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列強在中國的文化活動中，傳教士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就溫州而言，傳教士在溫傳教的目的是讓溫州人信仰來自西方的宗教，然而，他們所建立的西方式的學校和醫院，卻使溫州人有機會第一次具體地體會作為西方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西式教育和醫療，並從中得到科學精神和科學知識的熏陶。
曆史上有許多現象，往往使人難以用“全是好，或者全是壞的”這樣簡單的評價標準，對鴉片戰爭以後來到中國的西方經濟文化評價同樣如此。總的看來，西方以外的國家的近代文明進程，幾乎都以學習西方，接受西方先進的經濟文化為主要內容。西方國家率先進入體現當時先進社會發展階段的資本主義，當他們進入各國各地區時，這種先進的經濟文化便開始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傳播。就社會發展的角度而言，這種先進經濟文化的傳播當然有利於落後地區的進步，促使它們的社會發展迅速向前跨越幾個世紀甚至一二千年。
然而，這種傳播卻是以刀和火為先行的，而西方人前往各國的目的也不是為了這些國家的獨立和富強，而是使之淪為自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如果我們從國家獨立和民族地位的角度看問題，我們就會說當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對於美洲大陸無疑是災難性的事件，廣大的印第安人從此陷入國家淪喪民族危亡的悲慘境地。但是，如果我們從生產力和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問題，我們就會看到美洲的文明發展從此大大加速，這難道不是一件好事而是一件壞事？如果我們看看我們的東鄰日本，在一度挨打之後通過內部改革接受西方經濟文化走向強大的事例，我們就會明白，其實還有一條學習他人先進經濟文化走向強盛的光明之途，關鍵在於國難來臨時的正確選擇和果斷行動，令人痛心的是當時的清朝統治者不可能做到正確選擇和果斷行動。因此，我們一方麵需要譴責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另一方麵還要肯定先進的西方經濟文化對中國社會的巨大促進作用，隻有這樣的分析才是實事求是，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辯證法。近代西方經濟文化對我國，對溫州的作用，也應作如是觀。
資本主義先進經濟、文化的日益壯大，促使封建經濟走向瓦解，並有力地衝擊著封建文化。在這種形勢下，宋代溫州的求實精神和商業文化得到了複興，並和西方的商品經濟意識和文化觀念發生了衝撞和融合，從而具有了新的內涵和外延。
可以說，當時中國沿海地帶在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發生的每一種新變化，在溫州都有體現，而且溫州還是近代新思想產生較早影響較大的地區之一。１９世紀末在中國思想界享有一定聲望、人稱“東甌三傑”的陳虯、陳黻宸和宋恕的思想，便是這種變化的集中反映。
陳虯、宋恕和陳黻宸都是溫州人，他們不僅繼承了永嘉學派的事功之學，而且通過廣泛閱讀新書譯作開始接受西方思想，並借西方思想批評那些死守儒家思想落後一麵的人，批評他們：“名修孔教，乃不能深求富教之策，立達之方空談心性，坐視國家之窮拙”。在經濟方麵，他們主張向西方學習，提倡“齊商力，捷商徑，固商人，明商法”，發展現代商業，促進商品經濟發育。他們還提出“欲振商業，必先振農工業”；“欲振農業，必自嚴禁田賦浮勒始”；“欲振工業，必自勸集股購機器始”等主張。政治方麵，他們主張仿效西方，變法圖強。１８９０年，陳虯在赴京會試返回的途中，向山東巡撫張曜提出八條條陳，第一條就是“創設議院，以通下情”，這是在我國近代最早提出采用西方議會製度的倡議之一。１８９１年，陳虯著成《治平通議》８卷並於１８９３年出版。他在書中提出中國正處於通商時代，“欲圖自強，首在變法”，並在《救時要議》篇中提出設議院、興製造、獎工商、開鐵路、變營製等主張，全麵論述了自己的變法綱領。在陳虯著成《治平通議》的當年即１８９１年，宋恕亦著成《六齋卑議》，揭露社會黑暗，抨擊程朱理學，主張以議院、報館、學校為三大綱領實行變法維新。陳虯、宋恕、陳黻宸等人都通過在各地授課、講學、辦報等形式，宣傳自己的學習西方、變法圖強、民主平等的新思想，在當時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在溫州知識分子中的影響尤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