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餘年來，發展私營經濟的環境逐漸寬鬆，黨和國家采取不少有利於私營經濟發展的政策和措施。黨的十五大把個體和私營企業的地位提到一個新的高度，第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又把它們的重要地位在憲法中正式確定下來。２０００年１月，被譽為“具有曆史性飛躍意義”的《個人獨資企業法》正式實施，這一舉措對啟動民間投資、鼓勵個人創業、實行與國際通行做法接軌都有重要意義。隨著十六大的勝利召開，中國的政治經濟環境將變得越來越有利於私營經濟的發展。我國二十年改革開放的結果，已清楚出現在人們的麵前。一位學者指出：它最重大的成果，就是衍生出決定中國未來的三大經濟力量，即跨國資本——代表著西方資本主義幾百年曆史演繹的力量，國家資本——中國國家工業化所遺留的力量，以及民間資本——從這兩個體係轉換的夾縫中成長起來的中國民間經濟力量，而這三種市場力量的交彙博弈，最終可能會創造出“贖賣”中國舊曆史機製的新的曆史機遇。問題在於，這三種力量中的前兩種，即跨國資本和國家資本，目前力量都足夠強大（至少看起來），民間資本的力量尚難與它們相抗衡，民間資本如何才能迅速發展起來，真正成為框定經濟未來的三大力量之一？
在我國，像溫州這樣人多地少、交通閉塞、國家投資不多的地區仍然不少。它們難以吸引大量外資，目前除了可以吸引國內經濟發達地區的民營資本進入以外，隻能主要依靠當地人民的力量發展私營經濟。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為，溫州模式具有頑強生命力而又“價格低廉”（國家基本不要投資），已經創造了廣大農村地區發展經濟的成功典範，對廣大落後地區的農村具有很大的借鑒和示範作用。這些議論，正引起各級地方政府的重視。於是，溫州模式，這一人們多年來議論紛紛的區域經濟現象，繼從門縫中鑽進我國國民經濟這座大廈的廂房之後，正開始堂而皇之地邁進輝煌的大殿。
如上所述，溫州私營經濟的率先興起和發展，是內因和外因作用的結果，環境的逼迫是外因，內因是經千餘年錘煉發展的溫州的創業文化。溫州的創業文化是溫州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產物，同樣，我國其他各個地區不同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也造就了各自不同的文化麵貌。所謂的“百裏不同風”，“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講的就是這個道理。不過，切不要以為，隻有溫州人，依靠祖傳的創業文化，才能在商海中屢戰不敗，大發其財，其他地區的人仍可以借鑒溫州模式，發展自己的經濟。溫州創業文化的關鍵在人，在於人人參與，將人的創業致富的積極性充分發揮出來。這一點，完全符合人的本性，是各地可以借鑒溫州模式的主要根據。經濟活動是人的活動，以滿足人的生活需要改善人的生活為根本目的，而過好生活是人天生具有的欲望，發展經濟最根本最原始的動力就是人要過好生活的強烈欲望。這一強烈欲望，不僅溫州人有，各地的人也都有。隻要有這欲望在，就會有創業致富的衝動，就會形成形形色色的創業文化，隻是各地區表現有所不同，帶上自己地域文化的特色罷了。就此而言，溫州創業文化和其他地區的創業文化，有著共同的人性的基礎。
這是最基本的一麵，決定了溫州創業文化的可借鑒性。
任何一個地方的地域文化，都是區域內部的曆史、地理、政治、經濟、傳統文化諸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我國地域廣大，麵積相當於一個歐洲，人口約占地球的四五分之一，各地的自然條件和曆史基礎很不一樣，向來存在著明顯的區域經濟差異。不僅在內地和邊疆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內地各區域間同樣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北部地區平原麵積廣大，有著很好的發展耕作業的條件，曆史上人們依賴農業和家庭手工業便可以滿足衣食之需，農業一向在經濟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
南部地區，特別是長江以南的廣大區域，地表以山地丘陵為主，平原麵積較少，相當多的地區缺少發展耕作業的有利條件，人們在從事農業的同時也不得不依靠工商業作為自己的謀生手段。因此，曆史上南方的經濟結構，實際是農業和工商業並重的二元結構：平原地區農業發達，人們對農業的依賴性較大；山區工商業和利用山林資源的農業多種經濟在經濟中占重要地位，並進而對附近平原地區的經濟產生影響，促進這些地區工商業和農業多種經濟的發展。著名的經濟史學家傅依淩教授在分析明清時期我國商品經濟的不平衡性時，就特別強調某些山區生產曾出現商品性較大的特點。除此之外，海岸線的狀況也是影響南北經濟結構的重要原因。自唐朝後期以來，因陸上絲綢之路衰微，海上交通成為我國發展對外交通和對外貿易的主要方式。由於北方的海岸線大多是不便於停泊船隻的沙岸，我國的海上貿易主要集中在長江以南，由此也助長了南方地區的商業之風。凡此種種，都說明我們在強調各地經濟的特殊性時，需要考慮到這種特殊性形成的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