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從落後地區到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打工的人越來越多，僅在溫州已達１００多萬人。對於這些人而言，打工的過程也是接受市場經濟的“實戰訓練”的過程。一些有過打工經曆的外地人，學習了溫州等地的經商方式和辦廠經驗，回到家鄉經商辦廠，邁出創業致富的第一步。
通過上述各種方式，各地的人們認識了溫州的市場經濟、私營經濟和創業文化，並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
無論是地理條件、交通位置還是原有的經濟文化基礎，浙江最好的地區都是在北部的平原地帶。二十多年前，當溫州人為改變自己的生活窘況不得不艱苦奮鬥，甚至離鄉別子四處奔波時，浙北平原的農民仍悠然地在自己的家中，過著有魚有米、再在鄉鎮企業做點工賺點錢的安定生活。
到了９０年代，溫州經濟麵貌日新月異，逐漸成為浙江經濟活力的發動機，鄰近溫州的台州市以及金華的義烏、永康、東陽、武義等縣群起仿效，經濟也得到迅速發展。浙江南部的私營經濟的發展，和浙江北部外資的湧入相映成趣。同時，浙江南部的私營企業家湧入浙江北部，促進了北部經濟的發展。有人形象地描述浙江這種各種經濟同時存在、共同發展的現象：一個地區，國有企業、小型巨人、民營公司，齊唱經濟發展大戲；一個城市，大型商場、專業市場、私人店鋪，同譜商貿繁榮新篇；一個家庭，丈夫公職、妻子開店、子女下海，共織美好生活錦繡。改革開放２０年，浙江省的ＧＤＰ在全國各省市區中的位次，由第１２位躍升到第４位，一躍成為我國的經濟強省；人均ＧＤＰ從全國第１３位升到第４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第８位提高到第３位。近年來浙江經濟仍然保持著強勁的增長勢頭，去年全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１２．８％，人均消費性支出增幅１３．３％，均居全國第一。浙江經濟的蓬勃發展，主要是大力發展小商品、發展私營經濟得來的。在浙江經濟發展的背後，除了政策、體製等關鍵因素之外，還有著創業文化上的原因。
江蘇南部是我國鄉鎮企業的發祥地，以蘇南為骨幹的江蘇鄉鎮企業１９９３年的總產值占了全國鄉鎮企業的１／６，出口創彙的１／４，均在全國名列前茅。當時，浙江鄉鎮企業的發展水平低於蘇南，１９９３年的營業收入比蘇南少了４７．５％。但是，浙江鄉鎮企業的發展速度在此前幾年已經快於蘇南，因此到１９９５年營業收入已和江蘇相等，１９９６年更超出５．３％。此後，浙江的增長勢頭仍年年強於江蘇，２０００年鄉鎮企業的營業收入已超出江蘇２１．２％，利稅總額的差距更大。浙江鄉鎮企業發展速度之所以快於蘇南，得力於私營經濟。
以１９９６年為例，浙江私營經濟占了鄉鎮企業經濟總量的５５．４％，而當年江蘇的鄉鎮企業經濟總量中集體經濟占了８６．６％，私營經濟占的比重很小。１９９７年９月黨的十五大以後，江蘇省為加速私營經濟的發展，出台了一係列文件和法規，並將大部分集體所有製企業轉變為私營企業，也就是說，向溫州模式轉變，此外還有一些企業改組為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勤勞聰明的蘇南人民正在重新構建新蘇南，除了加速發展外資企業，主要就是學習溫州經驗發展私營經濟。
二三百年前，上海不過是江南一個很一般的縣城，１８４０年以後迅速發展為我國最大的城市，並以其繁華和發達而給所有到過此地的人留下了難忘的記憶。上海既是富有創業精神和想像力的人共同創造的朝氣蓬勃的城市，也是各地冒險家博取金山銀海的戰場，誰都不會將“不敢創業”、“沒有進取心”這些詞彙，加到那時的上海人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