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不僅有著較多的外資企業，也有較多的集體企業和私營企業。２００１年，廣東國民生產總值在全國率先突破萬億元人民幣，成為全國第一經濟大省。然而，富於進取心的廣東人卻尋找前進中的問題。他們發現，廣東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都比較高，受世界經濟影響較大，世界經濟每下降１％，廣東經濟增速就下降約０．６％，而且，近年來已經出現外資投資疲軟的征兆。此外，廣東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相對突出，珠江三角洲諸市縣經濟增長迅速，但北部地區、西部地區相對滯後。
省政府認為，大力發展私營企業已成為調整經濟的重要內容。與近年ＧＤＰ、外貿出口總額、固定資產投資額等增速均居全國第一的浙江相比，廣東私營企業的戶數和注冊資本雖然居全國第一位，卻是大而不強，在經濟中的作用不夠突出。從品牌指標看，溫州私營企業先後獲得５個中國馳名商標，一大批產品享譽全國，而廣東民企隻有２個馳名商標。為此，省政府提出應幫助私營企業積極提升自己的實力的方針。具體地說，就是通過學習“新溫州模式”，發展廣東的私營經濟。
我國地域廣大，廣袤的空間中各區域近代化的進程極不均衡。近代來自國外的先進生產力，主要在東部沿海地區登陸，再慢慢向中部和西部地區擴展。加之自然條件、工商業基礎等方麵的原因，東部沿海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一般說來高於中部和西部，而且越往西水平越低，除成都平原、重慶周圍等少數區域，大致體現出經濟發展水平自東向西逐漸遞降的趨勢。近二十年來，我國各地改革開放的進程同樣不均衡。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浦東等經濟特區或開發區，珠江三角洲、蘇南、溫州等經濟模式均出現在東部沿海。
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由沿海向內陸的梯度推移，使本來就有地緣優勢和良好的經濟文化基礎的東部，經濟發展速度顯著加快，而中部和西部要緩慢得多，雙方的經濟差距越拉越大。私營經濟發展比較緩慢，就是中部和西部的經濟發展落後於東部的主要表現之一。
黨的十五大以後，中西部地區的政府努力宣傳溫州模式和溫州的創業文化，讓當地人民從中獲得啟示，改變舊的思想觀念，邁開創業致富的步子。一位河南的官員說：溫州人創造了溫州模式，但溫州模式不僅僅屬於溫州人。河南地處中國中部，許多地區的現狀近似於當年的溫州，人多地少，基礎薄，條件差，有相當大的可比性，溫州模式的過去和現在對河南經濟今後的發展有許多重要的、現實的啟示。溫州人多地少，交通不便，資源缺乏，投資不多，外部環境也不寬鬆，其經濟發展的奧秘是有最寶貴的資源——聰明而又能吃苦的溫州人。搞活河南經濟，搞活企業，關鍵是把生產力諸要素中起關鍵作用的人搞活。要把人搞活，首先要把人的思想搞活，把人從條條框框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要像溫州人那樣不離開肚皮想問題，不抽象談論事情的好壞，要用“三個有利於”標準去檢驗。思想活起來，還要樹立風險意識，像溫州人那樣敢於創新；要樹立市場意識，敢於像溫州人那樣“闖蕩”市場；要樹立競爭意識，敢於像溫州人那樣在國內、國際市場上與對手一爭高低；要樹立自立意識，敢於像溫州人那樣主要依靠自己的雙手發展區域經濟。
談到溫州創業文化對各地區的啟示，需要著重談談我國的西部。
我國將開發西部作為２１世紀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任務，但實際上解放後對西部的大開發早就開始了。在１９５３-１９７８年的２６年間，為改變生產力過分集中東部沿海的嚴重不均衡狀況並考慮到戰備的需要，我國對中西部進行了大規模建設，在連續幾個五年計劃期間，對這一地區的投資一般要占到全國的５６％-６９％。通過建設，西部的經濟麵貌有了較大的改變，建成一批大工業企業和先進的城市，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據８０年代的統計，陝西、四川、甘肅、貴州等省技術人才的數量，以及占當地總人口的比例，均在全國居於前列。至少在幾年前，西安、成都、蘭州三城市的人才密度仍僅次於北京、上海，而陝西省的綜合科技實力居全國第三。然而，西部農村的發展步伐遠遠落後於城市，鄉鎮企業極少，商品經濟不發達。改革開放前，除了少數位於交通樞紐的縣城有一定的規模，大多數的縣城人口有限，隻相當於南方的普通鄉鎮。此外，各省和各重要城市的工業部門，大多存在國營經濟比重大、重工業比重大和軍事工業比重大的特點，並因之產生種種弊端。改革開放以後，國家改變對西部的資金傾斜，西部經濟發展緩慢，和東部的距離越拉越大，各省的經濟總量、人均經濟指標大多處於全國倒數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