具體的翻譯實踐中，譯者所麵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對差異性的處理。當一位譯者麵對文本時，會麵臨作者的差異；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獨特的寫作風格；會麵臨文化方麵的差異，因為不同語言的民族往往有著不同的文化傳統；會麵臨語言本身的差異；會麵臨寫作傳統的差異；除此之外，每位譯者還有自的翻譯風格，還要受到自己國家的語言，文化等多方麵的影響。這些差異在後殖民地翻譯理論中都是要盡量張揚，呈現給讀者的。 同時，後殖民主義的翻譯理論區別於傳統的翻譯理論的一個地方就在於他站在弱勢文化的立場上，把語言之間的不平等地位和文化之間的權力差異當作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來考察。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無疑會受到各種各樣的權力的影響和在製約。譯者和原作者或者原作之間存在著權力關係的不平等，譯者相對越原作者或者原文處於一種從屬的地位。再者，譯者受製於目的語文化，比如曆史的差異，文化的差異，文化對於譯者本身寫作風格，愛好的影響。三者，譯者有時候在特定的環境下，還受到委托人，即需要譯文而指派他翻譯的人的權力影響，因為如果譯文不符合對方的要求，譯者所創作的譯文是無從發表和不會被采納。更重要的差異是由於隱藏於兩種語言之後的兩種文化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的實力的不平等造成的。以往的殖民主義是通過武器等暴力手段來統治殖民地人民，但現在進入後殖民地時期，一些處於強勢的國家則是通過文化殖民的方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把各類反映自己體製，風俗，文化，宗教等方麵的文本通過翻譯帶到被統治的殖民地那裏，讓自己的文化對殖民地原有的文化進行削弱，吞並，從而達到其殖民結構永恒存在的目的。這裏的文本本身就是一中強勢文化的權力的象征。在這個侵略過程中，翻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翻譯受到了權力的限製，與此同時，翻譯又參與了對權力的構建。翻譯並不是一個結構簡單的傳聲筒，也不是遠離政治，意識形態和利益衝突的行為。翻譯是成為維係不同文化不平衡的權力關係的共謀。 後殖民理論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愛德華·薩伊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 斯皮瓦克首先是一位傑出的後殖民者，隨之她在其後殖民批評研究中引進了性別翻譯的視角，20世紀80年代以來她發表了一係列卓有影響的作品，如論文《翻譯的政治》等，並於1992年提出了翻譯的女性主義觀，之後成為一名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代表人物。她富有深度和創見的闡釋，推動了女性主義運動和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巨大的進步。正如一位西方研究者對斯皮瓦克的成就評價很高，“她的著述將翻譯實踐和後殖民理論緊密聯係起來”。斯皮瓦克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後殖民主義特征主要體現她在權力和差異對語言產生影響的認同中。權力一直是後殖民主義關注的焦點。斯皮瓦克將權力與翻譯結合起來，擴大了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研究空間。的確，西方翻譯史中作者與譯者、原作與譯作、翻譯過程、原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之間的關係，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借以充滿性別歧視的隱喻建構並強化著其間的權力等級秩序。在斯皮瓦克的後殖民女權主義批評她大都以女性和女性文本為例，談及女性是非真實的虛構性和想象性的“他者”，進一步她涉及到語言的“他者”形象。而虛構性和想象性的他者的地位背後是殖民統治的權力的暴力。女性如此，翻譯也如此。翻譯中的殖民統治不僅體現在思想上，更體現在具體的策略中。如在過去尤其是對殖民地或後殖民國家的英語學生來說，學英語要盡量與英語為母語者一模一樣。這對傳統的翻譯教育而言至為重要，甚至奉為金科玉律。這些在斯皮瓦克看來，那種單純依照語言的邏輯要求而根據指示明確的聯係來進行的逐字翻譯，缺乏對不同文化語言修辭的認識或擯棄異質語言的修辭係統，實際上是一種翻譯的殖民主義。她反對翻譯中的殖民統治，認為應當關注文本之後的權力。後殖民主義關注權力就其本質是關注因文化、政治等因素的差異問題。後殖民主義與翻譯研究一個重要的交合點就是差異問題，它旨在揭示傳統翻譯活動中對差異的視而不見或者是刻意的抹煞所折射出來的政治。對於差異性，從上文的論述中可以看出，斯皮瓦克的翻譯理論因深受後結構主義的語言理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