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皮瓦克的研究裏，她的庶民背景，解構主義背景，女性主義背景和後殖民主義背景是互相交錯，互為影響的。張京媛教授在提到斯皮瓦克時曾經這樣說她是一位衝擊力很強的批評家，人們提到她時往往要用一連串的“主義”來形容她，稱她是結構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女性主義者，第三世界批評家；王嶽川則認為斯皮瓦克並非是將自己局限於某學科狹窄領域的專家，她的研究打破專業界限，是一位跨多學科、多流派的思想型學者。這些互相交織的背景影響著她的各種思想，讓她的研究橫跨古今、自成一家，但是同時也讓她的理論晦澀難懂，尤其是其翻譯思想。
首先，在斯皮瓦克看來，翻譯是政治的。德裏達論述翻譯時除了談論意義建構外還提出了兩個重要命題，即翻譯具有政治任務和倫理任務。在德裏達看來，翻譯之所以是政治的，是因為翻譯的可能性往往取決於其所存在的語境，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語境總是被強加了某種同質性而不是自然形成的，它總是被賦予了某種愛憎分明的態度，並要排除一些東西同時加進一些東西。翻譯之所以是倫理的，是因為他認為任何語境都不是完全封閉的，它必定留有空隙，必定有他者或他性介入進來，並且由於語境在翻譯活動中向它所及範圍之外的另一個語境開放，便產生相互的責任及履行責任的問題。在與翻譯有涉的這兩個問題上，斯皮瓦克深受其影響是確定無疑的。斯皮瓦克是德裏達的著作《論文學學》英文版本的主要翻譯者，她為此書寫了長達八十頁的“譯者前言”。隨後，斯皮瓦克又出版了一係列關於翻譯的論作，其中《翻譯的政治》（PoliticsofTranslation），奠定了她在文化翻譯領域的重要地位。在《翻譯的政治》中，斯皮瓦克首先認同了英國社會學家米謝勒·巴雷（MichleBarrett）的觀點，即翻譯的政治本身是當前翻譯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對這一觀點的認同上，斯皮瓦克還主要受到了德裏達解構主義的影響。同時，德裏達並沒有提出由於強勢文化和弱視文化的差異，譯文會傾向與西方國家或者宗主國，他隻是單純的將語境考慮了進去，論及的範圍很小。斯皮瓦克超越了德裏達的“文本中心”的局限，把德裏達的這一觀點上升到了社會的政治和意識對權威話語的影響和控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翻譯成就了斯皮瓦克德。在此書中，斯皮瓦克挑戰了傳統中的翻譯定義，提出了獨特的翻譯主張。同時，她又是一位女性主義的傑出代表和深入研究者，所以她的翻譯主張中無一不滲透著女性主義的思想，並成為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中堅人物。德裏達視作為政治任務和倫理任務的翻譯是翻譯中的兩個重要問題。斯皮瓦克所討論的翻譯在這樣一種政治性及實踐性的宏觀背景上，也具有文化翻譯的特質。但是，翻譯到底是一種怎麼樣的政治任務呢？
傳統的翻譯重視“忠實與對等”，不去考慮語言中所蘊含的文化信息。其實在語言中，尤其是翻譯中蘊含著權力的不平等。20世紀50、60年代誕生的“文化研究”糾正了人們以往的看法，以荷蘭學者傑姆斯·霍爾姆斯，比利時裔學者安德列·勒菲費爾，以色列學者吉登·圖裏、伊漢一佐哈，英國學者蘇珊·巴斯奈特、式奧·赫曼斯等一致認為翻譯過程是一個譯者主觀裁決的過程，而不是隻是單純的涉及到傳統意義上的文字轉換過程。翻譯研究隻有通過對譯入語文化和文學係統及譯文本身的研究和分析，才能準確掌握譯者在進行主觀裁決時的種種考慮、譯出語與譯入語文化係統中的意識形態、譯本在譯入語文化文學係統中所扮演的角色、產生的作用等等。這一切在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學者勞倫斯·韋努蒂、印度裔美國學者斯皮瓦克、印度學者特賈斯維莉·妮南賈娜、加拿大學者謝莉·西蒙等人手中得以深層次的討論。他們的研究不僅涉及到了翻譯語言本身，而且還把翻譯所涉及到的所有的文化因素，例如性別、暴力、文化等問題考慮在內對翻譯進行綜合解讀，“翻譯的政治”也引起流行起來。
政治是什麼？根據百度上的解釋，政治是指上層建築領域中各種權力主體維護自身利益的特定行為以及由此結成的特定關係。是人類曆史發展到一定時期產生的一種重要社會現象。政治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麵都有重大影響和作用。這一社會現象很複雜，各時代的政治學家都從不同角度和不同側重點對它作過各種論述，但至今還沒有公認的確切定義。政治隨著社會從低級到高級的進程而發展，社會成員參與政治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也隨之向前發展。政治體製指政治製度的具體表現和實施形式，是管理國家政治事務的規範體係，具體指與國家根本製度相適應的領導製度，組織製度，工作製度等具體製度。西方語言中的“政治”一詞來自於古代希臘，最早的文字記載出現在《荷馬史詩》中，最初的含義是城堡或者圍城，有保衛之意。保衛的含義就涉及到權力和範圍，因此，政治與權力自古到今都是密切聯係在一起的。“權力”在中西文化中都是一個古已有之的概念。翻譯的政治是指在翻譯的過程中所涉及到的兩種不同文化碰撞與交融過程中顯現或隱現的權力關係，主觀因素包括譯者的地位、譯者的能力、譯者的性別、譯者的身份、權力集團的操縱策略與組織；影響翻譯政治的客觀因素則包含媒體、出版者、期刊在內的讚助人製度，作為成果的譯作以及譯者對原作施加的暴力、挪用等方麵。它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世紀埃及亞曆山大港的《聖經·舊約》。1971年法國的福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出版了《話語的秩序》一書被稱為是翻譯的政治方麵劃時代的一本著作，福柯是法國的思想家和曆史學家，他對文學評論及其理論、哲學（尤其在法語國家中）、批評理論、曆史學、科學史（尤其醫學史）、批評教育學和知識社會學有很大的影響。他被認為是一個後現代主義者。此書使我們能進入那個充滿紛紜與不確定的存在於語言中的“痕跡之網”。我們因此麵對著主體的非整合狀態，從而麵對著話語與翻譯的政治。緊接著瑪麗婭·妮塔·多倫與瑪麗蓮·伽迪斯．羅斯二位女士於1981年合作發表的《翻譯的經濟與政治》一文特別考察了翻譯出版市場的政治。美國學者馬丁·傑伊在論文集《永久的放逐》中設置“翻譯的政治：西格弗裏特·克拉考爾與本雅明論布伯一羅森茨威格的聖經譯本”專章。進入90年代，翻譯政治的討論邁向成熟階段。比利時裔美國學者勒菲費爾於1992年提出了“改寫”式翻譯為政治一權力服務的觀點。1993年，印度裔美國後殖民批評家斯皮瓦克在《局外的教學機器》一書裏正式提出了“翻譯的政治”命題，並從後結構主義、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三維空間中予以考察。她從福柯所批駁的不可靠的起點入手來討論語言翻譯的政治性，主要涉及在兩種文化碰撞與交融過程中的翻譯顯現或隱現的權力關係。
斯皮瓦克的翻譯理論特色主要有：
首先，斯皮瓦克關注翻譯中“他者”的存在。斯皮瓦克認為翻譯是一種閱讀遊戲，譯者是“作為譯者的讀者”。翻譯的過程是一個閱讀的過程，是譯者瞬間的閱讀理解過程向瞬間的語言表達過程的一種轉換。譯者通過創作性的瞬間閱讀接受了不同文化的作品，然後再通過語言的重新建構來再現作品。也就是說，“讀者通過創作接受作品”，而譯者則通過重新構建來再現原作。譯者之所以可以對原作進行重新閱讀的基礎是每一種語言都有其修辭係統和邏輯係統，前者對後者會造成幹擾破壞。邏輯係統即我們在傳統翻譯中所認為的語言本身，它們的存在使我們得以依據明確的標準把言詞串聯起來。如果我們隻強調邏輯規範而排除修辭的幹擾，那麼我們的翻譯就是保險的，但事實上，語言的修辭係統會對翻譯有很大的影響，它們總是在破壞著邏輯的秩序。這表現在以翻譯為目的閱讀中，語言會利用自身的獨特修辭係統不斷地引導譯者認知語言當中的增補、散播、顛覆、延異和蹤跡的存在，不僅讓其感受不同語言之間所能共享的意義以及不同文化之間的共同特性，還會讓譯者體會異質語言文化之間存在的種種差異性以及延異在差異係統中所留下的蹤跡。而“事物的蹤跡永遠不能被呈現，蹤跡本身也永遠不能被呈現”。這些往往在翻譯中受很多因素影響最容易、有時候也是最不得不丟失的東西。因此，譯者必須善於在翻譯背後的不可譯的東西，關注對不可能經曆的想象。即要提倡翻譯是最親密的閱讀行為，譯者必需付出努力贏取成為親密讀者的權利，否則就不能對其特有的修辭呼喚做出回應。斯皮瓦克基於邏輯性和邏輯係統的“閱讀即翻譯”的思想從本質上是在強調翻譯中“他者”需要得到顯身的事實。修辭和邏輯之間不協調的關係能夠建立一個一直以來隱身的“他者”的世界，而這一世界的現身也是真正的翻譯的前提。這一見解是斯皮瓦克對於傳統的翻譯理論的一個顛覆性的進步。傳統的翻譯理論認為“翻譯隻涉及到技術層麵的問題，翻譯過程無非是在目的語語言文化中找出原語語言文化中對等的單詞和短語”。但文本的語言層麵隻是譯者需要完成的一部分而已。斯皮瓦克“閱讀即翻譯”不僅認同了文本的語言層麵，因為要閱讀，語言層麵是第一關，同時它還把譯者的翻譯工作看是對原文創造性閱讀的過程，那麼，跟以前的翻譯不同，閱讀過程中譯者必然可以讀出傳統翻譯理論關照下所進行的翻譯實踐中有意或者無意讀不出但卻實際存在的內容，這些內容被稱為“他者”。千百年來，“他者”的定義引人思考。“在最原始的社會，在最古老的神話，都可以發現二元性的表達方式—自我和他者”。他者永遠居於主體的陪襯地位。“主體隻能在對立中確立—他把自己樹立為主要者，以此同他者、次要者、客體相對立”。對“他者”存在的關注也體現了斯皮瓦克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特征。傳統翻譯中對“他者”有意或者無意的忽視的本質是對“宏大敘述”的張揚。“宏大敘述”指一切有關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大型理論體係，是一種以崇拜強壯而具有生產性的男性的文化霸權，而其他居於局部的敘述都定義為“他者”被忽視或者誤讀了。在此文化霸權下，女性相對於男性的主體地位，女性被歸類為“他者”。並被一係列強製性父權製文化等級化、本質化和固定化。“人就是指男性，男人並不是根據女人本身去解釋女人，而是把女人說成是相對於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女人完全是男人所判定的那種人……她是附屬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對立的次要者，他是主體，是絕對，而她則是他者”。同樣，如果一個事物被比喻為女性，那麼其地位必然在世俗眼中是地下的。翻譯和譯者，尤其是女性譯者也被劃分於分散和局部的理論而認為具有女性特征，即“他者”特征。就譯文而言，今中外對其歧視皆出一轍。16世紀中葉，英國的翻譯家約翰·弗洛裏歐（JohnFlorio）1603年說道：“所有的翻譯，因為必然都‘有缺陷’，所以‘一般被認為是女性’”。就譯者而言，中國春秋時代將譯者成為“舌人”，17世紀英國古典主義文學批評家德萊塞把譯者比喻為奴隸，隻能在別人的莊裏追肥整枝，而釀出的酒卻是主人的。19世紀初的歌德亦將譯者比喻為下流的職業媒人。謝麗·西蒙說道：“譯者和女人在他們各自從屬的等級秩序中曆來處於弱勢地位：譯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低於男人”。由以上的言論可以看出，基於“二元對立”原則的形而上學的“忠實對等”將翻譯誤導至弱勢的女性地位，所有有關翻譯的討論旨在千方百計的塑造一名忠心耿耿的奴仆形象，或者強化那可憐兮兮的妻子忠實、漂亮的形象。對女性、譯者和翻譯的“他者”身份關注並且致力於改變這一身份一直是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目標，即識別、批判那些將女性又將翻譯逐入社會和文學底層的概念，為此討論翻譯被女性化的過程，並試圖動搖那些維持這種聯係的權威結構。這一目的表明女性、譯者和翻譯一直作為“他者”存在於文化之中。斯皮瓦克基於邏輯性和邏輯係統“閱讀即翻譯”的觀點肯定了被散落於邊緣或者完全被忽視的“他者”。她認為，翻譯允許將修辭係統純粹的合理性的挪用，但必須被置於適當的位置，這樣會使人賞心悅目，也才是真正的翻譯。但在男性統治女性的社會裏，性別歧視被作為正常的秩序而接受，這便是一種在形式上和內容上把修辭係統錯誤和不合理的挪用，甚至是忽視，這樣的文本呈現於公眾麵前，修辭係統必然會對邏輯性產生顛覆作用，即要求“他者”的現身。斯皮瓦克的觀點是一種對於父權製度下文本的大膽而叛逆的翻譯觀點，卻也是實現真正的翻譯的前提，同時也給了後來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研究無數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