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斯皮瓦克“他者”顯身的翻譯思想特色明顯。斯皮瓦克不僅關注譯文中的“他者”同時她還呼籲要求要讓這些“他者”顯身。就如何顯身的問題，斯皮瓦克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首先，斯皮瓦克提倡翻譯是一種在愛中以及有關愛的交流和閱讀。譯者的任務就是要促進原文及其痕跡之間的愛，唯有在愛中以及有關愛的交流和閱讀中，譯者才會盡可能地貼服於原文，並使得原語文本的意義得以在不同文化的語言中重新建構。“當你離開了自己的語言世界而泡在別的語言世界裏，以致你在討論一些複雜的事情時有時寧願用這一語言來講，這時你便已接近能以輕靈執筆讓原文那尋常不為讀者所及的一麵展現給讀者了”。也可以說，對原文文本語言的熟練程度是否已經達到可以選擇或更喜歡用它來談心的程度，是衡量譯者是否已經有充分翻譯準備的一個尺度。這一點具體到女性主義翻譯理論中體現為應對譯文中的“他者”內容有充分的愛，或者說有翻譯的衝動。隻有這種翻譯的衝動存在，才可對衍散於文本之外的修辭係統做出回應。如若不然，就會如斯皮瓦克著作中所提到的“在翻譯非歐洲女性的文學時，由於譯者不同和原文的修辭做出回應，又或缺乏足夠的關注”，從而導致翻譯的失敗，譯文依然成為局限於“二元對立”下的對原文的“忠實對等”的機械文本，而其中的“他者”依然隱身不得顯形。那麼譯者如何才會有對原文的愛和翻譯的衝動呢？女性主義理論家提出的“性別譯者”便是對斯皮瓦克這一翻譯觀點的回應。她們提倡性別的差異會造成翻譯文本的差異，而女性譯者因長期處於“第二性”的社會地位，其特有的語言感覺力、經驗和內心情感不是男性譯者所能感覺到的，尤其是對於女性作家的文本，女性譯者會更加投入和引發共鳴，從而產生愛或者翻譯的衝動。女性主義的這一翻譯思想雖被批評過於狹隘，但卻不無道理。現在很多的女性主義學家將女性譯者擴展到無論男女譯者，可以拋開生理性別的束縛，隻要達到在承認性別差異性，並且在內心真正地接納兩性平等觀念的境界就是對原文及其痕跡之間的愛和翻譯的衝動，這更是一種理論上的進步。其次，斯皮瓦克認為譯者應當具備對原語言場地的鑒別能力。斯皮瓦克肯定了在女性之間總是存在著一定的一致性，不然她們無法建立一種相通的關係，對一致性的認可卻隻是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存在的第一步。第二步則是在一致性的基礎上看到差異性。如果隻看到了一致性，那就會陷入了普遍主義的泥潭，其帶來的弊端是認為所談及的女性都是一個模式，並將她們的差異性忽視。其實不同文化環境中在長大的女性受到不同的意識形態、經濟地位等的影響，差異性是非常大的。如就翻譯活動中的隱身的女性描述而言，她以印度文本為例，即使是印度的女性譯者和西方國家的女性譯者，她們之間雖然存在著一致性，但翻譯出來的文本會差異很大。究其本質是因為原語言場地的差異。同樣是出於他者地位的女性的語言和翻譯活動，卻會因原語場地的不同產生不同的效果。所以，不應將女性所有的特征都一致化和普遍化，尤其是語言，會因其所處場地的不同呈現出不同的差異。隱藏於這種差異之後的是權力差異，而權力的差異則是由於文化的強勢和弱勢所造成。西方強勢文化的原語女性文本更加注重對宣揚其文化中強勢女性形象，並認為它的標準可以放之四海皆準；而弱勢文化中原語女性文本，表現或過於凸現自我，以抵抗強勢，或極度謙虛，一味迎合。女性主義翻譯理論並不是天真的被女性的一致性所蒙蔽，而是看到了語言場地的差異，並具備了一定的鑒別能力，可以區別好的和不宜的，抵抗的和屈服的女性文本，然後決定翻譯內容的取舍和翻譯策略。這一點可歸納為就斯皮瓦克的一句原話：“從事翻譯的人必須對原文的特定領域有一定的緊張感”。
第三，斯皮瓦克提倡“跨國讀寫”（transnationalliteracy），以期為美國大學中新來的移民英語教師定位，使其語言水平達到跨國政治中最小的流利程度，接近世界語的讀寫水平，以參加於語言邊界上的政治鬥爭。此觀點她最初在“為時代而教學”中提出，後在韋勒克圖書講座中進行呼籲並將應用範圍擴大。“跨國讀寫”與斯皮瓦克曾提出的翻譯的任務和價值保持一致，即“想要結束純粹差異的神話，取而代之的是這樣一個想法，即譯者是兩個完美身份之間的中介。”。它要求與原文不可簡約的習慣表達達成共鳴，才能正確地感覺到原文語言的震懾力，才能克服目標語在傳輸過程中體現的脆弱性；隻有把源語言內化，與之建立起一種親密的語內闡釋關係，才能領會那種語言的精神，在語際間實現傳神的翻譯。這是一種非常融洽的翻譯關係的設想，但有待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