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恐懼貧窮，力圖通過發展私營經濟改善自己生活的溫州人來說，這種環境的改變，大有絕處逢生，“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溫州原來的地下企業、地下工場開始通過各種方式，獲得自己的合法身份，溫州人被束縛的太久太久的創業和致富的強烈欲望噴發而出，無數的家庭企業，數以百十計的小商品市場，如雨後春筍般在溫州城鄉冒出，以私營經濟的發展為基本內容的溫州模式開始形成。
從１９８０年開始，溫州的私營工業、商業、運輸業和服務業異軍突起，迅猛發展。１９８０年全市登記在冊的私營工商戶不過１８４４戶，到１９８６年增加到１１１８７８戶，幾乎增長了６０倍，從業人員達到２２．６萬。
私營經濟的增長，極大地改變了溫州的所有製格局。在１９８０年的全市工業總產值中，國營企業占３１．５％，鄉鎮以上集體企業占５６％，村及村以下的私營企業僅占１２．５％。到了１９８６年，全市工業總產值中國營企業下降到１７．０４％，鄉鎮以上集體企業上升為５６．９６％，村及村以下的私營企業上升為２６％。商業部門所有製結構的變化尤其顯著。國營、集體、個體和農民集市貿易，在全市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所占的比重，１９８０年分別為３７．２２％、５７．２６％和５．５２％，到１９８６年已分別變為２７．７％、３７．２％和３５．１％，個體商業和農民集市貿易額已經超過國營商業。在社會商業零售網點中，個體戶更是達到９０．９％，占了絕對優勢。
工商業的蓬勃發展，改變了溫州８０％的人口搞飯吃的落後局麵，初步形成了農業、工業以及第三產業綜合發展的社會經濟新格局。１９７９年，全市農村８９％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從事工副業的勞動力隻占１１％。隨著家庭工業和商業、服務業、交通運輸業的快速發展，大批農村勞動力迅速轉移。１９８６年，在全市的２６７萬農村勞動力中，從事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勞動力，分別占總數的６３．５％、１９％和１７．５％。盡管從事第二、第三產業的勞動力仍不及第一產業部門，但轉移到這兩個部門的勞動力已達近百萬人，而在商品產銷基地非農業勞動力高達９０％。在農村的１６０多萬勞動力中，從事種植業的也隻是近１２５萬，即使這些人，除了一部分糧食種植大戶，絕大多數也成了兼營工副業或農林牧副漁的兼業戶。他們一般都是“農忙務農，農閑務副”。可以說，溫州農村在１９８６年已初步形成了以農業為基礎、以農村工業為支柱的經濟結構。
上述數字的變化，說說容易，做起來卻不容易。
溫州農村缺少工業基礎，商業不發達，又遠離工業發達的大城市，而且對外交通不方便，除了祖先留下的善於經營工商業的遺傳基因，一切近乎空白。更何況，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在對私營經濟的禁忌尚未完全打破的時候，要發展私營工商業，道路之艱難可想而知。溫州農民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吃別人不能吃之苦，走別人不能走之路，緊密根據市場的需要，才得以建立起比較完善的工商業經濟。這方麵的事例不勝枚舉，我們不妨看看平陽縣金鄉鎮（今屬蒼南縣）是如何走出自己的工業化道路的。
改革開放前，金鄉鎮有１５０００多人，人均耕地０．３５畝，隻有兩家國營工廠，１００多名職工，人多地少矛盾十分尖銳，迫切需要發展工商業。１９７９年，當全國高等院校將要擴大招生的消息傳到金鄉時，有人算了一筆賬：以全國招生４０萬人計算，每人一枚校徽，總數就是４０萬枚，加上教職員工，可以超過５０萬枚。以每枚二角五分計算，業務額當在１２．５萬元，這在當時已是一筆了不得的生意了。於是，鎮上善於製作小五金的能工巧匠及時趕製出校徽樣品，用信寄到全國各大院校試銷。
業務信一發，各校紛紛訂貨，金鄉的校徽以質優價廉的優勢打開了銷路。
金鄉人緊接著又瞄準學校需要的塑料紅膜製品，生產學生證、畢業證書、借書證，進而又把紅膜製品生產擴展到自行車證、戶口冊、榮譽證、房地產證，以及各種書、簿冊的封麵，等等。在銷售校徽的過程中，金鄉人獲知學校和工廠需要塑料飯菜票，一些家庭作坊便生產塑料飯菜票和工廠代金券等硬塑片產品。不過二三年的時間，這幾項產品就形成廣闊而又牢固的產銷基地，銷售量約占了全國的５０％。這時，發端於校徽的鋁質標牌生產，已擴展到自行車牌照、門牌、紀念章、領帶夾、領章、帽徽、各種標牌等幾百種品種。從１９８６年起，金鄉鎮又開始生產不幹膠滌綸商標。經過這樣的擴展，金鄉的家庭工業形成了鋁製徽章標牌、塑片、紅膜、滌綸商標等四類小商品，產品多達１５００多種，產品走向全國，形成了粗具規模的工業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