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越長越大的“資本主義尾巴”
提要：通過自己的勞動，解決生活出路，追求美好的生活，是人的天性。這種天性是任何強大的政治力量都無法壓製的。溫州人在計劃經濟無所不在的時代，暗中包產到戶，興辦家庭企業、地下工場，為今天的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雖然浙江省號稱魚米之鄉，但浙江並非每個縣都很富裕，在改革開放以前不少地區甚至還相當貧困，溫州就是浙江省比較貧困的地區。１９７８年平均每人占有的耕地麵積隻有０．５３畝，大約隻有全省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左右。由於人均耕地麵積過少，農村的人多地少問題極其嚴重，存在大量的缺地少地人口。由於鄉鎮企業的數量相當有限，安排不了多少勞動力，因此農民普遍比較貧困。１９７８年，全市農民人均純收入隻有１１３元，大約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地居山區的泰順、文成、永嘉等縣，更屬於浙江省內經濟最落後的縣份，即使到１９８５年仍然如此。１９８５年浙江省政府發文對全省五個貧困縣進行政策扶持，其中就有此三縣。
農村經濟不振，城市同樣如此。１９７６年全市工農業總產值１１．９８億元，其中工業產值僅５．６億元，尚不到工農業總產值的一半。在浙江省當時的三個城市中，溫州的城市工業不僅根本無法同杭州相比，也遠遠不如寧波市。１９８３年溫州的工業產值還不及寧波市的三分之一，盡管兩個地區的麵積和人口總數相差不多。
耕地的嚴重缺少，使農村的大量勞動力無法從事農業生產。１９７８年，全市農村勞動力１８８萬人，耕地總麵積１９．３３萬公頃，如果按每個勞動力耕種５畝計算，全部耕地隻需要５８萬勞動力，其餘的１２０餘萬勞動力，約占勞動力總數的三分之二，需要另找出路。然而，鄉鎮企業的落後，卻使農村的剩餘勞動力難以在工業部門就業，人們隻能守住可憐巴巴的一點耕地，臉朝黃土背對青天，過著貧困的生活。
農村如此，城鎮也好不了多少。溫州市區的國營企事業單位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前幾年已基本上沒有招工，集體企業的職工數量也達到飽和狀態，隨著人口的增長，越來越多的人找不到工作。在溫州市區和各縣的城鎮，“就業難”都是令各級政府頭疼的棘手問題。１９７８年，平陽縣的金鄉鎮（現屬蒼南縣）是一個不足２萬人的農村集鎮，鎮上的失業青年和農村剩餘勞動力卻有３７００多人，占了總勞力的一半。鎮領導曾被要求工作的失業青年團團圍住，鬧得不可開交，連吃飯的飯碗也被他們奪了下來。另一位鎮領導上任的第一天，就碰到同樣的麻煩。當地的失業青年出海報，要到鎮委請願，要求給他們安排工作。在溫州的另一個縣樂清，也發生過失業青年到縣裏請願，把縣機關食堂的飯都吃掉的事。
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為尋找生活出路，隻好被迫背井離鄉，前往外地謀生。這一現象，早在文化革命的初期便已經開始，後來愈演愈烈，１９７８年前已形成規模不小的浪潮。
在東南各省，大西北，大西南，甚至遠到東北，人們都可以看到來自溫州各縣的手工業工匠。在最初的階段，匠人們大多是一縣一藝，平陽縣和永嘉縣的彈棉花匠（將棉花加工成棉胎），文成縣的篾匠（用毛竹編織席子等器物），樂清縣的補鞋匠，泰順縣的泥水匠（土石建築），一時名聞各地。工匠們有的是結伴外出，有的是單獨外出。他們雲遊各地，少有長期的固定住所。這些工匠，外地政府管不著，家鄉政府又無法管，人們稱之為“盲流”。文化革命中各地屢次“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將這些人強製遣送回溫州，但往往管理一鬆，他們又奔赴各地謀生。到了文革的後期，外出謀生的人數大量增加，不僅有農村的剩餘勞動力，也有城市的失業人口。他們從事的行業，逐漸演變為“五把刀子”，即菜刀（餐飲業）、剪刀（縫紉業）、劈刀（補皮鞋業）、剃刀（理發業）、螺絲刀（修理業）。這些人走南闖北，在各地幹一些當地人不願幹或者很少幹的零活，賣一些當地人不願賣的小商品，解決當地的“吃飯難”、“修理難”和“做衣難”，借此賺錢養家糊口。除此之外，還有人在各地乞討，在上海的車站或碼頭幫人排隊、倒賣車票船票，等等。
隨著溫州家庭企業的發展，推銷家庭作坊小商品並為之采購原料的購銷員也加入在各地奔波的溫州人的行列，並逐漸成為主要部分。到了上個世紀的七八十年代之交，在外地謀生的溫州人大約已達１０萬人。
當一批一批溫州人外出謀生時，很多的溫州人重新拾起祖先的手藝，依靠比較簡易的機器甚至手工，生產城市大工業不願生產或很少生產的小商品。這種“地下經濟”，早在文革前就已存在。
例如，平陽縣宜山區（後來屬蒼南縣）的土紡土織，在５０年代的統購統銷中保存下來，６０年代得到大規模恢複，年產值達３７０多萬元，１９６４年“社教”運動中被打了下去，文革中農民趁著天下大亂，利用邊角廢料又搞起了再生棉花和再生布，但到１９７０年的“一打三反”運動土紡土織被迫再度轉入地下。又如，瑞安縣塘下區、莘塍區的機械工業１９４９年以前便有著較好的基礎，普通機械的製造能力和技術力量較強。文革期間，一些人乘天下大亂之機，乘機製造車床、牛頭刨等低檔機床以及各種低壓閥門銷往外地，打繩、織網等傳統的手工業生產也重新恢複，“地下工廠”盛極一時。但到了７０年代後期的“一批雙打”運動中，這些工廠統統都被打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