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家庭企業，盡管被視為“地下工廠”、“黑工廠”、“資本主義的尾巴”，一再受到打擊，但它們就像燒不盡的野草，曆盡寒冬而不枯萎，一旦政府管理稍有不及便重新開工生產。到改革開放前夕，溫州不少地方都有這種規模極小的家庭企業存在。不僅農村這樣，城鎮同樣如此。在城鎮中，除了國營工廠，還存在著許多規模較小的地下工場和家庭企業。雖然這種企業沒有光明正大的“身份”，仍然有一些國家無法安排工作的城市居民的子女在此就業。各地都有相當一部分的中下層幹部，感到這些企業有助於解決當地的“吃飯”
問題，因此，盡管上級政府一再要求割去這種“資本主義的尾巴”，他們仍然對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的幹部由於與之有一定的經濟利益，還暗中給以支持和保護。這種家庭企業和地下工場為了保護自己，也往往稱自己為“集體企業”，掛靠在某個國營企業或鄉鎮企業的下麵，或者用村辦、公社辦的企業的名義，以免作為“資本主義的尾巴”
被打下去。實際上，這種“集體企業”不過“掛羊頭賣狗肉”而已，這些企業的生產過程和產品銷售都是獨立完成的，和掛靠的工廠或村、公社並無關係。
當城市失業人口和農村剩餘勞動力，為生活所迫，不顧政府禁令，到全國各地謀生、在家鄉興辦家庭企業時，農業生產方麵也出現“資本主義尾巴”。這主要發生在永嘉縣，１９７５年永嘉全縣７７％的耕地、三分之一的山場已被包產到戶。
通過自己的勞動，解決生活出路，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是人的本性。發展經濟的決定性的最終的動力，來自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積極性。這種積極性，任何強大的政治力量都無法長期壓製下去。溫州人在國營和集體經濟統治天下，計劃經濟無所不在無處不在的時代，暗中包產到戶、興辦家庭企業、地下工場，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２．拋掉“鐵飯碗”，端起“泥飯碗”
提要：勇於創業，靠自己的雙手致富，已經成為溫州人的共識。國營企業職工紛紛辭職，家庭小作坊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於溫州，溫州的購銷員走遍了全國，溫州市場推動著溫州的經濟格局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
１９７８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果斷地將黨的中心工作由“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揭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全會開過不久，溫州農民率先實行包產到戶，溫州和安徽小崗村同時成為我國農村最早包產到戶的地區。１９８２年１月，當中央關於農業發展的第一個１號文件下達時，溫州已領先一步完成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
在我國，私營經濟這種生產資料屬於私人所有，以雇工經營為特征的經濟形態，自１９５６年社會主義改造之後便失去了合法性，不僅已退出國民經濟，而且作為“資本主義”而不斷遭受無情的批判。當時，在全國像溫州那樣暗中還有家庭企業和地下工場等私營經濟存在的地方，可以說極為罕見。十一屆三中全以後，盡管已經開始改革開放的光輝曆程，但由於受長期的“左”的思想的束縛，對私營經濟的認識仍經曆了一段曲折的過程，而我國的理論戰線一旦展開有關經濟現象“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大多要將溫州作為討論的對象。就像溫州人後來所回憶的，這些爭論，都是“打雷在深圳，下雨在溫州”，參與爭論的其中一方無一例外地要將溫州作為“資本主義道路的典型”。在這種情況下，溫州各級政府對自發的私營經濟的態度一開始往往是左右搖擺，無所適從，反映在具體做法上就是時緊時鬆。１９８２年，溫州市公安局和工商局根據上麵的指示，抓捕了當時樂清縣私營經濟的代表人物“八大王”，更加引起人們對發展私營經濟的擔心和恐懼心理，溫州的經濟發展速度趨緩。１９８０年溫州第二產業發展速度為３１．５％，１９８１年為７％，１９８２年更降到－１．７％。鐵的事實使溫州的領導明白，在溫州，要想發展經濟，除了發展私營企業，沒有其他的出路。事實上，不僅８０年代初的溫州領導得出這一認識，在此後對市場經濟和私營經濟仍然存在爭論的若幹年中任職的溫州領導，同樣得出這一認識，並用自己的行動實踐這一認識。正像後人所總結的：在那個十分獨特的時期，“每一位被調來溫州的幹部，都是懷抱著一種徹底改造這塊‘資本主義溫床’的強烈的‘政治使命’，而每一位到最後卻都不約而同地成為了溫州模式的維護者和堅持者。”
１９８２年底，溫州市召開有１２００餘人參加的全市專業戶、重點戶代表大會，讓這些發展私營經濟的領頭人物戴紅花，上主席台，市政府還組織敲鑼打鼓迎送。市政府製定了扶持專業戶、重點戶發展的具體政策，還無罪釋放了樂清縣的“八大王”。經營私營工商業不僅無罪，而且是發展經濟的重要途徑的思想，已從平民百姓的思想深處，開始走向政府機關，變為地方政府的政策和官員的公開語言。此後，溫州市各級政府致力於為私營經濟保駕護航，並製定了一係列有利於私營經濟發展的地方性文件。在當時缺乏對私營經濟的全國性統一立法的情況下，這些地方性法規有效地發揮了保護溫州私營經濟向上發展有序運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