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回國之後，才意識到自己內心真正的追求。不久後他在一個晚會上跟海倫相識。遇見海倫後，大衛發現自己有不盡的激情和欲望。他們頻繁交往後不久，大衛就迎娶了海倫。大衛內心對情欲和愛的渴求同時得到了滿足。可是好景不長，他們的婚姻不久就走到了盡頭。雖然大衛能在海倫那裏暫時找到他心中的愛和欲的平衡，但是他的妻子海倫同時也有自己的欲望和追求。她夢想著開一家遠東古玩店。作為一個已婚女人，她還一直夢想著嫁給前任富豪男友。因為大衛隻是一名普通的教授，沒有能力去實現她的許多願望。除此之外，他們的婚姻生活質量逐漸下降，海倫在對他們的婚姻感到不幸福的同時，把這些痛苦都歸因於大衛，通過各種行為來折磨大衛。例如，海倫有一次在大衛不知情的情況下獨自飛到香港去找她的前任富豪男友，後因被栽贓而被抓，之後被關在香港的某監獄裏。大衛得知此事後趕到香港接海倫回家，試著挽救這段婚姻。然而他們的婚姻已到不可挽救的境地，他們的婚姻生活已漸漸地走入低穀，最後走向了結束。從他們的婚姻來看，大衛對海倫的愛呈現出由多到少，最後變無的遞減趨勢。他心中對情欲與愛的追求又一次失衡，最後使得他不得不又去尋求心理醫生的幫助。他和海倫婚姻的失敗又一次體現了他和他人關係的異化。大衛強烈的情欲和一般的經濟能力（微薄的收入）導致這段失敗的婚姻，也進一步加重了大衛與他人關係的異化。
三、擺脫異化的出路：填補心理和情感的缺口
大衛深陷異化泥潭的同時，他也在不斷努力尋求擺脫異化的出路。通過文本細讀，我們能發現他找到了兩種擺脫異化的方式。一種是心理治療，另一種是情感寄托。離婚後的大衛在精神和心理方麵幾乎處於崩潰狀態，他最後隻能求助於心理醫生。在心理醫生的長期治療下，他最後擺脫了對抗抑鬱藥的依賴。對大衛來說，走出異化泥潭的最好方式是找到情感的寄托，這種感情既包括愛情也包括親情。在愛情方麵，大衛後來遇到了克萊爾·奧文頓（Claire Ovington）並對她一見傾心。幸運的是克萊爾也恰巧是大衛的拯救者。跟她在一起不久後大衛就再也不用去看心理醫生了。大衛對克萊爾的情感寄托使得他很快擺脫了異化的困擾。在親情方麵，大衛母親的逝去使得他在他父親那裏有更多的親情寄托。大衛意識到了他和父親之間的這份親情的重要性，以至於他會非常擔心父親的突然逝去。
總而言之，羅斯在《欲望教授》中刻畫了一個在欲望追求過程中不斷經受挫折而被異化的主人公。在《欲望教授》裏，羅斯除了繼續通過凱普什對女性的追逐來展示性的異化之外還進一步揭示出了猶太人不斷尋找幸福的悖謬“在所有這種幸福的反麵，你覺察到了死的恐懼，在死的恐懼後麵是滿不在乎，在滿不在乎的後麵是愛的不安全感，在它的後麵又是憐憫，在憐憫的後麵是滑稽可笑，如此等等”。⑦除了異化主題外，該作品也體現了羅斯在其他作品中所關注的父子情、屠猶等主題。《欲望教授》體現出多重主題，但限於各種原因，本文隻對文本體現的異化主題進行分析。希望借菲利浦·羅斯研究熱潮的契機，對《欲望教授》研究提出一點見解，有助於使羅斯研究者轉向對凱普什係列作品的評論，進而引起國內學者對該文學作品的關注。
注釋
①該評論引自於一篇由鮑勃· 胡佛（Bob Hoover）撰寫、於2008年4月20日刊登在匹茲堡郵報上題為“為一名‘活著的文學傳奇’慶生”（Celebrating a ‘Living Literary Legend’）的文章。此文章提到牛津大學的羅斯學者兼伊迪絲·沃頓（Edith Wharton）和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的傳記作家赫爾邁厄尼·李（Hermione Lee）在為羅斯慶生的時候稱他為“活著的文學傳奇”（ living literary legend）。引用部分由本文作者譯。以下英文引用部分均由本文作者翻譯，不再一一說明。
②參見徐崇亮，論‘反叛’猶太傳統的美國當代作家菲利普·羅思，南昌：《南昌大學學報(人社版)》，2003年第1期，第112頁。
③參見菲利普·羅斯，《欲望教授》，紐約：法拉、斯特勞斯和吉魯出版公司（Farrar, Straus and Giroux），1977年，第17頁。
④同上，第125頁。
⑤同上，第126頁。
⑥摘自於歐文·豪，重新審視菲利普·羅斯，評論，1972年，第12期，第70頁。
⑦摘自於阿謝爾·米爾保爾, 唐納德·沃森，解讀菲力普·羅思，紐約：聖·馬丁出版社,1988年，第1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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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少林：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生
李玲：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國內外麥爾維爾生態批評研究綜述央泉20世紀以來，生態環境惡化已成為一個全球突出的問題，而興起於上世紀末的生態批評正是這一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產物。生態批評致力於研究文學和環境之間的關係，它以解構主義作為理論武器來顛覆“人類中心主義”，旨在反思與批判中喚醒人們的生態意識，重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想家園，是一種富於建設性的後現代批評理論。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生態批評的不斷深入，經典重讀逐漸引起了生態批評家的關注。重審和重評傳統文學，成為生態批評的一個主要任務。經典重讀就是要揭示傳統的文學作品中被人們所忽視的生態思想，重新評價甚至重構文學經典，促進人們建立起生態文學觀和生態審美觀，尋找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拯救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
赫爾曼·麥爾維爾(1819—1891)是19世紀美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被英國作家勞倫斯稱之為“最偉大的海洋預言家和海洋詩人”，而現代小說家毛姆在列舉自古以來世界上最偉大的十部小說時，《白鯨》則作為唯一一部美國小說入選。目前國外對其研究的資料真可謂汗牛充棟浩如煙海，僅1940到1991這半個世紀中，已出版的關於麥爾維爾研究的參考書目已多達3357種。①1945年2月，成立了“麥爾維爾研究協會”（Melville Society），這是美國研究個體作家曆史最悠久的文學協會之一；1999年該協會創辦《大海獸：麥爾維爾研究雜誌》（Leviathan: The Journal of Melville Studies）學術期刊，至此，麥爾維爾不僅在美國而且也躋身於世界經典作家的陣營。然而在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這股生態批評的浪潮中，愛默生、梭羅、惠特曼等19世紀的美國作家受到了國內外生態批評家的青睞，已有大量相關研究專著出版；而同時代的麥爾維爾卻受到了冷落，到目前為止，國內外還沒有一本從生態批評視角研究麥爾維爾的專著問世。目前，國外麥爾維爾生態批評研究的主要成果有：
斯蒂芬C. 沃斯邦德（Stephen C. Ausband，1975）在《白鯨與機器：白鯨的一種解讀》一文中分析了《白鯨》小說中各種層次的機器意象，論述了亞哈是怎樣把“裴廊德”號上的水手變成了一台為完成他瘋狂目的的機器；亞哈自己體內的“來頓瓶蓄電器”能產生並傳遞一種電能，他甚至暗示他“這種威力十足的電擊”能夠殺死普通的人。作者進而指出：毫無疑問，亞哈也是一部機器。麥爾維爾始終如一地將他同磨坊、火車、發動機、工廠的火爐等意象聯係在一起；用機器來描繪亞哈的力量是再好不過的比喻，也隻有將亞哈置於同自然對立的機器位置上，麥爾維爾才能如此有力而完美地為我們描繪出一個向自然發動無情而愚蠢之戰的人。沃斯邦德認為《白鯨》描繪了一位在現代工業文明下喪失了人性而變成了機器的人同一頭象征著有機力量、代表著自然的鯨之間的較量；而在場較量中，人類注定是要自取滅亡的。
理查德L. 威克森（Richard L. Wixon，1986）在《赫爾曼·麥爾維爾：美國的批評家與生態危機的預兆》一文中指出：沒有人可以否認，現在人類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生態危機。麥爾維爾意識到了我們對自然的敵對態度，加上我們的自負和現代機械的技能，可能最終將我們引向災難的深淵。威克森在文中討論了亞哈追捕白鯨的瘋狂之旅，他認為“亞哈與白鯨之間的較量可以看做是作為機器的人類同代表著有機活力的自然之間的較量”，而最後的結局是白鯨撞沉美國木材製造的“裴廊德”號捕鯨船：自然勝利了而人類毀滅了；作者進一步指出如果人類要同自然作戰，結果隻會自食其果。威克森認為，《白鯨》是對不可一世的美國人利用智慧、科學和技術駛向征服和破壞自然旅程的最好寓言。
伊麗莎白·舒爾茲（Elizabeth Schultz，2000）通過細致的文本分析，認為亞哈將白鯨看做是“所有邪惡的象征”的觀點和以實瑪利將其奉若神明、永恒不朽的觀點正好代表了19世紀人們對待自然的兩種主要態度：科學主義與超驗主義。通過對亞哈和以實瑪利對待自然態度的描繪，邱爾茲認為雖然麥爾維爾認可這兩種觀點，但還是對他們表示質疑。隨著小說的發展，他提出了一種“自然同文化可以並存的環境態度，”即“將人類同自然融為一體”的第三種自然觀。邱爾茲分析了《白鯨》中人、鯨互比的寫作手法，麥爾維爾“將一頭垂死的鯨轉化成了一個正在受苦難流血的人”，對因為人類殺戮而垂死掙紮的鯨的痛苦充滿了憐憫之心和自責之情，這使讀者意識到“人類應該成為白鯨的苦難與毀滅的代理人”，從而“消除了人鯨之間的二元對立”。在文中邱爾茲還批評了勞倫斯·布依爾指責“麥爾維爾對捕鯨的興趣超過了他對鯨本身的興趣”、“麥爾維爾的環境想象太過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認為麥爾維爾同梭羅、愛默生一樣應該被視為美國重要的生態作家。
埃裏克·威爾遜（Eric Wilson, 2000）在《麥爾維爾、達爾文和大生物鏈》一文中分析了以實瑪利和亞哈船長在追捕白鯨莫比-迪克過程中的心路曆程。亞哈從小說的一開始就是瘋狂的人類中心主義的典型代表，他把所有的水手都變成了機械的、在自己意誌之下辛苦勞作的工具。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實瑪利則避免了人類中心主義，對其他形式的生命也充滿了關愛（人類及非人類），能夠隨遇而安，並且願意讓環境的力量來改變自己，從而使他逃出了亞哈的生命之鏈，在他死亡的地方得以絕處逢生。
菲利普·阿姆斯壯（Philip Armstrong, 2004）分析了《白鯨》中“人性自然化”和“自然人性化”這種雙向構建的手法，從而實現在人類生活與動物活動的二元世界之間的這種比喻性的跨越。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鯊魚和標槍手斯塔布一起爭吃鯨肉的場景，小說在賦予鯨以人性的同時則展示了人類所具有的獸性的貪婪。阿姆斯壯認為亞哈將自己的血肉之軀同他所指揮的工業船融為一體，用機械的術語來看待他同船員之間的關係，體現了當代美國人希望技術能賦予人類以力量，亞哈船長的追求成了一個人類試圖控製自然的警示性寓言，“裴廓德”號追捕白鯨之旅就是現代文明尋找其命運的旅程。
此外，利奧·馬克斯（Leo Marx, 1964）及勞倫斯·布伊爾（Lawrence Buell, 2001）都在其生態批評研究的專著中對《白鯨》有精辟深刻的論述。
在《花園中的機器：美國的技術與田園理想》中，馬克斯論述了《白鯨》中的機器意象。當“裴廓德”號接近白鯨時，亞哈張口就是機器、鐵具、鍛鐵爐、方向盤、火與煙等象征著機器的各種意象。以實瑪利發現，在捕鯨的世界裏，人類同自然的根本關係是技術的，這在《捕鯨索》一章中得到了最為細致的描繪。這種簡單的捕鯨索就好像是人類同自然之間物質上密切相連的原型。為了打破文明人已經獲得了獨立於自然世界之外的這一幻想，麥爾維爾將捕鯨索變成了我們動物命運的象征。鯨索是人類捕殺鯨時必備的工具，又是毀滅人類自身的利器：在第三天的追捕中，亞哈就是被自己拋向白鯨莫比-迪克的鯨索拖出了小艇，最後葬身海底。人類自己親手製造的工具最終葬送了自己。
在《為瀕危的世界寫作：美國及其他國家的文學、文化與環境》一書的第六章中，勞倫斯·布依爾從生態視角對《白鯨》進行了較為詳盡的分析，他認為沒有任何一部描寫“人鯨對抗”的現代作品可以同這部工業時代初期驚人的預言性作品相比肩。布依爾指出，細讀麥爾維爾的《白鯨》，展示了當代文本中環境想象的長久失敗，“因為這部小說更關注的是捕鯨和捕鯨人，而不是對鯨的觀察”。麥爾維爾時代的捕鯨故事更強調獵鯨時的勇敢、冒險和刺激，而較少考慮鯨被追趕、受傷和殺死時所受的痛苦，所以在《白鯨》中，大部分的同情給予了那些在危險環境下勞作的水手們，而對於他們獵物的人道主義的關懷卻是吝惜而節製的。但同時布依爾又認為：麥爾維爾筆下的鯊魚代表了海洋的狂暴、掠奪、“同類相食的”一麵；雖然我們知道鯨吃什麼，並且有時也看見它們這樣做，但鯨卻並沒有被當作邪惡的食肉動物。相反，它們更多的時候成為了捕鯨者的犧牲品，所以在《白鯨》這部小說中，作者多次將邪惡指向了捕鯨者：小說不僅將亞哈描繪成偏執狂，而且把整個捕鯨業描繪成“一種屠宰業”，捕鯨者則是“屠夫”。在文中，布依爾還對伊麗莎白·舒爾茲的批評做出了回應：“雖然我認為舒爾茲誇大了小說對於物種滅絕的關心……但我還是完全同意她的發現：小說對於捕鯨業的批評是同其人類-非人類關係密切的主題聯係在一起的。”③
隨著生態批評的興起，國內也出現了對麥爾維爾作品生態解讀的熱潮，並且逐年呈上升趨勢，至2009年12月，已發表的論文共26篇，而2007—2009三年中就達18篇之多。其代表性論文及主要觀點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郭海平（2009）將文學倫理學批評方法和生態批評方法結合起來重新審視了亞哈、“裴闊德”號捕鯨船的悲劇和以實瑪利戲劇性生還的結局；嶽慶雲（2006）、付文中（2006）從人與自然、人與人/社會和人與自我的關係為參照體係，在地球生態圈失衡與危機的大語境下，分析了《白鯨》中所體現的三重關係的失衡與危機的問題；李小海（2009）認為人類精神世界中的價值取向褊狹，情感世界蒼白、人性扭曲變異等精神生態的危機才是生態危機的真正根源，作者分析了亞哈在追捕白鯨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偏執狂”正是其精神生態危機的表現；沈長豔（2008）、穆靜（2007）、徐明（2006）從人類中心主義的視角分析了亞哈走向毀滅的過程，認為他是以自我中心的人類沙文主義的犧牲品；鄒渝剛（2006）、田芳（2005）、薑亦華（2002）闡釋了《白鯨》中大海、鯨、莫比-迪克、“裴廊德”號捕鯨船等不同層次的生態象征意義，並分析了以實瑪利的理智與亞哈的瘋狂所產生的不同結局，指出人與自然對立的社會原因植根於人與人的對立，同時人與自然的對立又進一步加深了人與人的對立，所以人類在毀滅自然世界的同時，也毀滅了自己；胡鐵生（2008）指出，亞哈的悲劇揭示了人與大自然是同一矛盾體中的兩個方麵，人類隻有增強生態意識，從與自然的對抗走向與大自然的和諧，才能最大程度地受惠於大自然；沈麗（2008）、謝麗琴（2007）、鍾燕（2005）從海洋生態學解讀了《白鯨》的海洋生態思想，批判海上人類中心主義和征服海洋的欲望；荊晶（2007）運用施韋澤的“敬畏生命說”來論證了亞哈在追殺白鯨中所表現出的人類中心主義的危害，認為隻有尊重其他生命，徹底擯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人類才能避免與自然走向共同滅亡的生態悲劇。
雖然國內外已有零散的文章探討《白鯨》中人與自然的關係，但是迄今為止還沒有人對麥爾維爾作品從生態批評的視野做全麵深入的研究和梳理，國內外還沒有一部關於麥爾維爾生態批評的專著問世，而且國內有的論述中還有不少誤讀。因而運用生態批評理論對麥爾維爾係列海洋作品進行生態重讀，就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和廣闊的研究前景。2009年6月在加拿大舉行的“文學與環境研究協會”（ASLE）第8屆國際會議中，大會安排了“麥爾維爾令人沉醉的島嶼世界”和“麥爾維爾繽彩紛呈的自然”兩個專題討論組，來自德國曼海姆大學、密歇根州立大學、紐約城市大學等高校的六名學者提交了論文，討論了麥爾維爾海洋作品中的生態思想。作為當前國際上最大的生態批評陣營，“文學與環境研究協會”對麥爾維爾的關注，或許將帶給人們更多的思考，開啟麥爾維爾生態批評研究的新裏程。
注釋
① Myra Jehlen, ed.“Introduction,” in Herman Melville: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4:2~3
② Lawrence Buell.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Literatur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U. S. and Beyond.Belkna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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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泉：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